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阳政权政治上存在问题与缺陷，使得掌权者邓琬迫切需要军事上的胜利来转移朝臣视线，并积累政治资本、树立个人权威。义嘉之乱初，刘子勋的确获得了地方势力的广泛支持，基本上对宋明帝刘彧所在的建康形成合围之势，但却接连被宋明帝统领的军队扭转颓势、逐个击破。

宋明帝将领刘勔曾在劝降殷琰的书信中这样描述寻阳政权军事上的溃败：“南方初起，连州十六，拥徒百万，仲春以来，无战不北，摧陷殄灭，十无一二。”军事上的失利致使寻阳政权仅存在八个月就短命而亡。

张金龙先生认为刘子勋的失败跟高层决策的正确与否有关系，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深究双方在战争中的表现，寻阳政权的军事失利亦有其他复杂的原因，寻阳政权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

一、缺乏统一的指挥

首先，自义嘉之乱爆发，刘宋境内反叛宋明帝的地方势力就一直在各自为战。先是吴地诸郡长官起兵进攻建康，宋明帝刘彧遂派遣镇东将军巴陵王刘休若统众军东讨，至吴喜率诸军先后平定吴郡、吴兴、会稽三郡，宋明帝用了一个多月平息了吴地的叛乱，消除了后方威胁，并积极扶植地方势力参与平叛，使得豫州、青徐的反叛势力受到极大牵制，仅能在当地活动。

与此同时，寻阳政权讨伐宋明帝的主力军队进展缓慢，直到三月三日，孙冲之率领的前锋才与建康军殷孝祖部交战，而此时吴地反叛势力基本被剿灭殆尽。可知，义嘉之乱初，刘子勋的反叛势力虽占据绝对优势，将建康四面合围，但没有采取步调一致的进攻策略，造成吴地反叛势力孤军深入，被宋明帝消灭的被动局面。

究其原因，义嘉之乱中的反叛宋明帝的地方势力实际上各怀动机，他们与寻阳朝廷之间仅是因反抗宋明帝而暂时建立起的松散的政治同盟，名义上接受寻阳朝廷的领导，实际上并不会将军政实权交付于后者，这一点在与宋明帝直接对抗的前线地区尤为明显，而寻阳朝廷也对此心知肚明。

归根到底，双方之间都是相互利用，地方反叛势力打着寻阳政权的旗号，谋取实际政治利益；寻阳政权利用地方反叛势力消耗、牵制宋明帝政权的力量。因此，义嘉之乱中反叛宋明帝的地方势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造成的军事损失，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寻阳朝廷决策的失误，而是寻阳政权影响力有限，无法对地方实行有效的控制的政治缺陷造成的。

再者，义嘉之乱中，寻阳朝廷及反抗宋明帝的地方势力都存在用人问题。《资治通鉴》卷一三一《宋纪十三》明帝泰始二年载：邓琬以刘胡与沈攸之等相持久不决，乃加袁顗督征讨诸军事。六月，甲戌，率楼船千艘，战士二万，来入鹊尾。本无将略，性又怯桡，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唯赋诗谈义而已，不复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

可知，袁顗在军中既没威望，又无军事才能，根本不具备担任讨伐军统帅的素质。他鄙薄武事，与诸将之间关系生疏，甚至矛盾重重，这势必会影响军队的士气与战斗力。更遭的是，寻阳军的粮道被切断，面临着粮草不继的困境，刘胡曾向袁顗求借襄阳的军资，袁顗以“都下两宅未成，方应经理”为由，予以拒绝。

可笑的是，袁顗听信传闻，以“建康米贵，斗至数百，以为（建康军）将不攻自溃”安慰刘胡，令其按兵不动。袁顗的幼稚、自私之举，对已经身处险境的寻阳军无疑是雪上加霜。刘胡是寻阳军的主将，因长期在雍州伐蛮，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史载“胡宿将，屡有战功，素多狡诈，为众推伏，攸之等素惮之。”

不过，寻阳军与建康军在鹊尾地区的攻防多是刘胡不擅长的水战，他自己也曾跟随军长史王念提到过：“吾少习步战，未闲水斗。若步战，恒在数万人中，水战在一舸之上，舸舸各进，不复相关，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万全之计，吾不为也。”刘胡多次派水军进攻钱溪未果，跟他不擅水战有很大关系，再加上刘胡一向骄纵轻敌，导致粮道被切断，寻阳军陷入全面被动。后来，袁顗与刘胡相继弃军逃跑，寻阳军队迅速崩溃。

由此可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袁顗与刘胡都不具备担任统帅的能力，寻阳朝廷却将讨伐重任寄托在这些人手中，军事上的溃败不言而喻。反抗宋明帝的地方势力也有用人上的缺陷。如豫州刺史殷琰任命的南汝阴太守裴季、象县令许道莲相继投靠宋明帝，或受他们影响，淮西人郑墨率领部曲子弟及淮右郡兵在陈郡也举兵归顺宋明帝，殷琰不得不分兵征讨。

又如青徐地区的叛乱主要由薛安都的儿子薛索儿领导，他显然没有震慑当地豪强大族的威望与能力，滥杀降将，大肆抢掠，大失民心，其部将傅灵越被俘后坦言：“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致败之由，实在于此。”

二、统治高层的用人不当

寻阳政权高层在军事上用人不当，为义嘉之乱的失败埋下了隐患。不过，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寻阳政权缺乏带兵统将的军事将领。寻阳朝廷派去征讨宋明帝的将领，基本上是原江州军府的基层武将与带兵前来的郡太守，这些人大多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欠缺指挥战斗、组织军队的能力，临时被委任为将领赶赴前线。

