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军史上，曾有很多朝鲜籍同志加入过我军，比如四野就曾有3个师就全是朝鲜籍同志，东北抗联也有很多朝鲜籍同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朝鲜人民军第一任总司令崔庸健都曾在东北抗联工作过。

其实早在我军建军初期就有朝鲜籍同志加入我军，其中最出名就是杨林，他也是红军时期职务最高的朝鲜籍同志，杨林是朝鲜平安北道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炮科，之后又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于1925年加入我党，同年又担任了叶挺独立团的营长，成为了我军中的一员，红军时期曾担任过红一军团参谋长，1936年在战斗中因重伤不治而牺牲。

武亭是八路军中职务最高的朝鲜籍同志，曾担任八路军总部炮团团长，早年毕业于阎锡山的北方军官学校炮科，对我军早期的炮兵事业贡献巨大，据彭老总在自传中描述，1930年夏，红三军团在彭老总的指挥下，拿下了岳州城(今湖南岳阳)，并缴获了一些七五野炮。

当时长江江面上有些列强的军舰，以为我三军团没炮，竟公然开舰至岳州城外，朝我军开炮，在彭老总的指挥下，红三军团立马予以还击，当时全军团会使炮的就只有彭老总和武亭两人。

在二人的密切配合前，打出了几十发炮弹，最终击退了敌舰，彭老总对武亭的炮技大加赞赏，这是关于武亭操炮的最早记录，不久，红三军团以缴获的野炮为基础组建了红三军团炮兵团，武亭被任命为了团长，之后因各种原因，炮兵团先后缩编为营、连级编制，但武亭一直是这支炮兵部队的负责人。

第二年，中革军委直属炮团成立后，武亭担任团长，在之后的岁月里，直属炮团虽几经改编，但武亭一直都担任负责人，红军特科学校成立后，武亭又被任命为校长负责为我军培养炮兵人才。

长征开始后，武亭又带领炮兵同志们参加了长征，主要担负着火力支援的责任，八路军改编之初，武亭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在八路军总部炮团成立后，武亭又成为了首任团长，可以说在红军时期和八路军初期，武亭就是我军的“炮兵司令”。

1945年武亭回到朝鲜后，因为他的威望成为朝鲜早期的二号人物，但不久之后被排挤，朝鲜人民军成立后，武亭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炮兵总司令，授中将军衔，1952年因病去世。

金雄是新四军中职务最高的朝鲜籍同志，曾担任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2团参谋长，金雄毕业于黄埔10期，曾化名王信虎，作为一个怀揣复国志向的朝鲜有志青年，金雄对日本侵略者是恨之入骨。

鉴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1937年金雄果断地来到了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又随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金雄所在的部队几经改编，最后改编成了新四军第三师，金雄也便成了新四军的一员。

因表现出色，金雄一路做到了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长、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2团参谋长，新四军第3师副师长张爱萍对其赞叹不已，曾称他“必有一番作为”，果然，1947年底，金雄回到朝鲜后，就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训练局长，授少将军衔，主抓人民军的训练工作。

3年后，金雄又被任命为人民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晋升中将，1953年又晋升大将并担任民族保卫省副相，1956年遭暗杀而逝世。

崔庸健是东北抗联中职务最高的朝鲜籍同志，曾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参谋长，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又前往黄埔军校担任教官，1927年8月，在黄埔军校特务营担任连长的崔庸健参加了广州起义。

1928年，被派往东北，自此开启了其在东北长达17年的革命生涯，“九一八”之后，崔庸健奉命组建抗日武装，在其带领下，由最早的6人游击队发展为了强大的抗联第7军，在此期间崔庸健先后担任过抗联第二军第四师参谋长、抗联第七军参谋长、抗联第七军军长，1938年又升任抗联第二路军总参谋长。

日本投降后，崔庸健回到了朝鲜，之后参与朝鲜人民军的组建，并成为人民军首任总司令，先后授予次帅、元帅军衔，并成为金日成时期的朝鲜二号人物。

武亭、金雄、崔庸健在八路军、新四军、抗联担任的最高职务分别是八路军团长、新四军团参谋长、抗联路军参谋长，新四军的团级大致相当于八路军营级到团级，抗联的路军级大致相当于八路军的旅级，相对来说，崔庸健担任的职务最高，但武亭早期威望更高，所以武亭能成为朝鲜早期二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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