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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曾经的繁盛

江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江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真正可称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最晚从唐代中期以来直至清前期，江西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从若于最重要的方面看，论粮食生产，如《新唐书·食货志》说，到唐代后期，“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北宋江西“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南宋更有三分之一漕米取自江西；明清时江西负担的赋粮常在10%~20%，在各省中通常在前三位以内，又是长江下游各省和闽、广商品粮的主要供应地。

论经济作物，江西茶课唐代时占30%，宋代时占26%~30%，明清亦为主要产地，其他如竹木烟叶、蓝靛、甘蔗、油茶、水果等生产也均占重要地位。论手工业，江西早已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铜矿和冶炼基地，商代瑞昌铜岭铜矿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古铜矿；唐代铜矿开采已有较大规模；宋代铅山场为全国三大铜场，永平、永丰两监“当诸路鼓铸之半”，并发明了“胆水炼铜”的独特方法；明代铸钱一度达到全国的1/3以上。

其他如纺织、制瓷、造纸、造船、刻书等亦甚为发达，制瓷更是独步天下，无出其右。所以，被誉为“17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和宋应星出现于江西，实非偶然。

论商业，江西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达和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使唐宋以来江西商业亦属前列。明代“江右商”“行商之迹，几遍天下”，与山西晋商、安徽徽商等成为国内主要商帮，以至有“作客莫如江右”和“无江西不成买卖“的评价和俗谚。

论人口，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江西户数已经占到全国的12.37%，宋代户口占全国9.8%~17.89%，元代更高达20.84%(户)、24.23%(口)，明清江西人口在全国的比例有所下降，但绝对数仍然为全国前列。咸丰元年(1851年)，江西人口达到2451万，仍居全国各省第8位。因此，说江西是唐代中期以迄清代中期中国经济中心区域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省份之一，应该不是夸大。《清史稿·食货志》说：“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正道出了江西的这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唐代中期以来，江西还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位叫朱君毅的学者在丁在君、梁启超、丁文江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历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较深人的研究。他根据二十四史列传和《国朝耆献类征》、《清史列传》及《中国名人录》、《中国年鉴》等资料，统计了从汉代一直到1929年各省人物情况并加以排序。

根据他的研究，江西在西汉时期人物排在第14位，东汉第12位，唐代第13位，北宋第9位，南宋第3位，明代第3位，清代第10位，民国15年(1926年)以前第9位，20年代后期则在9~13位之间”。也就是说，江西在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人文地位虽有起伏，但始终处于中上的位置。

特别是宋代以来，江西已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中心地区之一。杨万里说：

“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故经义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地方，未有若是其众者。”

以最能反映古代社会人文成就的科举和仕宦来说，江西自隋唐到清代废除科举，共有进士10506人，占全国进士98689人的10.7%，其中宋代进士5145人，居全国第二；明代进士3114名，居全国第三；清代进士1919人，居全国第五。又全国总计有状元494人，江西40人占8.09%，居全国第五位，而宋、明两代江西状元共30人，仅次于浙江居第二。

另外自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者28位，副宰相者62位，“二十四史“立传者500余人。这一数字，也是在前几位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唐代以来江西教育的极为发达。

唐代书院兴起于江西，宋元明三代，江西的书院数量均为全国第一，占全国的20%~30%。数量之众，实为他省所不及，更有像白鹿洞书院这样被誉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著名学府。而在江西民间，“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小儿不问如何，粗能读书，自五六岁即以此教之五经”*；“闾阎贱品，力役之际，吟咏不辍”之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此浓厚的学风，更充分反映了江西教育的发展，而这正是古代江西人才众多的重要基础。

更重要的是，江西历史上不仅人才众多，而且为华夏奉献了一大批第一流的人物。

以节义论，有徐稚、胡铨、洪皓、文天祥、江万里、谢枋得等；以政治论，有陶侃、欧阳修、王安石、周必大、文天祥、程钜夫、杨士奇、解缙、黄爵滋、陈宝箴等；以文学论，有陶渊明、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汤显祖、蒋士铨等；以史学论，有欧阳修、刘恕、刘邠、乐史、徐梦莘、徐天麟、马端临、虞集、揭傒斯、陈邦瞻、陈寅恪等；

