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与防御寇匪、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洪武时期，山东海疆遭到了两种敌对势力的侵扰，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一是寇匪，而后者的危害尤重。为了解决寇匪问题，明政府与日本进行了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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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海防外交的同时，明政府更注重海防建设，在山东海疆初步建立了以一所为中心、陆海结合的海防体系。海防卫所体系发挥了稳定海疆的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亦是明显的，为其日后走向破败埋下了隐患。此外，明廷还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寇匪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

一、山东海疆的严峻形势

明朝自建立之初，我国海疆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多事之秋，受到了来自寇匪和海盗的严重威胁。

（一）张士诚、方国珍余部的叨扰

张士诚，江苏北部沿海泰州白驹场（今属大丰市大隆乡）人。方国珍，浙江中部沿海台州黄岩洋屿（今属台州市路桥区）人。他们起初都以贩盐浮海为业，后成为元末起义中各雄踞一方的赫赫人物。张士诚割据江浙一带，带甲数十万，辖地2000余里，南抵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之金沟，西至安徽北部，东濒大海，势力极大。方国珍盘踞浙东，控制了庆元（今宁波）、台州和温州，“益强不可制”。张、方义军对元末腐朽政权给予了沉重打击。

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元朝政权统治的灭亡，张士诚和方国珍又与朱元璋展开了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张、方义军多是沿海百姓，对海上情况颇为熟悉。当他们被朱元璋攻灭以后，其余部多逃亡海上，与日本海盗及国内其他势力相联络，继续进行反明活动。

（二）寇匪的侵扰

寇匪是13至16世纪侵扰我国利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主要由日本的武士、浪人和奸商组成。寇匪对我国沿海的劫掠始自14世纪初，经过这次受创之后，寇匪稍有收敛，“至是海隅遂安”。但明朝刚建立，寇匪又频频出没于我国沿海地区，成为明太祖的心头之患。

山东作为沿海省份之一，在洪武年间时常受到寇匪的侵扰。

洪武年间，寇匪对山东沿海的侵扰达9次之多。而同一时期，遭受寇匪侵扰的其他沿海地区，辽东为1次，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7次，浙江16次，福建4次，广东7次。可见，山东是罹受寇匪侵扰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唐中期以后，日本人多从筑紫岛横渡大洋直航长江口，到达宁波、扬州等地，中日间的航程大大缩减。一直到宋元明清时，这条航路舟楫络绎不绝，成为中日两国的交通要道。但传统的交通路线并未完全废弃。

元朝时，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间的往来因元世祖忽必烈征日而中断，但中日间的私人贸易仍然存在，一些日本走私商仍然沿传统的海路到山东登州港进行通商贸易。所以直至明初洪武时期，

由于历史原因，寇匪仍然选择较为熟悉的海路，频频侵扰我国沿海，山东自然成为寇匪侵扰的主要目标之一了

。

山东在洪武七年前受到的寇匪侵扰较为严重，而自洪武八年到洪武二十一年则未见有寇匪事件发生，洪武二十二年则又成为寇匪入侵的重要目标。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严峻的海疆形势，促使明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海防问题。为此，明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积极与日本展开外交，希图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打击寇匪，一方面注重军事防御，加强海防建设，构筑海防钢铁长城。

二、明政府消弭山东沿海倭患的外交努力

从我国历史上看，每一个新生政权在诞生之初，都面临着收拾残局、穏定政权的问题，明王朝也是如此。当时社会经济残破，国内局势动荡，北方蒙古残余势力和帖木儿帝国遥相呼应，伺机南下，海外诸国尚未朝贡，东南沿海罹受寇匪侵扰，急需解决。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百姓休养生息，明太祖吸取隋元穷兵题武的经验教训，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睦邻自固的方针，起初，明太祖就是采取这种外交策略来解决山东寇匪问题的。

洪武二年一月，寇匪入侵山东海滨郡县后，明太祖于同年二月六日，遣杨载等7人出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可见，明太祖遣杨载出使日本的目的，一是要求日本朝贡我国，和我国友好交往，二是强烈抗议日本政府纵容寇匪为害我国，要求日本政府戢禁寇匪，使我国百姓免受荼毒。这份诏书，措辞极为严厉，而且专门就寇匪侵扰山东沿海问题进行了警告。由此可知，明太祖对山东倭患十分关注。

明太祖的初次外交努力，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寇匪对我国的侵扰有增无减，而且自洪武三年后，劫掠范围从山东扩大到浙江、福建等省份。明太祖没有放弃外交尝试，又于是年三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持诏书出使日本。

这次出使日本，明太祖没有从礼部直接派遣使员，而是派遣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究其原因，可能是基于沿海地方官员对寇匪之害有更直接而深刻感受的思考。这也足以说明，明太祖确实十分重视山东倭患。实践证明，赵秩的确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克服重重困难，将诏书送到南朝怀良亲王手中。在怀良王兵刃的威胁下，他从容不迫，据理力争，致使怀良王为之折服，决定派遣使者来华。

洪武四徉十月，怀良王遣贡使僧祖等9人来华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州、台州被掠人口70余。明太祖十分高兴，宴请其使者，并赐怀良王大统丿万及文绮、纱罗。明太祖的外交努力初见成效。

