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军士兵，每天能吃几碗饭？

按照抗战前国府公布的《陆军战时给养标准》，一个士兵每天主食应为22两（旧制），再加上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应该说还不错。可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国军基层士兵却几乎从来没吃饱过，那抗日将士们吃不饱，到底该怪谁呢？

首先，抗战中的国府，很重视军粮征集工作，各地县长每年的kpi考核中，军粮征集成绩占总绩效的30%，可谓压力山大。

连1942年大灾荒后的河南，也要负担280万石军粮，其他省份的任务之重可想而知。再加上国府下达征集指标时一贯从宽计划，宁愿多征、不可少征，所以即使个别地方有拖欠，但总数从来没少过。

比如1945年，国府虽然已经丧失了湖南和河南部分产粮区，但也继续要求征集14570496大包军粮。以每大包200斤、总计29.14亿斤来分配，总员额450万人的国军官兵、机关、学校、军夫、军眷，每人每天的粮食占有量大约是1.77斤。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大约1940年前后，蒋公亲下手令，把士兵每天的主食增加到24两，也就是提高到1.5斤。

老蒋手令每日军粮由22两提高到24两

部队如果领的主食是糙米，还要求再碾一次米，进一步提高营养摄入，为此贴心增加了1两的“碾米损耗”，每天25两就这么定下来了。

由于麦子占军粮构成的62.4%，加工成面粉的过程中要去除总重量25%的麸皮和杂质，这样每1.77斤军粮完成加工后，实得面粉约0.82斤、米0.67斤，正好一斤半。由此可见，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里，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全力支持了抗战，该交的军粮一颗也没少交，足以养活450万大军，国军士兵吃不饱这口锅，怪不得老百姓。

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持了国军抗战，而国军抗战的成绩呢？

那么，为什么征集了足够的粮食，士兵们却吃不饱呢？国军长官们那些雁过拔毛的把戏先不管，接下来我们只举一大一小两个技术性操作的例子：

首先是运输。粮食征集好了，还得送到士兵手里。由于长江中下游被侵华日军控制，鬼子的航空兵甚至可以深入川江袭击国军的运粮船，因此直到1943年，国军的轮船还是不敢在万县以下航段行驶，导致军粮运输十分不便；

不怕轰炸的长江尚且如此，向北运输粮食需要的铁路线就更是时断时续；公路运输方面，抗战前大后方的卡车保有量还不足两万辆，沿海被封锁后，大部分要用到滇缅公路、新兰公路的战略运输上，也指望不上。既然水路、铁路、公路等现代化手段都靠不住，国军的军粮运输就只能靠木船、人力和牛马车了。

一开始，国军是自己派部队去接运军粮，可一个士兵每天1.77斤，一个七八十人的连队每个月要运的军粮总重量就高达四五千斤，而且往往要人挑肩扛上百斤，以至于严重影响了训练。

蒋公发现后，觉得这哪行啊？要求国军只负责驻地在附近三十里内接粮，更远的距离就苦一苦百姓了

其实，国府1940年就制定了《粮食驿运办法大纲》，它的第一、二条还比较客气，说是要“征雇”——征就是强制，加个雇，就是多少也给点工钱。可惜第七、八条就比较不妙，明摆着会让经办人大发国难财。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征雇”只做到了一半，很快变成了纯征用，不但不给工钱，所谓运粮民夫可以缓服兵役的福利，也被蒋公灵光一现，改成了负面激励，每月必须要运一定数量的粮食才能缓服兵役。

效果自然也一样是“好极了”——1943年，在蒋公的金点子落实三年后，军统调查的结果是：河南境内的国军仍然要派大部分兵力下乡，催收和运送军粮，驻陕西境内部队也要出三分之一以上兵力上山砍柴和运粮，把老百姓折腾了三年，问题连缓解的迹象都没有。

对此，可以看看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在抗战大部分时间里，我军都是团以下分散游击作战，靠在各村堡垒户分散屯粮就能解决问题，大规模运粮的需求比较少，但是解放战争期间大兵团打运动站，军粮需求大、交接地点多变、后方还不稳定，比国军在抗战时的运输条件更差，那我军又是怎么解决军粮运输的呢？

战争前期，华东地区某些支前机构由于缺乏经验，也采用过和国军一样的蠢办法，个别地方长期控制几千、上万民工集中待命，还禁止农民、牲口、大车远离家乡，甚至提出“村不离村、区不离区”，随时准备应付军运。长期冻结劳动力，导致农村间运输中断、商业停滞、农业生产受影响，时间一长、群众十分不满，有些人甚至破坏大车、杀死牲口，以此逃避支前运输，等到几个月后再发现、纠正时，解放区的经济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有了这个教训，从1947年9月开始，我军对固定路线的物资运输采取了包运制度，主要用于地方粮库向军队粮库的转运，和国府不给工钱的大缺大德不同，我军规定运粮100斤每100里给粮食工资18斤、运棉花给24斤、运军鞋给20斤，群众所得虽然比起商业运输来要少很多，但路线比较固定。

