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墩头遗址位置示意图

2024年8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师范大学在安徽芜湖繁昌五华村村民委员会旧址及皖南土墩墓展示馆新建繁昌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实践基地，并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芜湖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芜湖市繁昌区文物保护中心，对神墩头遗址展开为期5个月的考古发掘实习工作， 发掘面积805平方米，发掘区域为遗址西北墩台及墩台南侧稻田区域。

发掘收获

发掘表明， 作为神墩头遗址核心区域的西北墩台，面积约1500平方米，地层堆积厚1.6-2.5米，文化遗存较为丰富， 以土墙、红烧土遗迹、熔炉、窑址、房址和水井等最为重要，墩台外围还发现有大型壕沟。墩台南侧稻田区域地层堆积厚0.75-1.85米，发现柱洞等与生活相关的遗迹，陶器、原始瓷器、石器等遗物。

此次发掘共发现遗迹105处。其中土墙遗迹围绕墩台边缘， 已揭露东、西、南三面，总长75.5米。东墙已揭露部分南北长23.5米，顶宽3.3-6米，残高1.36-1.8米。南墙已揭露部分东西长29米，顶宽0.4-4.9米，残高1.2-1.6米。西墙已揭露部分南北长23米，顶宽0.35-2.5米，残高1.1-2.2米。其墙体较致密坚硬，为人工堆筑而成，未见明显夯筑迹象，堆土十分纯净。

在南墙东段发现的缺口宽1.5-1.85米，残高0.38-1.0米，推测为门址。缺口内发现的道路遗迹长19米，宽1.76-2.0米，分上、下两层。 发现4处熔炉遗迹，炉内及周围发现有炭屑、陶范等与铸铜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其中2号熔炉平面形状略呈圆形，整体为红烧土结构，壁面较为坚硬，接近底部位置部分已烧结为青灰色，底面略内凹，留有大量的黑色炭屑面。 其外侧东、南、西三面亦均有大量炭屑留存。

发现的房址有较多的柱洞，推测为干栏式建筑。其中F18由三排南北向的柱洞围合而成，围合平面近长方形，部分柱洞内有小柱坑，内有垫石。水井口径2.1-2.9米，深4.4米，上部呈圆形，下部呈方形，井底铺置木板，井壁残留有木质井框井底发现木棍，或为木井框支护。

发现的窑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底部烧结面保存较差，窑壁烧结程度较高。其东、西、南侧发现有底部带垫石的柱洞，将窑址整体围合，或为窑址上方的工棚类建筑。 该窑周围出土陶范及范坯，推测为烘范窑。

发掘区全景

墩台发掘区全景（第一期）

土墙全景航拍

东墙南段剖面结构

南墙东段发现的缺口及其内道路

2号熔炉

水井

窑址

神墩头遗址出土可修复遗物共603件，主要有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玉器等。其中 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与铸铜相关的遗物，如陶范、鼓风管、铜渣、铅块等。

水井出土陶器

巨型石斧

玉璋

铜斧

熔铜块

陶范

带浇铸口的箭镞陶范

据层位关系及出土器物特征， 2024年度发掘的神墩头遗址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西周中晚期的聚落，遗存数量与类型相对较少，有大量呈南北向密集排布的柱洞，推测与干栏式建筑有关。发现的器物主要有陶鬲、盘、豆、甗、罐、纺轮、石锛、石凿等生活用具，少见陶盉、尊、原始瓷器等。

第二期是神墩头遗址的鼎盛时期，时代在春秋早中期。这一时期在墩台边缘开始修筑土墙、壕沟防护，墙内发现不少与铸铜相关的器物，如陶范、鼓风管、石锤、石砧、磨棒，以及熔铜渣、铅渣、铅块、铜块、铜刀、铜箭镞、铜斧、铜剑、铜鼎足等，证明遗址核心区域是一处外有土墙、环壕的铸铜作坊区。

第三期是神墩头遗址的衰落期，年代大致在春秋晚期，遗存数量与类型减少，尤其是与铸铜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基本消失。器物主要以陶鬲、鼎、豆、罐、盆、缸、纺轮、网坠为主，陶拍、埙少见。原始瓷豆转变为原始瓷碗。石器有锛、斧、凿、刀等。

学术意义

本年度是繁昌神墩头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虽面积不大，但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价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年度发掘的神墩头遗址核心区域发现土墙、红烧土遗迹、灰坑、熔炉、房址等遗迹105处，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玉器等遗物603件，对于探讨皖南地区周代先民的生存环境、生业经济、聚落形态等问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第二，神墩头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周代铸铜遗址之一，春秋早中期核心区域的墩台外围修筑有土墙和壕沟，土墙内发现大量与铸铜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证明该区域是一处周代铸铜作坊区，推测属于当时的“官工业”体系。从出土的陶范及铜器的类型看，该作坊区主要生产刀、斧、锥等青铜工具，及剑、箭镞等青铜兵器。

第三，矿采、冶炼、铸造是古代冶铸工业的三大重要环节。宁镇皖南地区商周时期的矿冶遗址虽已发现100余处，但经过大面积发掘者不多，繁昌神墩头遗址是继铜陵师姑墩遗址、镇江孙家村遗址之后同类遗址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对于探讨宁镇皖南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冶铸工业面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为青铜冶铸“官工业”完整体系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总之， 新发现的繁昌神墩头遗址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与铸铜有关的重要聚落遗址，是近年长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冶金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丰富长江文化内涵和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发展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