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授予赎罪券，洛伦佐·洛托的壁画，约1524年（维基共享资源）

将宗教改革仅仅局限于神学辩论的范畴，无异于掩盖了其诞生和后世的复杂性。

作者：杰伊·冈达克和肖恩·哈洛韦尔

马丁·路德

要理解路德思想的迅速传播，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教会在中世纪社会中的角色。罗马帝国灭亡后，天主教会填补了其留下的权力真空，并在欧洲享受了近千年的制度统治。尽管其权威有时受到威胁（如14世纪的西方教会大分裂），但其教义和仪式逐渐嵌入信徒的日常生活中。然而，就像之前的罗马帝国一样，教会对领土和官僚机构的过度扩张最终成为腐败的根源。其中一种腐败现象——也是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主要抨击目标——是赎罪券的教义。这一教义基于一种信念，即通过世俗的善行可以加速通往永恒救赎的旅程。然而，在急于充实自己金库的教会官员手中，这些“善行”往往变成了金钱支付，而非虔诚的行为。

路德登场了。他对这种滥用行为感到愤慨，最初只是希望从内部改革教会。然而，他没想到自己的批评会点燃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仇恨之火。回顾历史，不难理解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这场争论的核心最终是关于谁有权决定对圣经和礼拜仪式的合法解释。因此，路德思想的核心常被总结为两个拉丁短语——“唯独信心”（sola fide）和“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简而言之，路德认为人与上帝的关系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由个人的信仰滋养，且不受任何高于圣经的权威约束。因此，路德的批判逻辑上导致了对任何可能介于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权威的拒绝。此外，仅仅肯定教条或参与仪式已不足以保障一个人的灵性健康——相反，个人被置于中心地位，被要求积极、直接地参与自己的信仰。

然而，将宗教改革仅仅局限于神学辩论的范畴，无异于掩盖了其诞生和后世的复杂性。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路德思想在欧洲社会的扎根，尤其是许多政治派别出于自身（通常是物质）原因支持推翻教皇权威。这些思想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离不开新发明的印刷机所印制的无数小册子和传单。这场宣传洪流以德语而非教会拉丁语传播——这是路德坚持“唯独圣经”对基督教团体具有灵性权威的物质体现。这一大量文献反过来推动了公共教育的新兴重视。这种影响可以轻易扩展——可以说，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的大陆性运动，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欧洲从此不再相同。

约翰·加尔文

加尔文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人文主义的古典学术著作，即1532年自费出版的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论仁慈》的版本和评论。他的其余著作则专注于宗教事务。加尔文的众多作品包括神学论文、圣经注释、布道和信件，以及改革宗教会的规章、礼仪和教理问答。他最著名的作品《基督教要义》于1536年首次以拉丁文出版，作为对在法国受迫害的改革者信仰的简短声明；其中包括一篇序言，敦促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支持改革事业。加尔文一生中不断扩展这部作品，以至于1559/60年的最终拉丁文/法文版本比第一版长了五倍，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宗新教的教义。

人文主义与北方文艺复兴

伊拉斯谟，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16 世纪初（维基共享资源）。伊拉斯谟是宗教改革时代的温和派，他的人文主义强调道德行为而非神学的正确性。

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意大利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已传播到北欧的城镇、大学和宫廷。与文艺复兴起源的意大利城邦的“公民人文主义”不同，北方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通常以君主政府为思考框架，并强调一种关注宗教文本和问题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北方人文主义者如约翰·科利特（卒于1519年）、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卒于1536年）和“人文主义王子”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6-1536年）强调过道德生活的重要性，而非理解神学细节或执行复杂的宗教仪式。与人文主义对古典过去的欣赏一致，他们常常强调圣经的重要性，并将早期基督教社区视为应效仿和恢复的古典典范。伊拉斯谟还将人文主义的语言学方法应用于宗教文本，出版了希腊文新约的批判版和拉丁文翻译，这成为后来许多新教徒翻译圣经的基础。这些思想家的关切和理念对第一批宗教改革活动家产生了强烈影响，尽管大多数宗教改革初期在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选择留在天主教会内。

