如果翻开西方学者对中国历朝历代的评价，估计会让无数国人震惊的不敢相信，因为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宋朝才是最好的王朝！甚至，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从960年到1279年，宋朝的确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和辉煌，政治上宽松、经济上发达、文化上繁荣、科技上先进，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王朝。因此，西方学者评价宋朝是“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甚至“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的确有其道理。

但问题是：西方学者喜欢宋朝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上的原因吗？其实，固然这些原因，但还有其他原因，而这一点才是最致命的。

宋王朝的致命缺陷

宋朝先天不足，主要缺少幽云十六州的屏障，兼之西夏牵制，导致整个王朝一直被动。至于大理与吐蕃，对宋朝牵制相对较小。

东北方向，先是契丹辽国，长期占据幽云十六州与辽东，到朱元璋收复此地时，此地已与中原割裂长达400年；辽国之后是金国，以及金兵南下饮马淮河，将繁荣的北方搞的千里无人烟。

西北方向，西夏建立之后，与辽国一西一东，分别牵制宋朝。西夏整体实力不强，但因为地形与辽国牵制的缘故而很难缠，不时的挑起争端，导致宋朝西北长期“烂”不可言。

五代十国时期，武将横行霸道，赵匡胤建宋之后压制武将、抬高文官，其实是正确的举措。但因为赵匡胤英年早逝，没办法及时纠正这种错误思路，后人也没能改正，于是导致宋朝武将不振，立下大功的狄青都被打压的不像话，兼之遇到辽国、西夏，由此变成“弱宋”。

但宋朝致命缺陷并非武力不振，因为比武力不振更可怕的是精神不振，毫无汉唐时代的精气神。面对辽国、小国西夏，宋朝考虑的不是如何战胜他们，而是“花钱”，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就是花钱消灾，或花钱买和平，宋辽澶渊之盟就是如此。

也就是说，宋朝虽然繁荣，虽然的确面临困局，但宋朝没有用武力改变的勇气，没有夺回汉唐故地的勇气，而是变成脊梁骨挺不直的有钱的驼背之人，一遇强人就跪。

西方高抬宋朝原因

印度甘地，为何深得西方欢迎，甚至还专门拍电影宣传甘地思想？因为甘地虽然宣传“不合作”，但他“不合作”的前置是“非暴力”，不用暴力与殖民者（奴隶主）对抗，焉能不让当时西方喜欢！因此，印度甘地注定风靡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相反主张革命的中国先辈们注定得不到西方欢迎！

与印度甘地一个道理，西方喜欢宋朝也有这些原因，更喜欢如今中国也像曾经的宋朝一样。

试想一下，如果学宋朝一样的话，那么现在中国该怎么做：是不是毫无斗志的遇强则跪，是不是要再签“澶渊之盟”，是不是还要“纳贡”，是不是不收回某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仅能不战而胜，还能瓦解中国人的民心士气！

更为可怕的是，宋朝的“跪”与“花钱”真的能得到和平了吗？当然不可能，短期之内或有效果，但长期却一败涂地：首先，花钱之后，辽国西夏都经常有劫掠行为；其次，王安石改革的原因，就在于宋朝财政困难，岁币等岂不加重财政困难？第三，长期花钱买和平，养出了习惯，以至于军队丧失战斗力，否则金国如何能轻易灭掉北宋？总之，事实胜于雄辩，最终废了自己，短短160年北宋就灭亡了，靖康之耻是一个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学宋朝，迟早会废了自己。

因此，西方最喜欢现在中国学宋朝一样，不停的“跪”，不停的“花钱买和平”。相反，估计最讨厌中国学汉唐一样武德充沛。

去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学院创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像“澶渊之盟”的宋辽一样，摒弃彼此间的嫌隙，达到所谓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平衡状态等云云。按照格雷厄姆的表述，显然是中国像宋朝、美国像辽国的签署新时代的“澶渊之盟”。这是战略忽悠吗？

因此，西方学者高赞中国宋朝，固然有宋朝文治的确伟大的缘故，但也存在让我们警惕之处，即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西方希望现在的中国学宋朝面对强敌的态度，从而让中国主动“下跪”。

或许，有人认为笔者是哗众取宠，但上述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发言，以及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映，其实已经说明这不是空穴来风。比如，以前在百家讲坛上说三国出名的教授，在厦门大学校庆中谈到宋朝统治者治国观点是“和平发展”四个字，还称“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等。将宋朝跪式求和与“和平发展”挂钩，混淆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难道不是西方灌下的迷魂汤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