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观点：韩军之所以在战争头四天迅速溃败并丢失首都汉城，是因为时任韩国陆军总参谋长蔡秉德（???）是一名人民军间谍，他在战争爆发前后下达了临时调换部队长官、将一半以上的重武器送去维修、让三分之一的官兵放假回家、在陆军本部召开通宵酒会和炸断汉江大桥切断韩军退路等诸多不合理命令。

李亨根（左）

把这个观点公开化的是曾在战争初期担任韩军第2师团长的李亨根（???）大将，他在1993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一号军人的一生》，里面把蔡秉德的这些行为总结为“朝鲜战争初期的十个未解之谜”，李亨根信誓旦旦地写道：“我确信军队内部的左翼分子误导了韩国的军事行动。那么，与敌人暗中勾结的究竟是谁呢？我这里不方便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不经过调查不好公布结论，更何况其中的一些人还活着。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拿出确凿证据！”

根据李亨根的说法，他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蔡总参谋长是人民军间谍，但却可以百分百肯定，常伴随蔡总参谋长左右的副官罗严光（???）中尉，因为此人并非军事英语学院或韩国陆军士官学院毕业生，甚至都不是正式在编军人，却堂而皇之地佩戴着韩国陆军中尉军衔，接触各类重要敏感军事信息。所以蔡秉德明知罗严光身份复杂却仍对其信任有加，最起码也是犯了间谍行为转移罪。

1950年4月10日，蔡秉德再度被任命为韩军总参谋长，他一上任就把部署在前线的三个师团长官进行了更换，他们分别是第1师团长白善烨、第3师团长柳承烈和第5师团长李应俊，此外被更换的还有陆军司令部作战主任、作战副主任、作战处处长等人，由于新上任的长官对部队情况和驻防地段不熟悉，这些都导致在战争爆发初期韩军总参谋部不能迅速掌控局势。

大腹便便的蔡秉德（中）

蔡秉德上任后，即公开宣布要对北方进行大规模入侵，但又没制定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只是整天吹牛：“到时候我们将在汉城吃早饭，在开城吃午饭 , 在平壤吃晚饭。”他所做的唯一准备措施就是向美国索要坦克和重炮等重型武器，对此担心韩国破坏东北亚和平局势的美国自然予以拒绝。此外他还把五个师团的兵力一字排开摆在三八线上，摆出一副要进攻北方的态势，却完全没有布置二线防御阵地。

1950年6月上旬战争爆发前夕，蔡秉德又忽然发布命令，下令将韩军中的大部分重型武器（包括重机枪、大炮和汽车等）转移到仁川港附近的富平基地，进行临时维修。到6月23日，韩军陆军情报室收到部署在议政府的第7师团报告，称对面人民军似乎正在进行地形侦察。对此，金正弼中尉和李永根中尉在当天的紧急会议上指出，称人民军极有可能在25日这天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并建议立即发布警报和加强前线部队的战备工作。

但蔡秉德拒对此则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整个5月韩军已经戒备了一个月，6月10日至24日又戒备了半个月，由于官兵们始终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因此现在都变得非常疲惫，士气十分低落，该允许他们解除戒备，出去玩玩或回家看看家人了，更何况朝鲜方面刚刚发布和平统一的诉求，显然战争是打不起来的。蔡秉德的这一决定，使得到战争爆发时，前线韩军有三分之一的官兵正在外面休假，只有始终处于戒备之中的第6师团没有陷入这种窘境。

副官给蔡秉德喂水喝

6月24日下午5点，战争爆发前的十几个小时，韩国陆军司令部部长、各部部长、参谋长和前线师团长等50多人又被蔡秉德召集到位于汉城的新建陆军大厅，参加竣工仪式暨联欢酒会。大家喝酒喝到10点后，东洋新闻总编辑郑国恩又召开第二轮酒会，并放言到：“大家尽管敞开喝，酒钱我包了！”这就导致到第二天（6月25日）凌晨4点人民军炮火开始打击韩军阵地时，大部分参加过酒会的韩军将领都正在家里呼呼大睡呢。

6月25日凌晨4点20分，部署在春川前线的韩军第6师团7联队长林富泽打电话给总参谋部值班室，报告阵地遭到袭击的消息，接电话的正是罗严光中尉，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跟蔡秉德汇报此事，反正接了电话后总参谋部没有立即什么反应。一小时后，蔡秉德才向总参谋部各处拨打紧急电话，喊处长们来总参谋部上班，但直到10点左右，大家才拖拖拉拉地赶来上班。而由于主要领导没有到齐，在此之前陆军本部甚至连会议都开不了。

驻守汉城门户议政府的是韩军第7师团，在6月25日当天，该师团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工兵大队长崔正勋（???）少校邀请该师团的前线主要指挥官于上午9点去汉城，说要在大韩剧场旁举行婚礼。而正当第7师团与人民军发生战斗时，官兵们却发现手中弹药仅够打一轮的——原本负责提供弹药的工程兵部队已在崔正勋少校命令下将大部分炮弹转移。这也导致第7师团很快从议政府败退下来，汉城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蔡秉德与官兵们合影