而且留在家里不参加运输的妇女、老人，也可以帮部队碾米，规定每百斤稻谷碾75斤米，部队只要70斤，群众就可以挣5斤米和20来斤糠壳，报酬合理、再加上对群众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发动，到1948年淮海战役时，解放区凡是有劳动力的男女老少，全都积极参加支前，解放区农村不但没有因战争破坏而萧条、反而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战后统计，整个战役中发放运输工资粮2724万斤，按40%利润计算，群众总共赚了1089万斤粮食，可以换一万头驴子。另外辗米7000万斤，收入碾米工资为500万斤米、2300万斤糠，分别相当于16万人一个月的口粮和8000头猪一年的饲料。除此之外，军需部门还采购了大批运粮布袋、干粮袋，向群众支付了2867万斤粮食，极大的刺激了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提高了妇女地位，由于运输队伍频繁往返，沿线的骡马店、皮铺、群众饭店等第三产业都获利巨大，可谓百业繁荣。

而国军这边，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粮食运到前线，还面临着第二个问题：给养运用。

1942年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蒋公就认为每天24两米，士兵却还是吃不饱，原因就是“对给养运用不当”：

——其实，只要吃过集体伙食的人都知道，同样的食材，上级重视不重视、炊事班能不能认真负责、搞好伙食调剂，简直太重要了。比如当时国军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学员队吃饭，都是每人发一个馍馍，自己躺在床上吃，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队长却可以每顿让厨子多做两三个馍馍，揩了油自己回家躲着吃，丝毫不关心部下吃得怎样，学员们的营养状况能好才怪。

这还是最受重视的军校，普通部队的伙食调剂情况更堪称地狱，1940年12月，国府监察院发现渑池县某个新兵连只吃小米干饭，每天两顿、每顿两碗，还只煮个半熟，导致营养基本无法吸收，结果全连70余人里，只有两个没有得砂眼病，其他人全都患有严重砂眼和夜盲症。有如此不负责任、脱离士兵的长官，也就难怪国府监察院在1940年评价，抗战以来的兵员损失中逃亡占了绝大多数，而士兵逃亡最大的原因，正是伙食太差、营养不良。

相比之下，八路军挺进冀中平原的初期，主食改为小米，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比如冀中部队，一开始只会煮小米饭，饭做得很硬，战争环境中时间又紧张，战士们吃饭很快，囫囵吞枣，一天行军打仗下来，后勤人员细心观察指战员们排出的粪便——吞进去的时候是啥样，排出来还是啥样，由于消化得很差，饭量越吃越大、粮食频频超支，部队反而出现了营养不良。

后来炊事员们开动脑筋，把小米磨成面，做发糕、窝头和炉糕，再配上小米粥，不仅花样多，让战士们吃得满意，而且营养吸收好，容易吃饱，粮食自然不超支。在冀中反扫荡形势紧张的1942年，部队只能以人体更难消化的黑豆为主食，开始也是吃多少拉多少，官兵一个个面黄肌瘦，炊事员后来把黑豆磨成豆腐、配上野菜吃，并且以少吃多餐、多吃粥的方式提高营养吸收率，也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而且，从伙食定量标准上来看，1938年，八路军的主食标准就已经是28两小米，每人每月还能吃到油、肉各两斤、盐1.5斤，不但每月供应40斤蔬菜，而且种类多、豆制品多，不比国军纸面上的标准差；

1942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根据地损失很大，使八路军伙食标准暂时有所下降，但鏖战到年底，局面基本稳定后，主食供应也很快有了着落，更难得的是每天仍然坚持供应油、盐各三钱，基本保证了官兵的营养。1943年2月，就重新恢复到28两小米，3钱油、盐，5钱肉的标准；1944年初，我军已经达到每天油、盐、肉各5钱、菜1斤，战士们个个吃得身体倍儿棒，对日伪军和国军都形成了压倒性的体力优势。

不仅再大反攻阶段追着鬼子拼刺刀，解放战争一爆发，蒋军士兵提起山东老八路的刺刀，连说话都发抖，而且根据地在承担庞大军需负担的同时，生产发展、经济稳定、群众振奋，掀起了青年主动参军的热潮，部队得以迅速扩大，相比国统区经济破产的景象，可谓有天壤之别。

所以，国共两军的伙食比较，印证了《论持久战》的论断：“穷，是错误的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

人民军队在解放区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公平合理的财政、军需体系，征集粮食税收后，以采购产品和劳动力的形式重新投入社会，看似支出增加，但同时也增加了各行业的订货、提高了群众收入，促进了战争急需产业的发展，实现了战时经济的良性循环，蛋糕越做越大。

国军坐拥稳定的大后方，不仅拼命征粮、抓丁，竟然还在20世纪搞起了强迫徭役，从半封建经济往半奴隶制经济后退，看起来节约了开支，可实际上呢？民众失去劳动时间，必然导致生产下降、物资进一步匮乏；有限的资金不能合理分配，使民众购买力下降，必然导致生产萎缩，最后的结果就是军民交困、民穷财尽、恶性通货膨胀，刮尽地皮征集的粮食等资源，在混乱的管理中被浪费和贪污掉，以至于连前线将士每天24两主食都无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