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家王朝。不过，明朝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却十分让人失望。就拿财政来说，明朝几乎是从建立初期就陷入了财政危机，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末年。财政危机是明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明朝的税收、支出等情况了解明朝的财政问题。

一，明朝的财政来源

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官营工商业、以及屯田收入。

我们先来谈谈税收。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制定了一条规矩，那就是士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这就是说官员、地主是不用纳税的，因为官员基本来源于科举考试，而地主大多数也参与科举。那么，明朝的税收就基本征收于下层百姓，出现了有钱人不交税，没钱人多交税的局面。

税收里面，有土地税、人头税、商税和杂税几类。明朝由于推行了严格的重农抑商，因此导致工商业发展远不如唐宋，商税也十分少。根据统计，明朝的商税只有宋朝的六分之一，商税只占据全国税收的5%左右，而宋朝达到70%。明朝的税收大部分依靠的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说白了就是征收的农业税，全国的税收负担基本由最底层的农民承担。根据统计，明朝大部分时间的土地税都在2600万石左右，朱元璋时期达到过3278石。

官营手工业、商业的收入就直接作为明朝的财政收入了。中国古代，一般来说，盐、铁等重要的资源是国家垄断经营的。明朝初期每年盐课折银为4.6万两，正德时期每年为20万两，后期增加到了100万两。明朝还在全国大规模建立银矿开采点，开挖的白银也是国家的财政收入。白银开采收入最高的是永乐时期，课银总收入达到了500万两。

屯田，是国家财政的一大来源。屯田就是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让军队等耕种，产出基本都上交国家。屯田的种类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屯田在明朝前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为军队提供粮食。朱元璋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明朝屯田军士多达180余万人，永乐年间达到了230万。军屯数量为90多万顷，占据全国耕地的十分之一左右，在陕西、贵州、云南、辽东等边疆地区，军屯可以达到了土地总数的一半左右。在明朝前期，军屯的粮食收入甚至占据了主导，如明代永乐元年，全国税粮为3100万石，而军田缴纳的子粒就有2300万余石。

二，财政危机的出现

从上文可以得出，明朝前期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于军屯、农业税和官营工商业。但是，随着军屯制度的颓败，官营工商业的衰落，明朝的财政收入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军屯的存在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当全国的统治稳定下来后，军籍就开始逃亡，明英宗时期，逃亡的军人达到了120万，占据当时军队的一半左右。军户的逃亡，必然导致大量的屯田荒废。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说：“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许多地方的官僚就乘机吞并军屯土地。于是，军屯的收入就逐渐减少了。没有了军户，国家就需要大量招募军队，形成了募兵制。募兵制需要更多的军费支出，例如明朝中期为了防止蒙古南下，每年花在北方边防的军费就达到了600万两。

云山屯

第二就是银矿收入的减少。仁宣时期，银矿的开采数量也十分可观，从宣德元年到宣德九年就有了230万两。明英宗时期开始，银场罢设无常，银两的收入也不稳定，如1487年至1519年共收入金银151万两，其数量远远低于永乐年间和仁宣年间。

在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全国财政支出就不断扩大了。明朝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官员的俸禄、宗室的赡养、军费开支、朝贡“回赐”、大工程建设等。在官员方面，明初的武官就有28000多人，成化五年，武官已经达到了8万人。作为对比，宋朝已经是官僚冗杂的代表了，但是官员总数也不过3.4万人。除了官员，还有大量的宗室需要养。嘉靖八年，载入统计的宗室人口在8200左右，到了万历三十三年，宗室人口已繁殖到了157000人。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约是1854万两，其中用于宗藩禄粮的就有552万两左右，占比29.76%。

朝贡“回赐”就是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向明朝进贡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土特产时，明朝征服需要拿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进行“赏赐”。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朝的财政压力就越大。在明朝前期，国家禁止白银流通，其目的之一就是国家将集中开采的白银用于“回赐”。永乐年间是朝贡贸易的巅峰，而需要的财政收入也就更大。郑和下西洋的经费也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明朝的财政危机从永乐之后就十分明显了。据户部统计，1551年，各边饷银（军费开支）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到了隆庆年间，太仓仅存银130万两，只能支付3个月的开支。

三，明朝如何应对财政危机

应对财政危机，古今中外都只有两个方法，一是节流，二是开源。仁宣年间，号称是明朝的盛世，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节流。永乐帝时期的许多用钱的事业最终在仁宣年间停止了，如停止了下西洋活动、减少和周边国家的朝贡贸易次数和规模、放弃奴儿干都司和交趾布政司等。但是，节流只能暂时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隆庆年间，明朝的财政危机已经十分严重，这时候，开始进行开源。1567年，明朝为了增加税收，同意在福建月港开放民间贸易，允许商人出海。隆庆开关之后，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了中国，其中有一部分进入了国家财政系统。同时，隆庆开关有利于东南沿海商业的兴起，也增加了国家的商税。不过，由于隆庆开关仅仅是一口通商，所以对商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张居正时期，明朝的财政危机得到了缓解。张居正同时从开源、节流两方面下手。开源方面，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土地，严格按照土地规模征收赋税，同时推行了“一条鞭法”。到了万历九年，全国的土地丈量完成，得出全国的土地面积为713万顷，比弘治年间多了300万顷。节流方面，就是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减少浪费等。张居正改革后，国库的银两达到了600到700万两，储备粮食达到了1300万石。但是张居正的开源主要是从农业方面着手，也就是加强对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因此算是“竭泽而渔”，不能长久。

明朝后期，针对财政危机日益严重，朝廷采取的政策也主要是加大赋税额度。明朝正常的赋税收入应该在1500万两左右，通过加征赋税可以达到4000万两。明朝末年加征的赋税有““辽饷”、“剿饷”、“加饷”、“助饷”、“练饷”、“新饷”、等，名目十分繁多。但是，这依旧无法解决财政危机。在明末，崇祯皇帝让大臣们捐出银两，但是几乎没人愿意。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后，用酷刑逼迫官员交出银子，结果半月就得到了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明朝五年的财政收入。而崇祯的宫殿也藏有“私房钱”（内帑）3700万两黄金，2000万两白银。可见，明朝的苛捐杂税的收入，大多数都流入了官员和皇室的手中，流入国库的就很少了。

李自成

明朝的财政危机证明了传统的经济政策已经走向了陌路。有意思的是，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也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是他们却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如西班牙和葡萄牙选择开辟新航路，进行了殖民扩张，垄断香料贸易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英国和法国都选择“重商主义”，支持手工业的发展，支持海外扩张，其中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改革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而明朝始终没有放开对商业的限制，导致工商业发展受到阻碍，也导致国家财政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