如前锋统帅陶亮“本无干略”，听闻殷孝祖来，畏缩不进，至殷孝祖战败被杀，孙冲之以“孝祖枭将，一战便死。天下事定矣”劝陶亮乘胜追击，直下建康，陶亮不从，待建康军援军赶来，一举击溃孙冲之，陶亮“闻湖、白二城陷没，大惧，急呼冲之还鹊尾，留薛常宝代冲之守赭圻。”刘胡率兵赶来，双方围绕赭圻展开了惨烈的大战，寻阳军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依然失败，赭圻陷落。

另外，寻阳政权的地方军政长官缺乏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心理素质，战场局面略显颓势就临阵慌乱，落荒而逃。如豫州战事中，杜叔宝率五千兵士运送粮草，仅前军五百人受到攻击，就丢下辎重粮草全军撤退，“刘顺闻米车见烧，叔宝又走，五月一日夜，众溃。”自此豫州地区的反叛武装转入守势。

又如吴地战事中，孔璪听闻吴喜率兵攻至，“大惧，堕床，曰：‘悬赏所购，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将为人禽。’左右纷纷逃散，孔璪后与王昙生逃向钱塘，王昙生所属的八千士兵投靠宋明帝。此等事例，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宋明帝一方集中了刘宋境内最优秀的战将，如王玄谟、沈攸之、张兴世、吴喜、刘勔等等。

吴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他所率兵力极少，却收效显著，多次陷入苦战，以少胜多，加上过去曾施恩于吴地，故“百姓闻吴河东来，皆望风降散，故喜所至克捷。”徐瑗举荐的军主刘亮“果劲便刀盾……每战以刀盾直荡，往辄陷决，张永嫌其过锐，不令居前。”张兴世献“越鹊尾而上据钱溪”之奇策，切断寻阳军粮道，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场形势。

刘勔“内攻外卫，战无不捷。善抚将帅，以宽厚为众所依”，其副将吕安国率军偷袭杜叔宝粮草，大破之，缴获甚多。可见，由于缺乏具备领兵作战能力的将领，寻阳政权高层在用人方面的决策失误实属无奈之举。换言之，与宋明帝的军队相比，寻阳军在军事指挥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而在义嘉之乱中，他们在兵员数量上始终占有优势，却接连失败，应该跟将领的素质有很大关系。

三、军事对抗

义嘉之乱初，寻阳政权在军事方面优势明显。吴地孔觊部属孙昙罐已经率军直逼建康，“部陈甚盛”。宋明帝派遣至吴地任职的庾业起兵暴乱，“庾业于长塘湖口夹岸筑城，有众七千人，器甲甚盛。”

与此同时，寻阳朝廷在江州聚集了十几万军队，前锋由孙冲之统帅进驻赭圻，他在与刘子勋书信中提到：“舟楫已办，器械亦整，三军踊跃，人争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可知，寻阳政权仅从江州、吴地方向，就集结了大约二十万军队进攻建康，而宋明帝能够调遣的防御力量只有驻守建康的禁卫军，兵力相当有限。

《宋书》卷八六《殷孝祖传》载：“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尤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殷孝祖仅率二千人入朝，就稳定朝廷人心，可见建康政权面临的局势相当严峻。然而，寻阳政权的军队尽管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却罕有胜绩，这其中固然有将领指挥失策的因素，但也说明了寻阳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强悍。

究其原因，义嘉之乱爆发前后，无论是寻阳朝廷的军队还是地方武装，在军队的组织与训练方面都缺乏充分准备。义嘉之乱前，邓琬在江州起兵反抗前废帝，“（邓琬）遣使上诸郡民丁，收敛器械，十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出顿大雷，于两岸筑垒。”

邓琬匆忙扩军，迅速集结，在短时间内定不会进行严密的军事训练，而将这样的军队投入战场，毫无战斗力可言。吴地的反叛势力似乎也存在这种问题，准备不足，仓促起兵。吴人顾琛曾言：“江东忘战日久，士不习兵。”

刘宋时，社会风气的变化，吴人轻悍、好斗的尚武善战气质渐退，如孔觊军队见到“形势殊异”的蜀兵竟然仓皇逃走，吴兵缺乏训练，战斗力虚弱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宋明帝掌握的兵力虽少，但却均是精锐兵士。《南史》卷四六《李安民传》载：“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

与刘子勋征发民丁不同，宋明帝令将帅募兵以弥补兵力不足，此举颇有奇效，如“龙骧将军阮细夫募得蜀人数百，多壮勇便战，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又如豫州战事中，黄回“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众力既备，合战，便破之。”

不仅如此，战前宋明帝实行的“宽仁待物”的政策消除了兵士的疑虑，《宋书》卷八四《孔觊传》载：“时将士多是东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上因送军普加宣示曰：‘朕方务德简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为虑也。’众于是大悦。”

兵士无后顾之忧，自然在战场上尽心竭力，“诸军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众为之用，莫不尽力。”可见，宋明帝的安抚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为其军事上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总结

通过对比双方的军事实力与较量结果可知，宋明帝虽然在兵力上处于下风，但他拥有众多骁勇善战的将领及精锐的禁卫军，其令将帅募兵的政策也大幅度增强了军事实力，而寻阳政权军事实力看上去强大，拥有几十万军队，但多是临时征发、缺乏军事训练的民丁，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

统帅袁顗、刘胡军事谋略有限，将领多是缺乏统兵作战经验的州郡长官，战场上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略显颓势就临阵奔逃，难以应敌。因此，无论是将领才能还是兵士素质，寻阳军都与建康军差距很大，显然不具备取得军事胜利的基础与条件，故即使“拥徒百万”，却也只能“无战不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