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这时候，列强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孙中山成长之际又遇到了两次列强大规模侵华战争。

先是1884——1885年法国大举入侵中国，清朝爱国将领虽取得镇南关大捷，歼敌1000余人，但是清朝“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然后是日本大举侵华。

日本先是在1874年侵犯台湾；1894年又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时的清王朝已经政治腐朽、弊端百出。正如孙中山在后来的《伦敦被难记》中所说：

（译文）

朝廷上下互相蒙骗、又互相勾结，遇到好处就各自中饱私囊，遇到麻烦就互相推诿扯皮，贪婪索贿风气已经成为习惯。当官没有不为财的，为政没有不索贿的。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也有描述：

（译文）

百姓日益穷困，乞丐遍地都是，盗匪漫山遍野；即使没有外部挑衅，内部精华也已枯竭，很快将有变故。

孙中山“反骨”的萌芽

孙中山9岁时，在村子私塾里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及“四书”等书。孙中山读书用功，记性又好。特别重要的是，他自幼就受到反清和反抗外族侵略思想的熏陶。

他的先祖孙鼎标就曾追随钟丁先起义抗清，英勇善战，为钟丁先所器重。后来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注重民族气节，“不愿臣事清朝”，被后代所传颂。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就是从珠江三角洲开始的。这些反清、抗英斗争事迹，经常是程氏婶母和长辈给孙中山讲故事的题材。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省金田村发动起义，香山县的民众在卢灵飞等人的率领下参加了太平军，这又是村上老人讲故事的内容之一。孙中山幼年时，村上有一位太平军老战士叫冯爽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返乡种田。他早晨、傍晚在孙中山家门前的榕树下乘凉休息，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造反的故事。孙中山听得非常入神，对洪秀全十分敬慕，对清朝的统治十分仇恨，曾脱口而出：“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他还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在与小伙伴们游戏“打仗”时，他经常扮演“洪秀全”。

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使孙中山自幼萌发了一种叛逆意识。

1876年的一天，清朝官兵查抄了村上杨氏三兄弟的财产，并将邻居杨启恒家的财物洗劫一空。对此，孙中山颇为气愤。当时，有人劝他躲开一点，他却说：“他是人，我也是人，怕他什么！”事后，他对父亲说：“他们就像强盗一样，如果他们人少，我就敢上前跟他们拼，看他们能奈我何！我们一定要报复！”

同年某日，孙中山看到一伙强盗进村抢劫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侨商。这位侨商无奈地哭诉说：“我完了，许多年来我冒了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积聚的钱都被强盗抢去了。我倘使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中国却只有禁令，而没有保护。”

这一席话引起了孙中山的深思：“为什么中国没有洋人那样的政府和法律？为什么这个侨商冒了生命危险挣来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政府法律的保护呢？”

翠亨村虽不大，却有3家富户蓄有奴婢。这些奴婢整天干活，没有工钱，没有自由，而且随时会遭到主人的打骂。孙中山对这些人的遭遇非常同情，但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又不理解，曾问他父亲：“父母有什么权利出卖他们的子女，主人有什么权利公然鞭打他们的奴隶？”

孙中山人生第一次大转折

1879年5月，13岁的孙中山拖着长长的辫子远离故乡，随母赴檀香山到哥哥孙眉那里去。当他登上一艘2000吨级的英国轮船，在浩瀚无际的大海航行时，“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他后来回忆说：

比机器和汽轮更令我难忘的是船上的一根铁梁，它是连着船两边，使船更加坚固······我那时想，这么重的一根铁梁，多少人才能把它装好呢，发明这根大铁梁的人，一定是一个天才。为什么外国人所做的东西，中国人不能做？我立刻觉得中国总有不对的地方了。

孙中山踏上夏威夷岛的土地后，那里整齐清洁的街道，用花岗岩筑起的高楼，邮政局的设立，人民生活的井然有序，物质文明和科技的发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在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学习英语、美国史、西方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等。

