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歌俑，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河南博物院藏。本文图片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陶立舞俑，东汉（25～220年），成都博物馆藏

五音孔陶埙，商（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河南博物院藏

大晟编钟，宋（960～1279年），河北博物院藏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自古以来便是一座音乐与文化交相辉映的城市，这些千古传颂的诗句便是最好的证明。

近日，“锦城丝管：和合共鸣的音乐成都”特展（以下简称“锦城丝管”特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幕。250余件/套珍贵的音乐文物汇聚一堂，再次“唤醒”了这座城市悠久的音乐记忆。

展览以时间为线索，从新石器时代的音乐萌芽，到夏商时期的歌舞娱神；从西周礼乐制度的完善，到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从秦汉大一统时期的乐与政通，到明清时期的民间音乐繁荣……不仅展现了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在中国音乐史上的辉煌篇章，更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区域音乐文化发展画卷。

鹤骨清鸣·青铜回响

远古蜀地的礼乐初啼

莽莽苍苍的上古时代，是怎样的声音最早在华夏大地响起？

展厅入口处，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展品便是被誉为“中华第一笛”的贾湖骨笛。上世纪80年代，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近30支骨笛。经鉴定，这些乐器全部是由鹤类尺骨制成，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管乐器。此次展览执行策展人张宝琳介绍，虽历经久远，眼前的这件七孔骨笛展品犹可吹奏出完整的下徵调七声音阶。“它是远去的仙鹤留在世间的清鸣，也是我们的祖先，以音律为信，敬畏自然、歌咏生活的见证。”

先民们在劳作之余，以石击节、以歌抒怀，孕育出原始音乐。而在成都平原这片族群交融、文明荟萃之地，音乐的呈现形式更是丰富多样。

展品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形铃、花蒂形铃与兽面铃，堪称古蜀音乐文化的象征。这些青铜铃造型奇绝：鹰形铃展翅欲飞，喙部微张似在啼鸣；花蒂形铃如含苞待放，纹饰细腻如丝；兽面铃则怒目獠牙，充满威严。张宝琳介绍，在古蜀人的祭祀仪式中，祭司摇动铜铃，伴随鼓点与舞蹈，会营造出迷离的“通天”氛围。

展柜中的广汉石磬与金沙石磬，则是巴蜀地区“礼乐制度”的见证。早期的石磬为“特磬”，单独悬挂，敲击时发出浑厚的单音，常用于祭祀乐舞的节奏强化。及至西周，周公制礼作乐，“编磬”也应运而生。如展品中河南出土的春秋编磬，九件一组，最长者56厘米，最短仅23厘米，按音高排列，可演奏复杂旋律。受中原文化影响，巴蜀大地也涌现了不少建制化的乐器。展品中，出土自重庆涪陵区小田溪墓的9件编钟便是明证。“古人常常以‘金声玉振’形容编钟与编磬的合鸣，这些乐器是‘礼’的化身，作用在于节制人心，调和秩序。”

而到了战国时期，巴蜀大地战火纷飞，军旅乐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据史料记载，巴人“歌舞以凌殷人”，战场上錞于与铜钲交替轰鸣，指挥军队进退。展品中的一件虎钮錞于，老虎怒目咆哮，仿佛仍能听见它曾在战场上激荡的杀伐之音。而罗家坝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豆上，生动再现了战国士兵在钟鼓声中执戈冲锋的场景——音乐不仅是礼的载体，也是征伐的利器。

丝路驼铃·胡汉共舞

交融千年的乐章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完成，乐府制度得以确立，音乐也成为“礼乐治国”的重要工具。成都作为汉王朝经略西南的重要据点，中原礼乐与巴蜀本土文化进一步深度交融。展览的第二单元，着重展现了这种融合的历史进程。

展板上，陕西出土的秦代乐府钟铭文清晰，音调精准，见证了礼乐制度规范化的重要时刻。而展柜中陈列的几件来自中原的绿釉陶望楼、陶戏楼尤为引人注目：楼阁层叠，乐俑或吹奏汉笙，或擂打胡鼓，衣袂飘飞间，中原正音与异域节拍完美交融，生动再现了乐与政通的和谐图景。

随着中原礼乐通过官制与移民传入蜀地，成都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将礼乐制度与巴蜀巫祭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乐与政通的区域文化。展品中，成都平原出土的东汉陶抚琴俑与击鼓俑，造型典雅，动作庄重，展现了礼乐教化在蜀地的广泛传播。长袖舞、盘鼓舞等表演融合了杂技与武术，折射出成都“乐观风俗”的市井活力。左思《蜀都赋》中“巴姬弹弦，汉女击节”的盛景，通过一件件陶俑、画像砖得以重现：东汉彩绘吹箫男俑笑容可掬，灰陶弹琴伎乐俑低眉信手，仿佛穿越千年时光，依然在诉说蜀地的包容与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如江河奔涌。成都浆洗街成汉墓出土的陶吹哨俑，造型粗犷，乐器形制透出西北氐羌的游牧气息；来自成都金堂的胡人面具，则定格了西域乐舞沿商道传入蜀地的鲜活瞬间。

展板上，一幅东汉“襄人舞蹈”画像砖引人驻足：舞者身姿矫健，长袖如虹，胡汉乐工共执笳、角、排箫，金戈之声与丝竹清音交织，演绎出“戎华兼采”的激昂韵律。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梵华共奏”的时代盛景，主办方特别打造了一个数字石窟——云冈石窟第12窟。窟内壁上，乐伎击鼓敲钟，琵琶抱怀，舞姿曼妙；北魏石雕帐座下，琵琶、鼓、筚篥等乐器并置，纹饰融合了西域与中原的风格。配上恢宏壮丽的丝路音乐，观众仿佛穿越千年，行走在茫茫丝路。

