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晋的胡人问题，在当时的朝堂之上一直是争论不休，在如何安置胡人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之前笔者讲过的关于江统、傅咸等人的《徙戎论》，即将胡人迁回草原，禁止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混居在一起。然而这种方法就如同笔者之前文章所讲，对于当时的形势是不切合实际的：

迁徙胡人所耗费的物资太大，实在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决定；当时世家门阀有众多的胡人奴仆，迁徙胡人也不符合世家的利益；迁徙戎狄对于一旦处理不好，可能还会引火烧身，引发更大的动乱。由此可见，《徙戎论》实行起来实际情况确实是弊大于利，故而西晋朝廷诸多大臣除了利益上之考量，持反对态度也并非他们之短见。

既然《徙戎论》无法有效地解决当时胡人大规模内迁的问题，那么当时西晋王朝又是怎么样安置这成千上万的胡人呢？

对于这成千上万的胡人安置的问题其实一直萦绕在西晋朝堂之上，对于胡人的安置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借鉴东汉王朝以及曹魏时期的办法：即并不完全排斥胡人，在防范他们的同时，也将胡人运用至各个方面，帮助司马家族巩固他们的统治，即所谓的“用夷”。

这种方法在史书之中找不到类似《徙戎论》一般的理论可供我们参考，可是在实际运用方面我们却还是有迹可循：

军事上的运用：以夷制夷，已夷为兵

自汉武帝大规模打击匈奴之后，至西晋初期其广袤的边境线之上再无一个如匈奴一般的庞然大物威胁着西晋王朝。然而纵是如此其边境线上也是不太平的：

东汉的西凉之乱等一系列问题至西晋初期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西凉之地不时还有小规模的叛乱，诸如“秦凉之变”。

胡人在黄河以北以及关中地区已经初具规模，其成群结队地扎根在西晋的土地上，没有了长城守卫的西晋而言始终是个威胁。

针对此一系列情况，西晋王朝也并非是毫无作为的：一方面他们挑选得力干将前往北方边境线上平息叛乱；另一方面即利用胡人的骁勇善战将其编入军队之中，即所谓的“已夷为兵”以及胡人诸部之间的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这种就是“以夷制夷”。

已夷为兵已夷为兵是将内迁的胡人部众编入军队之中扩充军队的实力。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曾经利用过这个方法打击匈奴，而当时大汉的两大柱石卫青及霍去病其帐下都有不少的匈奴人。

而到了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中原出现了十室九空的现象，而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必然也会导致实际可用兵源的下降。因而针对这一情况曹操、孙权、刘备都曾经将目光盯在了其周边的少数民族身上，比如诸葛亮北伐中原之时其部队之中就有南中人，而且诸葛亮还把这些南中士兵统一编队，组建了无当飞军；姜维北伐中原之时也曾经利用西北的羌人来牵制曹魏；同样的东吴孙权也曾经多次将山越的兵源编入东吴军队之中。

因为前朝有这种先例，西晋朝廷将一部分胡人编入了西晋军队之中，而八王之乱之时参议叛乱的八王都利用胡人扩充自己的军队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实力，由此可见在西晋的时候胡人的有生力量已经成为了西晋主要的兵源之一。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作茧自缚。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对于西晋朝廷而言并非一无是处：

将胡人编入军队之中弥补了中原青壮年士兵兵源不足的局面，缓解了一部分压力。将一部分军队编入军队之中也缓解了中原百姓生存空间不足的情况，缓和了胡汉矛盾。可以说已夷为兵的方法解决了当时西晋实际可用兵源不足的情况，可以说在这点之上西晋朝廷的想法并没有很大的失误。

以夷制夷胡人自东汉之时便已经开始大规模内迁，至西晋初年已经初具规模。内迁胡人弥补了因战乱而导致的中原百姓人口不足的情况，然而正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当时的胡人人数实在是太多因习惯风俗的不同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一直是不断的；东汉之时围绕着西北这一块地方所爆发的叛乱终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因为官员的横征暴敛反而引发了更多动乱。针对北方叛乱迭生的情况西晋王朝也一直是头疼不已，其中尤以秃发树机能的叛乱持续时间最长，针对叛乱迭生的关陇地区，西晋王朝也是花招百出：一方面为了剿灭秃发树机能西晋王朝数次派遣大将镇守，其中除了文鸯有所建树之外，其余几任都督都死于任上，直到马隆彻底平息动乱；另一方面就如这篇文章所讲采取“以夷制夷”的方法，利用胡人上下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对其进行分化瓦解。