徂是，事态并没有如此发展下去。这时，朱元璋从日本僧人椿庭海那里得知，口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状态，怀良只是南朝的亲王，而北朝则由足利将军当权。洪武五年五月，朱元璋遂任命嘉兴府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等8人出使日本，兼这日本使者回国。到达日本后，南朝担心明朝与日本北朝建立关系，将明朝使者秘密扣押。

北朝将军足利义满获悉，遣使将明朝使者接回。经此波折，祖阐一行于洪武七年五月才返回南京。六月，日本北朝将军遣使来贡。由于祖阐被扣押的事情使朱元璋大为不快，朱元璋予以拒绝。

此时，

朱元璋已经了解了日本国情，对借助日本政府解决寇匪问题也不再抱有希望

，决计加强海防建设，以武力制止寇匪。此后，无论日本北朝还是南朝遣使来贡，朱元璋都予以拒绝。

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朱元璋颁《皇明祖训》，明确提出与日本断绝关系，同时将日本列入15个“不征之国”

。

三、山东海防军事体系的建立与效果

(一)山东海防军事体系的建立

明政府在借助外交手段解除倭害的同时，更注重军事防御，积极加强海防建设，在山东海疆基本上建成了相对完善的陆海结合的海防卫所体系。

第一，建立沿海卫所

卫所制度是明代前期重要的军事制度，卫、所设置在要害之地，平时，各卫所官员统率本卫所士卒训练、屯种，遇有征战，则由朝廷派将军统领出征，战事结束后，将领回朝，士兵回卫所。

卫和所是明代山东海防体系的中心建制，是海防军队借以驻扎、保护海疆的最主要的军事据点，故明政府十分重视卫所的选址和城墙的建筑。这些卫所，除青州左卫设于内地外，其他都地处海滨关键位置，具有重要的海防战略地位。

第二，设置巡检司

在明代，巡检司设于关隘冲要之处，具有保卫边境和镇守地方之责，由于巡检词具有如此职能，明朝政府将其纳入山东海防体系。

明朝政府在山东沿海要地设置了许多巡检司。巡检司必须设于海滨关键地点，如果不便于海防，可被移置。

第三，建筑海防工事

明政府又重视海防工事的建设，在海口要地建筑了城寨、墩堡，以协助卫所和巡检司，从而在山东沿海构筑了一道由卫、所、司、城寨、墩堡五级结构互为騎角的绵密的海岸陆地防线。

明太祖釆纳了他的建议，在北宋原建的“刀鱼寨”的基础上，兴修了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后来成为明朝重要的水军训练基地，海防作用极为重大。洪武十七年，明太祖又派遣汤和实地考察海疆形势，“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的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山东都指挥使周房奏准在莱州卫要害之处置8总寨，在宁海卫置5总寨，共辖48小寨，以防御寇匪。城寨的建设，无疑增强了山东的海防力量。

第四，建设水军

舟师巡海制始于洪武六年。为了增强水军的战斗力，明太祖重视发展造船业，改善水军的武备。洪武时期，山东地方水军也得到了相应发展。洪武年间，山东地方水军至少有备倭船60只，水军6720人。

洪武七年六月，寇匪入侵山东胶海，靖海侯吴祯率领沿海各军，追至琉球大洋，俘获了大批寇匪人员和船只。根据寇匪作乱的时间和地点受制日风向变化的特点，明太祖在山东莱州府制定了水军“海哨”之制，作为防倭之法。可见，洪武时期山东地方水军已初具规模，且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二)山东海防军事体系的效果

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山东海防建设虽然与同时期的南方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同样有了显著发展，海防部署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陆海结合的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为海疆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是，海防卫所体系亦存在严重弊端。明太祖规定，军民分籍，军户世袭，这就使得军役成为一种固定的、没有出路的劳役。加以军俸微薄，边防条件艰苦，很多军人因不堪困苦而逃亡，也有的暗中兼做他业，卫所中军卒缺员、军人荒业就成为必然。久而久之，卫所就会空虚，海防就会废弛。事实上确实如此。

明太祖的海防作为亦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洪武初年，明朝海防建设的积极发展，使包括山东在内的沿海省份建立起了一道以卫所为依托，以水军为机动作战部队的强有力的海防线。但从洪武八年始，随着沿海各卫所的建立，明太祖的海防部署战略趋于保守了，更偏重于海岸防御，忽视海上防御。

从《明实录》的相关记载来看，直属中央水军再没有担任出海巡逻的任务，海上巡逻任务逐渐由地方水军担任。但地方水军对舟师巡海制并未贯彻执行。舟师巡海制遂渐为虚制。这种以陆为主的海防战略指导思想，对明代乃至清代的海防建设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四、海禁政策在山东的实施

“海禁”政策是明朝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禁止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关于明太祖实施“海禁”政策的原因，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而且并非从单方面进行讨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沿海奸民与海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里应外合。明太祖实行海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卫海疆安全，以巩固新生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禁政策实质上是明太祖为加强海防而釆取的政治措施和军事手段，属于明代海防政策的范畴。

山东作为海疆重地，当然也在“海禁”范围之内。登州是古代山东与朝鲜进行海外交往的交通要道。明太祖告诉朝鲜使者不要从海路来朝，固然与海路险恶有关，更主要的是明廷正在实行海禁政策。

清初承明制，实行海禁，一度束缚了山东海洋力量的健康成长。可见，明初洪武时期海禁政策的消极影响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