汉城陷落前夕，韩国总统李承晚李承晚派总统特使金弘一少将去找仍在前线作战的第1师团长白善烨，让他带着部队尽快撤退。白师团长回复道：“请出示撤退令，否则不能撤退。” 于是，金弘一只好跑到陆军本部，找蔡秉德要他写一条“撤退令”，但正坐在轿车里的蔡秉德居然当场予以拒绝，甚至还没下车就带着几个参谋跑了。这也导致韩军第1师团没能及时撤退，全师团有3400余人在强渡汉江时溺水而亡，对此白善烨怒骂道：“这混蛋还是是大韩民国的陆军总参谋长吗？”

而在6月28日人民军解放汉城后，蔡秉德仍不允许一兵一卒退过汉江大桥，甚至连汉城军火库中的大量军火和军需物资都没有下令撤走。到6月28日韩军面临总崩溃时，蔡秉德又命令崔昌植工兵上校在当天上午将汉江大桥毫无征兆得突然炸毁，即使桥上还正有大量难民通过。由于退路被切断，仍滞留在汉江北岸的韩军6个师团陷入全面崩溃，有4.4万余人被打死或被俘，约占当时韩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

正因为这一系列骚操作，再加上美军顾问麦克阿瑟将军来前线视察时，蔡秉德对其大言不惭地报告说：“只要武装200万韩国青年，我们就能取得反攻的胜利。”由于麦将军很讨厌这种浮夸的作风，导致蔡秉德在汉城陷落48小时内就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1950年7月26日，蔡秉德在带着美军第29步兵团的一个营向前线运动时，遭到身穿韩军军服的人民军特工部队袭击，被当场击中头部后身亡，死后他被追赠为韩军中将。

蔡秉德之墓，左五画圈者为蔡秉德弟弟

而那个身份成迷的罗严光中尉则在汉城陷落后就已下落不明，虽然现在韩国爱国军人墓地里还立有其墓碑，不过也只是个衣冠冢而已，其人也许早就跑回人民军那边。招办第二轮酒会的郑国恩总编辑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于1954年2月19日被李承晚以间谍罪的罪名处决。而那个神秘的崔正勋少校，则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和下落了。

以上就是李亨根在回忆录中所列举的观点，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1979年双十二军事政变的真相都能被扒个底朝天，前总统都能被送进监狱，但总参谋长是人民军间谍这样重要的事情至今却一点线索也没有，这是不是很不符合正常逻辑？有句俗话说的好“死人是不会反驳的，活得越久就越能把持历史”，李亨根之所以死咬着蔡秉德不放，大概和两人之间的宿怨有关。

李亨根与蔡秉德都是美军创办的军事英语学校的首批学员和毕业生，两人的军号分别是1号和2号，据说两人为这个1号争得你死我活，结果最后1号还是归了李亨根，因为他老丈人李应俊是美军军政厅的顾问，蔡秉德为此骂他是个走后门的，两人从此反目成仇。所以当蔡秉德重新当上总参谋长时，李亨根甚至一度闹别扭不想在军队继续干了。

李亨根岳父李应俊

抛开两人的恩怨不谈，李亨根所坚持的“蔡秉德间谍论”，到底有没有根据？虽然体重高达136kg的大胖子蔡秉德从履历上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9期的他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韩奸，不过据说在担任日军富平兵工厂少校厂长时，曾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试图策反他，虽然蔡秉德没有给独立运动人士提供兵工厂生产的弹药，但也没有告发他们——要知道在当时的韩国，告发独立运动人士可是韩国人向上爬的最捷径道路。

所以从这一点看，蔡秉德能容忍罗严光中尉这个特工或许能讲得通了，他大概是看中了严光中尉的工作能力，而对于反间谍业务却没啥兴趣，或许在他看来，自己完全可以驾驭和摆平这些人。而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作出那一系列骚操作，则大概和蔡秉德的履历有关，他虽然长期在日军服役，但担任的都是军工生产方面的职务，并没有一点实战带兵经验。所以也有人评价蔡秉德是“合格的军队管理者，不称职的战争指挥官”。

蔡秉德对韩军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人事任免上，他在首次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就向总统李承晚表示，初创的韩军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军事人才，即使他们是曾在日军和伪满洲军服役过的韩奸也没关系。此后韩军开始大量招募日占时期的警察和军人，这些人自然也成为后来韩军对抗中朝联军的中坚力量。而像在战争前夕被蔡秉德临时提拔上去的白善烨等人，后来也被证实是非常优秀的战场指挥官。

丁一权

据说蔡秉德被麦克阿瑟就地免职后，由刚在美国结束完培训的丁一权接任陆军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丁一权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55期生，算是蔡秉德的学弟，同时他也是被后者提拔起来的亲日派将领。两人交接工作时，丁一权向蔡秉德敬了一个礼，说：“我是你的接班人，我是来帮助你的，但我很抱歉取代你的位置。”

据丁一权回忆，蔡炳德见是丁一权来接替自己，居然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并用力握着丁一权的手上下挥舞道：“丁将军绝对是适合这个职务的，总统阁下，现在我可以来助您一臂之力了。”所以，总的来说，笔者认为蔡秉德是人民军间谍的概率是相当低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李亨根直到去世前都不愿抛弃与一个死了50多年的同事的恩怨，只能说这个人实在是有够小鸡肚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