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雩田圩会议”召开过后，红六军在万安成立，黄公略任军长。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红六军和红四军、红五六军齐名，黄公略和彭德怀、毛主席、朱德同为中央苏区四大领袖，号称“朱毛彭黄”。

1930年5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将四大苏区的主力红军组编为四个军团。

其中的一军团包含朱毛的红四军和黄公略的红六军；二军团包含洪湖地区周逸群的红六军和贺龙的红二军；三军团由彭德怀带领的红五军、红八军组成；而鄂豫皖苏区的许继慎、徐向前部因敌人消息封锁，未能按计划编为四军团。

因为中国工农红军同时出现了两个红六军，黄公略的红六军随后在中央指示下改为了红三军。

红一、二、三军团组编完成，李立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毛主席明明知道红军这时的实力还不足以攻打大城市，但又不能违反中央命令，只好率领红一军团做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在进攻不利的情况下，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组合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回师江西。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江西省鲁涤平为总指挥，湖南省何健为副总指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声势浩大的围攻。

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来说，这是一次空前大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毛主席制定了“放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方针，准备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来打。

不用说，毛主席所制定的这个方针是比较务实的，也是比较稳当可靠的。

但江西省行动委员却对毛主席的方针提出反对，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极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甚至喊出了“打到南昌去”的口号。

来敌人多势众，我军只有把两个军团合起来，攥成一只拳头，才能出击有力，才有可能吃掉敌一个整师。

那么，作为红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的意见就非常关键了。

当时，红三军团驻扎在于都的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两地相距六七十里，中间还隔着一条赣江。

红三军团的组成人员多来自平江、浏阳与阳新、大冶，有相当一部分指战员的思想上还保留有地方观念，他们七嘴八舌展开议论，反对过江，主张一、三军团夹江东西而阵，各发展各的根据地。

彭德怀经过权衡利弊，赞成毛主席的主张，力排众议，下令过江。

他对心存异议的同志们：“有意见到河东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之类的怪话。”

若干年后，彭老总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中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

然而，在彭德怀紧锣密鼓，四下征调和打造船只准备过江的时候，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截获了一封貌似是毛主席写给他的秘书古柏的信。

信中的内容让人触目惊心，其中还出现了“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的字眼。

彭德怀看了信，转给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人传阅。

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人看了，个个心惊。

彭德怀等他们都看了，下结论说：“毛政委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听了彭总这么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滕代远说：“的确，这封信有诈，毛政委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耍阴谋。”

袁国平赞同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于是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他紧急召开了三军团前委会议，写下了一个简短的《红三军团宣言》，声明：一定要粉碎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团结一致，坚决拥护毛政委、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会议结束，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总前委。

次日，他带领三军团渡过赣江，开到了离总前委15里的地方。

安置好队伍，他又亲自前往总前委，把毛主席请到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将一场由“伪信”所引发的危机巧妙化解了。

事后证明，模仿毛主席的笔迹，捣鼓出这样一封伪信的人，姓丛，名永中，是个野心家，他这么干的目的，就是挑拨“毛、朱、彭、黄”的关系，分裂红军。

他伪造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三封，分别让人送给了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

而朱德、黄公略也和彭德怀一样，都是和毛主席同甘苦、共患难，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根本不为他的离间计所动，坚定地和毛主席站在了一起。

拆穿了丛永中的鬼把戏后，毛主席长舒了一口气，对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说：“你们三人中，但凡有一人信了信里面写的鬼话，都会对红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是的，强敌当前，如果红军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就根本不会取得接下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那么，中国革命的道路，将会变得更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