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

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

。19岁时在广州师从著名理学家朱次琦，

受到经世思想的影响

。

他也钻研过佛学和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的“心学”。从1879年起，先后到上海、香港游览和考察，目睹了西方文明，从而产生学习西方的愿望。于是，他大量购买西学书籍，悉心研读。

他尤其注意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搜集了不少日本书籍，了解日新月异的日本政治。

康有为在1886年前后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康子内外篇》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民功篇》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

在《民功篇》中，他着重探讨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演变，强调“民功”即物质生产和技术的重要性，并主张仿效黄帝、尧、舜，实行变法。他具体指出：黄帝、尧、舜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隆盛时期，以后则越来越衰败。

其原因是：尧舜传贤不传子，后世传子不传贤；尧舜重视“民功”即重视物质生产和技术，后世不重视“民功”；尧舜能变政以利民，后世不敢变祖宗之法。

这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了他所代表的开明士子要求参政的愿望以及对于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欲的关心，他的变法思想初步形成。

这种初步形成的变法思想在他首次向皇帝上书中有了更明确的表达。1888年，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乘机想向光绪皇帝上书，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陈述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道上书，原想请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穌代递，但翁阅后认为“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不肯代递，但在社会上有所流传，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时康有为在给他弟弟康广仁的一封信中，通报朝廷消息说：“中朝有意明年亲政。”这是说光绪皇帝将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亲政。这个消息使京中某些政治力量活跃起来。

康有为就曾代御史屠仁守起草两道奏折《请醇亲王归政折》和《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前者请解去醇亲王奕還的“海军及一切差使”，以免他在光绪亲政时干政，后者建议光绪皇帝“求直凉极谏之人，推深通治术之士，开怀收纳”。

帝师翁同穌等也很活跃。康有为在信中说他和翁同穌、尚书潘祖荫、御史屠仁守等的关系极好，他如果有危难，他们“必相救”。他的上书活动得到了屠仁守以及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左都御史祁世长、国子监祭酒盛昱等的支持。

这些事实表明，在光绪亲政前夕，帝党分子正在集结，希望在光绪亲政时能够有所更张，而有维新思想的士子康有为等也在向帝党靠拢。康有为的上书便是双方结合的产物。

这种结合为甲午战后双方共同掀起变法运动打下了初步基础。

康有为首次上书的失败使他深受刺激，他决心创立一种“不复能拘常守旧”的新理论，以推动变法。

1889年，他在广州会见了著名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其影响，从尊尚古文经学转向尊尚今文经学。此后，他把今文经说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1890年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这就是要宣传他的变法理论，为变法培养人才。

在讲学的同时，他还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编写了两部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孔子编著的，是今文经。东汉以后流传的所谓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汉朝政权。东汉以后出现的种种封建恶政都是因为尊尚古文经造成的。

《

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孔子假托尧、舜、文、武而寄托他自己的社会理想，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他是一个“改制圣王”。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姊妹篇，前者破旧，后者立新。

前者否定了王莽新朝以来的儒家经典的真实可靠性，从而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后者树立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形象，为变法拉起一面作掩护的大旗。

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

康有为初步利用资产阶级社会进化史观改造中国儒学，主要是改造儒家的“三世说”，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三世说”，原出自古代儒家今文经学派的经典《春秋公羊传》，其内容很简单，就是主观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发展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

康有为认为三世说“为孔子非常大义”，需要重新详加阐发。

他说：“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又说：“《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至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为民主。”

这里，康有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作了如下表述：人类最初生活在据乱世，那时尚无文明，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君主专制；以后进人升平世，文明有了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君主立宪；最后进入太平世，文明高度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制。

康有为还特别强调“三世”是由乱而治、演愈进的发展过程，既不能停滞不前，又不能超越。

他指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后至精华”。

很显然，康有为的“三世说”已完全不同于《公羊传》的“三世说”，他赋予古老、简单、抽象的“三世说”以崭新、丰富、具体的内容，借以说明从地主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得以参政的君主立宪制度，再到资产阶级取得全面统治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发展方向。

这样，康有为就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史观，只是披着儒学的外衣。这个理论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它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