这是他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洗礼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他所在的意奥兰尼学校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学校安排宗教教师和宗教课程，每个星期天还得去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在这些宗教活动中，渐渐被基督教教义所吸引，并准备受洗入教，因其兄孙眉的反对而未成。他受基督教的影响，曾撕毁孙眉挂在厅堂内的关帝画像，并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孙眉大为不满。后来，在1883年冬天，孙中山才与陆皓东一起，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

夏威夷的剧烈政治运动，也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孙中山在夏威夷时期，正值当地民众开展反对美国吞并的运动，提出“

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夏威夷

”口号，并深得许多华侨的支持。孙中山所在学校也卷进了这场斗争。孙中山置身于这一环境中，接受了

一次生动的民族主义教育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到：“那时美国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岛合并，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就天天在那里反抗。侨民看惯这种事情，当然更大受影响，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孙先生。”

孙中山在夏威夷4年多的生活，受到了

西式教育的启发、宗教救世的影响、夏威夷人民反美情绪的感染

，使他萌发了改良祖国、救世济人的愿望。

孙中山曾说：

（译文）回忆我幼年时期，在村子私塾上学，仅仅认识字而已。没几年就到了檀香山，在西式学校学习，看见他们的法律制度之完善，远胜于自己故乡。所以每到放学闲暇时间，就与同学聊天谈心，从而生出了改良祖国、拯救同胞的愿望。当时想的是，一定要使我国人民人人免于苦难，人人都享受幸福快乐，然后自己以此为乐。

这就是孙中山最早的“后天下之乐而乐”！

孙中山改良思想最终破灭

1883年7月，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到香港，又改乘中国沙船回香山县金星港，途中清吏以征收关税、查鸦片为借口，对乘客进行多次勒索。在第四次进行所谓检查时，孙中山不愿意打开箱子，拒绝检查。税吏们乘机扣留船只。

孙中山异常气愤，对乘客们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

回到家乡，他又多次向村民们宣传官吏的腐败：他们拿了你们的钱，你们没有受着出钱的益处。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如像建造学校、桥梁、马路等，但是他们只知道收税，一样事都没有做！你们出的钱哪里去了？到皇帝那里去了！

他告诉村民：统治中国的皇帝“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

1883年11月以后，孙中山先后入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香港西医书院读书。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孙中山不仅完成了高中到大学的学业训练，而且发展了“救国保种”思想。

孙中山在香港、广州求学期间结识了一批反清志士。其中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学郑士良。郑“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接纳皆江湖之士”。他是洪门三合会成员，向有反清复明思想，与孙中山意气相投。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等是孙的亲密朋友。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高谈造反覆满”，人称“四大寇”。

1892年7月，孙中山由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前往澳门镜湖医院悬壶行医。陈少白说，孙中山行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他这一年的医金收入计算一下，竟有一万元之多”。因此，社会上各界人士都乐意与他结交。

孙中山虽在澳门行医，但仍住在香港杨耀记商号内。1892年秋的一天，经“四大寇”之一的尤列的介绍，孙中山与辅仁文社社长杨衢云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由是杨衢云“朝夕常至，至则抵掌而谈，达旦不倦”。

杨衢云1892年3月建立的辅仁文社是以“尽心爱国”为座右铭，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而杨衢云与社内的谢缵泰等人也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所以，孙、杨等人思想一致，情投意合。孙中山在与杨的多次交谈中，在建立反清组织方面深受启发。杨曾建议孙“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共策进行”。孙中山因行医甚忙，未即着手建立组织。

1893年春，孙中山因遭到澳门葡萄牙籍医生的排挤而赴广州行医。其“医务之盛，一如澳门，粤中官绅与民众，无不知有孙逸仙医生之名者”。在行医的同时，积极开展反清活动，“而于会党之联络，尤为急进”。并不断物色反清志士，畅谈时政。

