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6日，朱德突然离世，回顾其生前的身体状况，相对硬朗，老总离世却如此猝然。

朱德的女婿刘铮，每当谈及此事，心中便充满自责：“都是我做得不够好。”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

1976年初，朱德得知周恩来因病辞世的噩耗，内心深受震撼，即便身体已显虚弱，仍拄杖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表达对战友的深切缅怀与不舍。

随着周总理的逝世，中央事务出现巨大的空缺，急需有人挺身而出。此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无法再承担过多的工作，面对这一困境，朱德毅然接过这份重担。

在朱德生命的最后阶段，工作热情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愈发强烈，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除了应对繁重的会议和文件审批，朱德深入了解民情，倾听地方干部的报告，展现出高效的工作能力。

在这众多任务中，接待外宾成为朱德最为吃力的一环。

外交场合的每一刻都考验着朱老总的体力和心力，需要与各国使节进行复杂而微妙的对话，确保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新中国的尊严与友好。

为此，朱老总严格自律，坚持提前半小时到达会场，这样的坚持背后，是朱老总对工作的态度。

对于一位年逾九旬、行动已显不便的老者而言，每一次的提前到场都意味着要克服身体的不适与疲惫。

此时，朱德的身体已严重透支，医生多次建议他暂停工作，入院治疗，他心系国家，因此婉拒医生的建议。

刘铮当时身为国务院外交办公室的一员，目睹岳父朱德在繁重外交活动中的艰辛，无数次目睹朱德面色苍白，步履蹒跚，心中满是心疼与忧虑，也无法说服岳父多加休息。

为了减轻朱德的负担，刘铮与贴身秘书秘密策划，将朱德抵达会客厅的时间稍作调整，希望能在不影响礼仪的前提下，让他得到片刻的休息。

一次意外发生了，在接待苏联大使时，由于大使的意外早到，朱德发现自己竟比客人还晚，这让他既自责又愤怒。

经过调查，原来是双方因特殊情况而产生时间上的误会，朱德却以此为戒，坚持要求严格按照提前半小时的标准执行，不愿再有任何外交失礼的可能。

1976年6月21日，朱德再次为了国家外交，提前半小时进入人民大会堂等待澳大利亚总理。

这次等待异常漫长，盛夏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冷气十足，对年事已高的朱德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朱德拒绝秘书去休息室的建议，坚持在会场等待，以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形象。

最终，澳大利亚总理因大使馆的工作失误而迟到，会谈结束后，朱德因长时间吹冷气而病倒。

据家人回忆，7月1日那天，朱德连说话都变得异常艰难，即便如此仍要求秘书为他朗读文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处理国家大事。

这场意外的感冒，成为压垮朱德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病情反复且逐渐恶化，最终引发肺部疾病。

家人们在担忧中，将朱德送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与护士们竭尽所能进行救治，但还是不幸离世。

刘铮内心深处，对岳父朱德的离世充满难以言喻的愧疚，反复思量，总觉得自己在保护岳父健康方面做得不够，如果当时他能更加坚决地劝阻岳父提前到场，或许就可以避免后续病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