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党比作一个家庭，没有毛主席，这个家要散，同样，这个家也必不可缺少周恩来。

周总理永远是在紧急情况下，出面解决问题的人，没有他这个家真不行！

一、在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周总理推荐了毛泽东同志

学过历史都知道，历史课本白纸黑字写着：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也很清楚，遵义会议最关键的一点是重新让毛主席掌握指挥权。

但历史课本没有写清楚，毛主席确实是掌握了指挥权，但并非是最高指挥权。

遵义会议明确“军事行动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个会议决定毛主席虽然参与了军事决策，但只是恩来的帮助者。当时的毛主席仅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既没有推举毛泽东为总书记或“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毛泽东成为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最高的军事指挥权是周总理掌控，他才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但此刻是党和红军存亡的关键时刻，正如周总理对博古所讲：“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周总理心甘情愿当副手，极力推举毛泽东成为实际领导人，在实际军事指挥上，“正职”周总理一切行动听从毛主席指挥，出现了“副职”的毛泽东，常常替代“正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情形。

毛主席之所以能通过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关键在于周总理的推荐。

二、在新四军的紧急时刻，周总理保证党的领导权

叶挺做新四军的军长，其实并不顺畅。

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和项英在很多时候意见并不统一！

叶挺后来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这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

1938年10月21日，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非常高兴，他正愁叶挺站在中共那边，不听他的话，如今，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人了。

毛主席非常着急，因为一旦新四军军长安排了国民党人，新四军的领导权就不在我党这边了。

此刻，毛主席又想到的是周总理，电报要周恩来出面解决。周总理收到电报后，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由于周总理和叶挺的关系较好，叶挺听从了总理的劝说，回新四军任职。

如此这般，老蒋才作罢，让我党保住了新四军的领导权。

三、在非常时期的紧急时刻，周总理保住了邓政委

非常时期，邓政委也受到影响，被安排去了江西。其后，周总理竭力创造条件，让邓政委重新回到中央工作。

周总理病重，快离开人世了，仍旧想着邓政委，想见一见邓政委，一直问：“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政委还没来的时候，周恩来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要支持邓小平工作。”

邓政委来了后，周总理也当着大家的面，握住邓政委的手，尽可能大声地喊：“你这一年啊，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周总理想告诉其他人，邓政委确实是人才难得，可以担当重任。周总理用尽生命中最后一丝力气，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巨大支持，向党作最后的推荐。

由于周总理的推荐，邓政委才有了复出的机会。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后面的“拨乱反正”，让非常时期重新回正轨，中国的未来又将走向哪里呢？

真的，仔细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每逢党的危难时刻，必将是周总理出面斡旋！周恩来，真的是一个伟大而不朽的名字，他对于建国、建军以及后续的改革大开放，都有着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