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与天主教改革

16世纪中叶，宗教改革第一波的流动性和创造力开始固化为新的制度、神学体系和社会身份。导致三十年战争（1618-49年）的六十年常被称为“教派化”时代，当时宗教归属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天主教和新教领袖都专注于在教派边界内建立团结、服从和一致性。天主教会为对抗新教传播而采取的措施（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体现在特伦特会议（1545-1563年）中，该会议发布了关于救赎、圣经和圣事等问题的天主教正统声明，并为宗教裁判所、禁书目录和耶稣会等新机构奠定了基础。新教内部的分歧在这些年也日益尖锐。例如，在1549年的苏黎世共识中，加尔文和茨温利的改革宗追随者就圣餐达成了与天主教和路德宗教义不同的共同立场。改革宗信徒和激进新教徒（如再洗礼派）都被排除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之外，该和约确立了德国诸侯可以按照其统治者的信仰选择天主教或路德宗。

法国宗教战争

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弗朗索瓦·杜布瓦绘，约1572-84年（维基共享资源）。法国的一段宗教宽容时期在1534年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胡格诺派实施新措施后结束。

1534年的“海报事件”后，法国的一段相对宗教宽容时期结束。当时，几座主要城市在一夜之间被贴满了反对圣餐的海报。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政治威胁，开始实施镇压胡格诺派（法国改革宗新教徒）的新措施，包括设立特别法庭（chambres ardentes）来起诉宗教改革者。尽管有这些政策，胡格诺派的人数仍在增长，到1561年，大约10%的普通人口和40%的法国贵族信奉改革宗教（邓恩，XXX）。胡格诺派和极端天主教贵族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凯瑟琳·德·美第奇为其子弗朗索瓦二世（1559-60年在位）和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位）摄政期间加剧，最终在1562年瓦西的胡格诺派信徒大屠杀后爆发为全面战争。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法国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暗杀、迫害、骚乱和血腥屠杀，直到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登基才平息。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了《南特敕令》，在官方天主教的法国确立了有限但仍前所未有的新教徒宽容政策。

日内瓦

日内瓦市民在宣布独立于该镇的领主、当地主教和萨伏依天主教公爵的过程中成为新教徒。这一市民独立的声明是加尔文受邀到日内瓦的背景，而加尔文的许多改革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发了日内瓦统治精英内部的抵制。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早期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与被他戏称为“自由派”的反对派斗争的塑造。约1553年，这种政治分歧在一次试图推翻镇政府的政变中达到高潮，最终通过流放或处决其领导人得以平息。然而，到加尔文去世时，他成功地在日内瓦实施了一项改革崇拜和道德的计划。镇政府和教会政府保持独立，但在日内瓦体系中紧密相连。例如，教会领袖和镇政府代表都参与了宗教法庭（Consistory），该法庭处理的问题包括在教堂里笑、婚姻纠纷、对十诫的无知以及为死者点蜡烛等“天主教”仪式行为。日内瓦还建立了学院以培养改革宗牧师，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向从法国逃到该城的难民分发慈善物资。得益于加尔文的著作和许多有影响力的宗教流亡者途经该城，日内瓦的社会组织成为欧洲和美洲其他改革宗教社区的典范。

参考文献

l 理查德·S·邓恩，《宗教战争时代1559-1715》，第二版，（纽约：诺顿公司，1979年）

l 迪尔梅德·麦卡洛克，《宗教改革：一部历史》，（纽约：维京，2004年）

l 阿利斯泰尔·E·麦格拉思，《约翰·加尔文的一生：西方文化形成的研究》，（牛津，英国：布莱克威尔，1990年）

l 夏伯嘉，《剑桥基督教史第六卷：改革与扩张1500-1660》，（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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