以哲学论，有周敦颐、朱熹、陆九渊、李觏、吴澄、吴与弼、罗钦顺、罗汝芳、罗洪先、何心隐等；以科学论，有曾安止、张潜、宋应星、朱思本、徐九思、徐贞明、齐彦槐、江永、喻嘉言、雷发达等；以艺术论，有董源、徐熙、范宽、黄庭坚、周德清、朱权、朱载堉、魏良辅、朱耷等；以宗教论有张盛、许逊、陆修静、慧远、行思、良价、怀海、欧阳竟无等等，他们在各个领域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昌大作出了伟大贡献，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有如灿烂群星，辉映华夏。

“江西素号人物渊薮”，欧阳修所谓"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确实不是自夸。江西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中心区域之一，如果中华文明史上没有江西，实在是不可想象。

二、江西何以衰败

江西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同时，有着三方面的限制。

从时间上看，江西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区域主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宋明时期。此前江西尚属经济和文化上相对边缘的地区，近代以来江西在中国经济社会大格局中的地位又逐渐下降。

从空间上看，在唐代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南方的江浙、皖南、福建、两湖地区，经济文化均有巨大发展，尤其是江浙两省，与江西相比，如果说宋明时期尚可称旗鼓相当的话，至清代，江浙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便已极其显著。其既是南方经济的“极核”，更是中国人文的渊薮。其中江苏又尤为人文之冠，据统计，清代江苏人才数量是黄河流域6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人才总数的2倍，占全国的32.5%，为南方10省的38.8%。

从层次上看，除了南唐时期极短暂地一度成为国都外，江西从来不曾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江西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从未与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合过。这表明，长期以来江西一直是作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性和从属性地域而存在的。古代历史上江西一向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少有割据，也较少排斥外来文化，反映的也是同一实质。

近代以来，江西历史地位变迁的总趋势，则是从中心退行至相对边缘。周振鹤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中曾把数千年来中国区域历史变迁的大势概括为“从北到南”和“自西徂东“八个字。“从北到南”即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至江南，而所谓“自西徂东”，则是指随着西方列强用战争打开中国大门，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直接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生撞击，中国沿海地区在外力作用下，成为中国最早发生近代化进程的区域。

近代工商业、西式教育、书报传媒、新型知识分子等等率先在沿海城市和东部地区发生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和发展引擎，而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则还较长久浓厚地保持着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南北分野，遂因此被近代的东中西部的划分所取代。

进入近代，由于历史上“一口通商”格局的彻底打破，使赣江一大庾岭商道逐渐废弃，江西从历史上的通衢要区一变而为封闭的内陆省份。因社会矛盾激化而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在赣地反复争战，江西生命财产损失极其惨重，“甲于天下”的厘金及捐纳等更成为江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桎梏。

又由于江西长期以来处于传统文化的中心区域，士绅民众以“文章节义”相尚，排斥近代文化较甚，严重制约了江西近代化的步伐。江西面临着传统经济模式难以维系和近代工商业举步维艰的双重难境。江西近代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衰落，表现在自然经济的重新强化，以及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整体的不景气，但更重要的则是近代工业的发展缓慢与弱小。江西的各主要近代工业的出现，均较东部省份要晚数年到十数年。

从这一意义上说，近代江西的停滞落后主要是与东部相比较而言的，因此本质上并非传统经济的绝对衰落，而是近代化进程中的显著落伍。与此同时，江西一向引以为豪的发达的传统文化，也明显地走了下坡路，人文的总体状况从各省前茅逐渐降至中等，终未能进人文化地理学者所谓“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

正如有学者所言：“概括而论，自南宋而至元、明的500年间，南方文化的密集区在江、浙、赣地区；清代260多年，江南各地文化虽然都有所发展，但江西学风衰减，文化密集区收缩到作为极核的江、浙地区；清灭以来的近百年间，在江南各省文化普遍发展的同时，南方文化的相对密集区以江、浙为源地，顺沿海岸带急速向闽、粤方向扩展，最终形成了近代的东南沿海新月形文化带。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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