冯自由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期，时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质甫、程耀宸诸人，遂假双门底圣教书楼后进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俱乐部，旧友尤列、陆皓东、区凤墀等与焉”。“其时中山先生即曾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应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而未有具体之组织。”

孙中山

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汉族反抗少数民族统治的思想，积极开展反清活动，而且认真向西方学习，形成了一套社会改良方案

。

孙中山的社会改良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洋务派的影响。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富国强兵、稳固清王朝的统治，曾介绍过某些西方先进技术并提倡引进机器生产。虽然这只是“徒袭皮毛”式的学习西方，但也使西风开始吹进中国，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逐步形成了洋务运动。这对求知欲颇旺的孙中山来说，也很有影响。孙中山曾说：“中日之役，华兵溃败如此，实为可惨。殆因不重洋务之故。现今中国重洋务者唯李中堂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变华，谅可不致如此。”

二是得益于西学。孙中山从檀香山到香港长期接受西式教育，比较系统地得到了西学的训练，特别是汲取了进化论思想理论。

三是来源于维新改良派的改革思想。孙中山交往密切的人中有两类，一是郑士良、尤列、陈少白等反清志士，他们是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造反派；二是郑观应、何启等富有西学知识的维新思想家。

孙中山受后者的影响较大

。郑观应是孙中山的同乡前辈，著名的思想家、改革派，在19世纪末叶发表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提倡和宣传社会改革主张。据学者考证，孙中山早在1890年就与郑有交往，郑的《中外卫生要指》亦可能是孙中山帮助编成的，郑的发展农业、培养人才的思想对孙有很大影响。何启，南海人，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学医学、法学，回香港当律师，选为香港议政局议员。后创办香港西医书院，成为孙中山的老师。他曾发表《曾论书后》和《新政论议》等论著，呼吁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与何启交往密切，深受其影响。

早在1889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就写就了《致郑藻如书》。郑藻如曾任清朝直隶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等职，是一位长期参与洋务活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颇有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思想。孙中山的这封信是一份政见书，它阐述了改造乡村的政见，主要有三点：一是鼓励农民，以西洋之法兴农桑；二是“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并应“仿沪上戒烟之规”，认真做好劝戒吸食鸦片的工作；三是“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

《致郑藻如书》充分表露了孙中山爱国情怀和救世济人的崇高思想。

孙中山通过郑观应将此信递给了郑藻如。但此信并未产生任何结果。

1894年1月，孙中山草就了《上李鸿章书》，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该文长达8000余言，内容极为丰富。

《上李鸿章书》集中地表达了孙中山对发展近代社会经济的政见，提出了治国的四大纲要：（一）人能尽其才；（二）地能尽其利；（三）物能尽其用；（四）货能畅其流。

《上李鸿章书》在逐条论述以上四项主张后，又说：

（译文）

如果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旺，地能尽其利则百姓饮食充足，物能尽其用则资源丰厚，货能畅其流则财源充裕。故曰：此四者，是富强的大纲领，治国的大根本·····我认为以中国的民力财力，跟随西方脚步、推行新法，不超过二十年，就一定能与欧洲并驾齐驱甚至超过。

从《上李鸿章书》内容看，它是在承认现政权的前提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依靠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

孙中山解释说，“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是希望清政府“奋起”以领导社会改革。

为使《上李鸿章书》能送到李鸿章手上，孙中山首先找到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盛宙怀，然后由盛宙怀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以便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

1894年3月，孙中山抵达上海。在沪期间，他又与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王韬相遇。王韬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内容作了些修改。孙中山带着盛宙怀、郑观应、王韬3人写的介绍信于6月抵天津，“与罗稷臣相见”，通过罗将《上李鸿章书》送给了李鸿章。

这时候，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外交交涉和军事部署。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仅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是深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毅然决志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

孙中山改良社会的梦想破灭了。从此，他走上了建立党派、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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