泰始七年，刘猛叛乱，晋武帝派遣何桢前去平定叛乱，而何桢则利用刘猛账下部将李恪助其诱杀刘猛，不久刘猛的叛乱就被平定，匈奴诸部臣服西晋；刘渊自离石要塞起兵之后，并州刺史刘琨借助臣服于西晋的鲜卑族的力量屡次击退了刘渊对并州的进犯，迫使刘渊不得不改变战略，转而攻略河东；同时对盘踞在西晋北部边陲的鲜卑诸部宇文鲜卑、慕容鲜卑以及段部鲜卑又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

可以说西晋以夷制夷的方略是极为成功的，如没有后面一系列动乱的话，胡人诸部根本无法撼动西晋王朝统治的根基：

一方面由于胡人诸部之间矛盾颇深，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团结一心，另一方面以夷制夷的运用，使得当时诸多雄才大略的游牧民族领袖无法团结草原诸部抗衡西晋王朝。以夷为兵以及以夷制夷的成功运用在军事上位西晋带来了诸多效益，缓解了西晋朝廷军事上的压力，让西晋王朝可以安心的制定灭吴方针。

经济上的融合：化夷为民

化夷为民，是指中原王朝通过各种手段，将内附的少数族群部众转化为编户齐民，向当时的中原政权缴纳赋税，承担劳役，以此来弥补因连年战乱之后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而关于化夷为民早在建安年间就已经为曹操所运用。

《三国志.魏书.梁习传》：“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游牧民族已经开始向农耕文化靠齐，这也为西晋初年晋武帝如何安置胡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方针。

不良的一面：驱夷为隶

关于以夷制夷、以夷为兵以及化夷为民都为西晋带来了诸多的效益，为西晋解决了诸多的问题，然而我们常说西晋在胡人问题上是极为糟糕的，这个极为糟糕的问题就是驱夷为隶。

即世家门阀通过各种手段将胡人部众转化为所属的奴隶或者佃客，为自己攫取经济上的利益，以供自己挥霍。

《晋书.石勒载记》：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嬴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驱。

而石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两次遭遇了西晋地方官掠卖少数族群部众为奴隶或田客，而且石勒自己也建议郭敬诱卖胡人，可见当时驱夷为隶这类事情发生的频繁程度，而同时根据其他史书的相关记载，我们会发现也有不少胡人民众被诱拐做为奴隶的记载，由于字数的关系笔者在此不多讲了。

驱夷为隶堪称是西晋在处理胡人问题上的反面案例，而西晋胡人问题上的失败也多是由驱夷为隶而引发的诸多纠葛：

驱夷为隶是导致胡汉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世家门阀的横征暴敛导致胡人部众一直不肯屈服于西晋王朝的统治，因而叛乱此起彼伏。驱夷为隶让人口本就不够充裕的西晋无疑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而门阀拥有了诸多的奴隶供其驱使，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其在经济上以及地方的影响之上不在受其约束，这对于司马家族的统治又是一件好事吗？司马家族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坐稳江山对世家做出了诸多让步，可是一味的妥协则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发生，而驱夷为隶这一现象就是在胡人问题上的重大失误。

结尾

自东汉以来胡人内迁已成规模，民族融合也是一种趋势，由于文化以及习俗上的差异外加上官员的横征暴敛导致胡汉矛盾日益严重，因而《徙戎》的呼声一直是不断升高。然而由于中原地区自东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人口大量损耗，朝廷控制的人口更是直线下降。这导致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两汉以来形成的“用夷”策略和实践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故而“用夷”比之“徙戎”更为切合西晋的实际形势。

当然这也并非说“徙戎”是一无是处的，至少笔者认为江统的《徙戎论》中阐述的几点的确是西晋在胡人问题上的重大失误，如果早年间晋武帝等人能够认真的听取徙戎论之中的一些有用的意见，那么西晋王朝或许可以避免一场灾难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