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生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学者孙立天的新书《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外国人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孙立天 著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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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历史

红票《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不是康熙亲笔谕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宽39厘米、长93厘米，于1716年由内务府以公开信的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

红票内容用汉文、满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写。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红票中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是四位来华的传教士。

红票《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

长期以来，红票里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后”是什么事情，康熙为什么发这张红票到欧洲，都是个谜。因为大清所有官修史书都没有提到过这张红票，与之相关的事件也完全没有记录。

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部主管大卫·海里威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他与红票的故事。海里威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书库中看到过一张红票，当时是卷起来和一个木板绑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简单有个库存编号，也就表示前任馆员们都不知道这张红票的历史，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到哪里去。当时海里威打开看后也没有头绪，又把它原封不动放回了原位。

直到1992年，他去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时候，展出的一张红票让他回想起十几年前在牛津书库里见过的那张。展出中，关于红票的简单历史脉络已经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整理了出来。海里威回国后，很快就找到了牛津书库中的那张红票。海里威把他发现这张红票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消息，告诉他还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红票。经过统计，现在世界各地有18张红票。

对于红票的关注，其实国内早就存在。1930年2月，清史名家陈垣在故宫的懋勤殿，发现了三份康熙手稿。手稿上能看到康熙在文字上的各种亲笔涂改，其中一份就是红票汉字部分的草稿。由于清史中没有记载，当时国内学界也不知道红票的存在，陈垣自然也就无从知道这张草稿背后的故事。草稿上修改后的文字和红票上印刷出来的汉字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草稿上没有标注日期。

不过，陈垣还是为此费力多方考证，通过文字中提到的俄罗斯人等信息断定这份草稿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与实际时间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无几。在他整理故宫文物的前后数十年中，还发现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时期与欧洲相关的手稿。结合当时出版的各种材料，陈垣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脉络，就是康熙与罗马有着长达十五年的往来磋商。他把发现的十三份原始手稿集结起来，由当时的故宫印刷所影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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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知识，后有兴趣

现代数学中，代数、几何大部分基础概念的汉语词汇，都是康熙时期翻译出来的。康熙晚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回忆说自己开始学习数学天文是在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时候，也就是1665年，这时康熙十二岁。

1665年，朝政还掌控在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手里，康熙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内容是满人传统的骑马、射箭、打猎这些技艺。当时礼部官员很着急，曾经多次上书，奏请辅政大臣允准汉臣给康熙开蒙。第一次正面回复这些奏请的是康熙自己。在1669年铲除鳌拜势力后，康熙命礼部尽快安排他学习汉文经典的各项事宜。这之前，他只跟宫中的太监简单学了点汉语。可以看出，辅政大臣对于文化经典并不重视。有意思的是，他们连康熙学习满文都没有做安排，反而是孝庄太后实在看不下去，让苏麻喇姑来教康熙满文。

了解康熙早年的学习大环境后，就衍生出一个问题：连汉文经典都没有正规学习过的康熙，为什么能够学习数学，而且是西方数学？无论是满人传统还是汉族传统，皇帝都没有学习西方数学的先例。而且康熙学习过的日影计算，不仅需要数学知识还需要几何知识，这些知识不可能一两天就能学明白，而是需要系统的数学学习。

孙立天直言，“兴趣”这个词经常被大家用来解释人起意行动做事的原因，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兴趣和兴趣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个人喜欢饮酒，这是天性，可以归结为自发产生的兴趣。但还有一些兴趣有很高的门槛，康熙感兴趣的数学就属于这一类。数学作为学问，有内在的逻辑和纯粹的美感，但要领略到这个美感，就得经过长时间的学习。

从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外国人的关系很特殊。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官衔，却能往来于宫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为内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议事，处理公务都在外廷；内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领域，是皇帝生活起居与日常办公的地方。让当时朝臣都羡慕的是，外国人被康熙允许出入内廷。尽管有几个人在朝廷也有过官衔，负责天象观测这种技术活儿，但按理他们都是不能出入内廷的。出入紫禁城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日常出现在皇帝身边。