霓裳羽衣·词韵倾城

盛唐锦城的璀璨乐宴

从宫廷雅乐到市井俗音，从胡汉交融到诗词相和……在中华文明的璀璨星河中，唐五代时期的成都宛如一颗明珠，以“音乐名都会”之姿闪耀千年。展览第三单元用一件件珍贵藏品编织出一曲跨越时空的盛世长歌，揭开成都作为古代音乐文化中心的辉煌篇章。

本单元展品中，来自西安博物院藏一组唐代胡人乐伎玉带板尤为惊艳：吹笛、击鼓、播鞉牢的胡人形象栩栩如生，西域服饰与中原工艺完美交融。这些巴掌大小的玉雕，也印证了白居易笔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的大唐盛景。

此次展览中，唐代雷氏家族巅峰之作——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首次亮相成都，成为全场焦点。此琴相传为唐代的蜀中名家雷威所斫制，是大唐盛世荣华景象的见证。“彩凤鸣岐”七弦琴音柔韵长、圆润细腻。史载雷威所生的雷氏家族“世擅斫琴”，其制琴技艺冠绝天下，李白笔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的“绿绮”琴，正是雷门杰作。千年过后，“彩凤鸣岐”重回故土，仿佛与杜甫笔下“锦城丝管日纷纷”的盛景遥相呼应，诉说着成都作为文人音乐圣地的千年风雅。

唐五代的成都以音乐为纽带，在战火纷飞中守护文明火种，于文化交融间开创新声。前蜀皇帝王建永陵地宫中，一组“二十四伎乐”彩绘浮雕堪称国宝。多名乐伎盘坐奏乐，舞者翩跹，20种乐器琳琅满目：琵琶婉转、筚篥悠扬、羯鼓铿锵……这支“地下宫廷乐团”不仅再现了晚唐宫廷乐舞的恢弘气象，更印证了成都对盛唐音乐精髓的完整传承。其乐器组合融合胡汉，既有西域龟兹乐的激昂，又有中原清乐的典雅，堪称“华夷同音”的绝佳缩影。

而出土于后蜀重臣赵廷隐墓的36件乐舞俑，则生动刻画了五代成都的市井音乐图景。展厅里的7件乐俑手持横笛、鸡娄鼓等乐器，组合恰如《新唐书》所载俗乐“立部伎”，展现了音乐从庙堂流向民间的鲜活脉络。其中“击羯鼓俑”动态逼真，仿佛鼓点仍回荡在锦官城的街头巷尾；而“花冠女舞俑”身姿曼妙，印证了柘枝舞从健舞转向婉约的审美变迁，折射出乱世中成都对艺术之美的执着坚守。

在唐五代时期，音乐创作总与诗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蜀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是中国首部文人词集，收录温庭筠、韦庄等18位词人的500余首作品。这部诞生于成都的文学作品，将巴蜀民歌的清新与宫廷燕乐的华丽熔于一炉。书中“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等名句，不仅是文人诗乐相和的见证，更推波助澜，让成都成为宋词兴起的摇篮。展览中展出的明代刻本《花间集》，墨香犹存，游客在展厅吟咏间仿佛听到当年锦江畔的丝竹声声。

百戏争鸣·五腔共和

宋元以来的繁荣景象

步入展览的第四单元“万家竞声”，观众将目睹宋元时期剧曲俗乐的繁荣景象。四川，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独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并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肥沃土壤。

宋代词乐的繁荣，得益于制度和文人的双重促进。展柜中展示的大晟编钟（河北博物院藏品），以青铜材质记录了北宋雅乐的规范，其深沉的音色曾响彻宫廷礼乐，体现了大晟府“审视古调，创新乐”的职责。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的“龙璈”琴（北宋时期），其精致的造型和清晰的音韵，证明了蜀地文人“以琴会友”的高雅传统。

苏轼，这位四川眉山出生的大文豪，以豪放的词风打破了婉约的束缚。展品中，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藏的元刻本《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似乎在字里行间展现了“坡仙”“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情怀。而遂宁王灼在《碧鸡漫志》中系统地整理了词曲的源流，推崇苏轼“指出向上一路”，成为研究宋词和宋代音乐的重要文献。

“层楼复阁，弦索夜声”，宋代四川的勾栏瓦肆中，杂剧、说唱、歌舞等竞相表演。一组来自四川泸县的戏楼乐舞石刻，展现了勾栏中戏剧表现场景。同样来自泸县的舞蹈石刻，舞者手持莲花，姿态优雅，乐队笙箫共鸣，将蜀地“俗好娱乐”的风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清时期移民入川，催生了“五腔共和”的川剧艺术。成都博物馆藏的川剧绣剑，作为川剧表演的主要道具，把观众拉回到了辗转腾挪的戏曲舞台。而川剧传统特色盔帽——耳不闻，用方斗状、耳幞等符号语言，展现了戏剧角色不听谗言的人物形象，继承了宋代杂剧的符号传统。

四川清音与川江号子，展现了普通百姓的生命力。来自成都博物馆的金质奖章、证书、纪念章，见证了歌唱家李月秋带领四川清音走向国际舞台的“高光时刻”；来自四川博物院馆藏双龙焰铜钹，其声震撼川江，仿佛仍在讲述船工“一领众和”的奋斗岁月。

从宋词的雅致到市井的俗乐，从杂剧的兴衰到移民的融合，音乐在川人的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展品不仅是艺术的承载，更是千年蜀地开放、创新精神的见证。它们讲述着：天府之国的历史，就像长江之水，百川归海，永不停息。”执行策展人原媛表示。（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