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奇书《山海经·海内经》有这样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尧命令祝融在羽郊杀掉了鲧，但大禹却从鲧的遗腹中出世。

鲧是大禹的父亲，上古有崇部落的首领，因争夺部落共主失败最终被杀。《山海经》把大禹的出世臆造为是其父亲孕育的结果，显然是有违常理的，但这又恰恰说明了原始社会末期“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已经落幕。

父权社会的进入，同时也意味着女性地位的下降，并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朝历代的墓葬考古中一窥究竟。

如三国时期曹魏最显赫的女性—太皇太后卞氏，虽然其历经曹操、曹丕、曹睿三个时代，地位也从王后跃升为太后、太皇太后，但其死后，依然要与丈夫曹操和葬。曹操的高陵中，除了主室的曹操本人外，耳室合葬的正是卞氏。

《礼记》就系统的规定了“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在这一体系下，女子所能从事的事被进行了严格限制，她们不能干涉政治，不能随意抛头露面，一旦违反，动辄就会被冠以“红颜祸水”的帽子。

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周武王联合诸侯讨伐殷商的第一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牝鸡司晨”，即指责纣王让女子窃权乱政，有违天道。

但是如果我们梳理下甲骨文卜辞，就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商朝的女性几乎参与到了包括祭祀、农业、受封封地甚至带兵出征等所有领域，死后还可以享受单独祭祀。

最著名的莫过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经常作为军事行动的最高统帅独自领兵，直接参与者国家大事。而殷墟小屯5号墓正是妇好的最后归宿，其中不仅出土了象征军事统帅的斧钺，而且独葬墓这种墓制结构也证实了妇好作为女性具有完全独立自主。

无独有偶，在武丁另一位配偶妇井的墓中，考古专家们也发现了大量铜镞与铜戈等兵器，这表明“王妇涉政”在商朝是存在的。

那上述现象有没有可能是武丁在位时的特例呢？

上世纪60年代，殷墟一处非王族女性墓葬中，共发现9具女性骸骨，其中有2位以铜戈随葬。孝民屯207号墓中，发现了一位年龄55岁上下的女性，墓制为独葬，其中除了陶器、玉石器及贝等象征财富的随葬品外，在其腹部也发现了1件石钺。

80年代，刘家庄5号女性墓中，墓主随葬有兵器铜戈，而且没有左臂，应当是在战争中伤残所致，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商代女性古墓中的兵器绝不仅仅是随葬品。

那么平民墓葬考古结果又如何呢？殷墟西区2686号墓东西各有两个小坑，西坑为女性，东坑为男性，都没有随葬品，葬式也无明显差别，男女平等。

除了上述6处古墓外，在殷墟刘家庄和山西灵石，考古专家们也分别发掘了2处商朝墓葬，有意思的是，刘家庄墓主女性，随葬了铜礼器和玉器，而葬在旁边的男性墓却没有任何陪葬品。而山西灵石2号商朝墓中，女墓主随葬品出土了大量矛、戈等兵器，反倒是旁边的1号男性墓出土了大量簋、爵等利器。

众所周知，墓葬是一个时代男女地位的最直观体现，上述8处商朝墓葬，都证实了甲骨卜辞中提到的商朝女性参与政治的普遍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商朝，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男女并无多大差异，同样可以享受祭祀，同样可以出征作战。

可见，武王伐纣的最主要出兵理由：“纣王听信妇言”是站不住脚的，是扣给商朝头上的最大的冤案。因为在商朝，妇女本来就可以平等的参与到国家大事中。

反倒是商周鼎革完成之后，周武王以“牝鸡司晨”作为商朝灭亡的前车之鉴，开始蔑视女性，形成了周朝特有的宗法制度，认为女性参政是祸国殃民的。自此，女性的地位开始迅速下降，直至形成后世“夫为妻纲”的不平等伦理。从这个角度说，周武王可谓给后世开了个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