以前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外国人能在康熙左右，是因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外国人对他有用处。不过，在《康熙的红票》看来，这种说法颠倒了先后关系。“兴趣源自接触，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古往今来，能长时间接触到皇帝，先决条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后顺序应该是，康熙先有了对他们的信任，才会有和他们的接触，从而他们才有机会教康熙西方的学术和技术。只有康熙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才能对西学有兴趣，也才能理解那些学问的用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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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关键人物

《康熙的红票》认为，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个是汤若望。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在感染天花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在驾崩前两天，汤若望觐见了顺治皇帝，并推举了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汤若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玄烨已经得过天花，并恢复过来，这样可以保证其不会再感染，也就能保证皇位传续。

立嗣是大事。对于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官员，参与到立嗣中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支持谁、推选谁就是把注下到了那位皇子身上。在顺治驾崩之际，汤若望早已是政治上的老手，他完全明白建言皇嗣选立所附带的风险，所以他推举玄烨为嗣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汤若望建言选立玄烨应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明末清初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在给汤若望祝寿的文中就赞道：“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这一句就是在公开赞美汤若望建言选立康熙一事。后来康熙与外国人交往甚密，无论汤若望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注押在玄烨那里，最后的结果是他赌对了。因此孙立天指出，汤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后的表现，为外国人获得了宫廷政治中最珍贵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信任。这个信任是他们后来能接触到康熙，并侍奉左右的基础。

另一个是南怀仁。南怀仁一生跟随康熙二十多年，从康熙十几岁一直到三十几岁。当时朝廷内外，都很敬佩南怀仁，认为他是一个渊博得近乎无所不知的神奇存在。

南怀仁作为一个洋人，来华后，不仅学会了汉语、满语，还能把欧洲的书籍翻译成汉语和满语。除了精通天文观测，他还是一个机械设计和制造方面的工程专家。1671年，康熙要重修母亲的陵墓，上好的石料很重，没法运过卢沟桥。当时的难点是，如果用很多马同时拉石料，马蹄同时用力会引起共震，再加上石料重量，可能把桥给毁了。朝廷工部没有办法，上书康熙。康熙派南怀仁去解决。南怀仁设计出了同时拉动的绞盘，通过多处人力共同转动来牵引石料，这样就解决了可能产生的共震问题。

1673年，三藩之乱开始后，清朝的大炮辎重，无法进入浙江、福建等南方山地，也很难发挥作用。康熙委托南怀仁负责解决这个难题。南怀仁在短时间内对大炮制作以及运送方面做出了革新。据记载，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905门，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南怀仁造的。鸦片战争后，入华的欧洲人发现南怀仁造的大炮做工精致，图案雕刻有文物价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欧洲国家专门找到已经废弃的南怀仁大炮，把他们运回欧洲当文物。现在在罗马、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博物馆都有专门收藏南怀仁造的大炮，他的名字就刻在炮身上。南怀仁还在北京制造出了世界最早的四轮蒸汽推动的可以控制方向的汽车。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王公贵族有支持科学研究的风尚。各学科的科学家很多都依附于各地的达官贵人做研究、做实验。对于王公贵族来说，自己支持的科学家做出了成绩，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南怀仁在送回欧洲出版的科技书籍中，标题部分就明确写出，他是在康熙皇帝的关照支持下做的各种科学实验。后来欧洲一直认为康熙是东方的开明君主，就源于各种关于康熙支持西方科学的报道。

所以，孙立天认为，小时候就在康熙身边的南怀仁，是引导康熙对西方学科感兴趣的人。南怀仁性格和善可亲、平易近人，朝堂内外都喜欢他；同时他又博学多才，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技术艺术，样样精通。康熙跟着南怀仁这样的老师自然也受益良多。只是康熙和南怀仁的私下教学和交往属于内务府府中之事，清史中对他们交往的官方记录很少。

应当注意到，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在《康熙的红票》涉及的历史时段中，康熙对西学的兴趣是横跨古今、独一无二的个案，和他的个人喜好紧密相连。康熙之后，西学传播的渠道随之减少。然而，以全球史视野，透过西方之眼，这段历史依然充满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