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山 王梓璇： 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综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逐渐转好，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十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的潜心研究，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状况，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敦煌自古就是佛教圣地，《魏书·释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至唐代，随着国力的强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敦煌因此也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站点，佛教随之大放异彩。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内存7万多件南北朝至宋代初期的写本，其中90%以上为佛教文献，包括佛教三藏、佛教文学、寺院经济文书等，这些文书再现了古代敦煌佛教的辉煌。自藏经洞发现起，中外学者就围绕这些古写本开展了不同领域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研究条件的逐步改善，国内敦煌佛教史研究也迎来她真正的春天，经过一代代敦煌学人的不断努力，敦煌佛教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过去四十年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一、敦煌寺院经济
敦煌文书中保留了大量的记录寺院借贷、雇工、入破的文书，这是传世资料没有的记载，因此这批丰富的、鲜活的原始史料，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1980年，唐耕耦开始利用缩微胶卷释录敦煌文书。在克服种种困难后，经过10年的不断努力，5卷本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最终问世[1]，这套释录共收录了34类敦煌文书，其中包括寺院借贷契、点检录、雇工契等。之后，唐先生对敦煌寺院会计文书进行了缀合，并考察了主要帐薄的性质、类别及其年代[2]。随着新的敦煌文书的不断公布，沙知出版《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对寺院的雇用契约、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做了全面细致的补校核对工作[3]。此外，乜小红还专就俄国藏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4]。同氏《中国古代佛寺的借贷与“便物历”》探究了“便”的含义，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便物历渊源、性质，以及敦煌借贷的利率及其意义[5]。侯文昌、王斐弘则从法学的视角，对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新的解读[6]。
在材料公布、整理的基础上，学界就寺院的土地、赋税、依附人口等问题进行专门探讨。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指出中国佛教寺院僧尼的经济特权，从隋至宋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7]。同氏《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对沙州寺院、僧尼及依附人口数的变迁，以及寺院借贷业，沙州僧尼的私有经济等几个突出问题作了深入探究，说明了僧侣私有经济和寺院集体经济的区别与联系[8]。苏金花发表系列文章对敦煌寺院、僧人土地占有和经营形式作了探讨[9]。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对敦煌寺院园囿经济发展状况作全面探讨[10]。刘龙考察了敦煌寺院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并着重分析了敦煌寺院地产的结构、规模、来源及经营方式[11]。王祥伟《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经济研究》对敦煌寺院经济、僧尼私有经济、“都司”及其下设其他机构的经济、莫高窟等三窟经济、敦煌兰若和佛堂经济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勾勒出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历史面貌[12]。
敦煌寺院中还有各种从事种植、劳役、手工的劳作人员。张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探讨了寺院牧羊人的来源、劳作内容、身份性质等问题[13]。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以寺户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但并不以寺户制度为限，从敦煌寺户文书的研究入手，广涉佛教内律与世俗法典，由此论及三世纪以来全国范围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再现了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寺院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趋势[14]。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敦煌寺院文书中“博士”的身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指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不是雇匠的俗称，而是包括雇匠和寺院执役两种工匠，前者是独立的手工业者，其身份为自由人[15]；后者是依附于寺院的手工业者，其身份是寺户。马德《10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16]《敦煌古代工匠研究》[17]考察了寺院中手工业者出现的社会背景、工匠的分工、生活及手工内容。
寺院与寺院之间，寺院与政权之间也有频繁的物质互动。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从中古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物的角度，揭示了于阗、粟特、回鹘等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对敦煌佛教的影响，并从寺院和供养者两方面出发，阐述其价值和意义，对这些外来供养品提出了启发性的看法[18]。郭永利《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对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对象、数额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寺院的纳赠是都司僧官的特权，也是寺院为都司所尽的义务；同时寺院纳赠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19]。刘进宝《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唱衣”》结合佛律制度和敦煌寺院经济文书，对唐五代时期的唱衣活动进行了完整的研究，揭示了寺院生活的一个侧面[20]。
寺院经济管理上表现出独特的管理模式。明成满《唐五代时期敦煌寺院经济管理的民主色彩》从普通僧众参加寺院的经济管理、寺院经济的集体管理和作为寺院重要经济管理人员的僧官的任免程序等几个方面，应用现代经济的管理概念，考察了敦煌寺院经济的管理特征[21]。同氏《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都司的经济管理研究》考察了敦煌教团都司在寺院经济方面的管理职责[22]。此外，同氏还考察了敦煌寺院经济文书所体现的会计、审计和结算思想[23]。
二、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文书中90%以上是佛教文书，其中还有其他经藏不存的佛教文献，对认识印度、中土佛教历史、哲学思想、民众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敦煌禅宗文献约100多种300多件。内容包括灯史、语录、偈颂、杂集等四类”[24]，其中不仅有早期《坛经》的写本形态，还有失传已久的北宗禅文书，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25]。周绍良、杨曾文、李申、方广锠、荣新江、邓文宽、郭福纯、王振芬等诸位先生对敦煌所藏《坛经》进行了系统整理、校录、注释[26]。林世田、刘燕远、申国美编《敦煌禅宗文献集成》对世界各地藏敦煌禅宗文献进行集结并影印出版[27]。韩传强则以法系为线索对北宗禅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了中土禅宗史[28]。
敦煌密宗文献也非常丰富。林世田、申国美《敦煌密宗文献集成》《敦煌密宗文献集成续编》将与密教有关系的经、咒、曼陀罗敦煌文书影印出版，方便了学界的利用[29]。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系统考察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陀罗尼密典、持明密典、密宗经典的写本概况及其特点[30]。
敦煌律仪文书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将敦煌所出的律藏资料、社会经济文书与佛教日常法会行事文书相结合，探求印度佛教律仪制度在敦煌的流变及所形成的地方特点，考察了相关戒律写本在具体仪轨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构建了唐宋之际的敦煌律仪制度[31]。王磊《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对平川彰等学者关于敦煌本《十诵律》写本的研究又作了推进，将S.797、S.6661、BD03375三件《十诵律》写本置于《十诵律》翻译史的背景下，通过反观《十诵律》的翻译经过，对鸠摩罗什译本有了全新的认识[32]。同氏《敦煌所见六朝律抄与汉地佛教律仪》概述了敦煌保存的两类、九件律抄写本，并对它们在六朝时代的发展流行情况做了梳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