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访谈 | 推进古籍保护 延续中华文明根脉

——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

编者按：卷帙浩繁的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古籍工作，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围绕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古籍，更好延续中华文明根脉，求是网记者专访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

2012年7月，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牌子，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成立，并于2014年9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图为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张鹏/摄

求是网记者：

古典文献专业一直被视为冷门绝学，很多人觉得比较陌生。请您介绍一下古籍文献保护的重大意义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的具体做法。

陈红彦委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能够实现有序传承、永续传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重视古籍整理修复。古籍修复和保护几乎与古籍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一批有识之士阐释整理典籍，保护修复古籍，令中华文脉不曾中断。而历史上的政治动荡、兵燹水火、管理不善等，也曾经使珍贵典籍瞬间化为乌有，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重视载体的保护，筹划并开展了许多以古籍保护传承为核心的项目，为古籍的永续流传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等做了全面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有300余万件古籍特藏，是全球中文古籍最大的存藏单位，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始终将保护古籍安全置于首位。古籍纸质文献具有脆弱性，加上环境的污染，许多古籍善本文献正在加速酸化和脆化。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敦煌遗书等古籍特藏中，需要“动”一下的将近有200万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古籍修复工作等不起，需要与时间赛跑。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师古而不泥，一方面古籍修复等技艺得到有效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敦煌遗书修复技艺”、“甲骨传拓技艺”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另一方面将现代技术应用到修复业创新发展中。“天禄琳琅”修复、西夏文献修复、敦煌遗书修复以及《永乐大典》修复，实验室纸张纤维检测分析、材料研发……对古籍记载和新科技赋能的一次次尝试，如濒于失传的修复手法以及难以解决的修复材料，特别是瓷青纸、粉蜡笺纸、仿古真丝画绢、真丝绫子的制作技术的解决，让修复更科学更规范的机器人设备研发等，成为古籍修复在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生动案例。过去说纸寿千年，代代传承的古籍之爱，让国图的纸本敦煌遗书超过1600年依然触手如新，可以安全交给下一个千年，从而让更多的人认识古代中国，理解古代中国，这是我们这一代的骄傲。

求是网记者：

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现在的人能够读懂古籍、爱上古籍。请您谈谈如何“唤醒”沉睡的古籍，使它们走进千家万户？

陈红彦委员：

长期以来，古籍都面临着藏用两难的局面：每一次翻开，古籍都有损坏的可能；束之高阁又无法实现传承利用的价值。其一，加强古籍保护和修复、推进数字化开发利用、加快建设古籍数字化工作体系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今年春节前夕，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十次发布古籍数字资源18705部（件），至此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超过15.8万部（件）。国家图书馆的资源库让很多学者查询古籍足不出户，也避免了大量原件的使用，保护了古籍。但目前数字化影像的存储与纸本、缩微胶卷相比还不够稳定，存在风险，载体的保存技术需要进一步成熟，也需要异地异质灾备手段。其二，展览、出版等是让观众亲近古籍的有效手段。2012年，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牌子，并于2014年9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文化传承普及中发挥重要作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各种载体的古籍特藏。不仅向国内外读者展示，还通过大量出版，令孤本不孤，冷门不冷，融入生活。承办“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将珍稀的善本古籍进行复制传播并加强异地灾备；“国家传统典籍整理工程”，让丝路文献完美呈现。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黄河历史文献》，助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纸拓千秋：国家图书馆藏古器物全形拓题跋集》为古文字工程提供素材；《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历代农业古籍珍本丛刊》、《中国古代服饰文献辑刊》等勾画古今生活；《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国家图书馆善本掌故》等则让古籍进入校园、进入百姓生活。其三，针对古籍内容活化的途径也进行了拓展。比如制作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有声读物，把古诗词制作为音频节目，为亲子阅读和扩展知识面进行有益尝试；国家图书馆与阅文集团合作把甲骨文嵌入游戏，助力“文字鼻祖”甲骨文在数字文明新时代焕发生机，丰富了全民阅读的素材和渠道，润及今天的生活。

求是网记者：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古籍工作人才发展壮大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如何提升古籍保护修复人才培养水平？

陈红彦委员：

38年来，我一直从事古籍保护研究、展陈宣传等方面的工作，见证我国古籍保护事业的坚实脚步。1978年，我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那时候，听得最多的便是：学这么冷僻的专业，以后能养活自己吗？大学毕业了，我选择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对中华古籍的情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我的亲人、朋友、老师也越来越能理解我的选择。而这背后，是中华古籍保护整理事业的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懂蕴藏在古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

医者医人，我们医书。如同医术一样，古籍修复是一门需要时间和实践磨砺的技艺。老一辈古籍修复人员，通过严格的“师带徒”制度培养成才。就像学功夫一样，徒弟拜师之后，要经历漫长的训练，两三年后才能上手。这种模式下，修复人员基本功扎实，长时间耳濡目染的熏陶，培养出行业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心。但新老修复师之间仅凭经验授受、手法传承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人才短缺困境突出。10多年前，全国图书馆系统拥有的修复师不足100名，学历以高中、大专为主，年龄多在40岁以上。如今，通过在职培训、师徒传承、高校教学“三驾马车”，修复师数量已增至超1000人，半数拥有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在我看来，全流程、多渠道应该是新时期培养古籍人才的特征。包括从小培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让承载这些传统文化的古籍潜移默化地浸润孩子们的心灵；在学校教育阶段，应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生根；大学阶段，借鉴国外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方式，需要整合学科设置，使课程设置更有针对性。此外，建立终身学习机制，保证在职人员知识更新、能力提高同样非常重要。总之，以各种方式形成我国古籍行业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确保我国古籍事业可持续发展。

（记者：何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