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这是国家决定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时代之问。

我国古代史籍把三皇五帝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三皇五帝究竟是哪几位，不同史书间却有差异。

韩非子在描述三皇时，曾言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号之曰燧人氏”。庄子在《盗跖》中也曾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

巧合的是，古人对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模糊追忆，刚好与旧石器时代人类从掌握火的使用，到巢居繁衍，再到原始农业的出现文明演进过程相符。

这从侧面说明，史书所载内容并非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着相对真实的记忆传承。

在考古工作者眼中，中华文明5000年实证在浙江良渚，国家文明则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距今约4000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就一定起源于5300年前的良渚遗址，亦或者是4000年前的夏朝。浙江良渚只是用考古实证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说，并不等同于中华文明只有5000多年。

同样，对于国家文明的起源，也存在着分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驽教授就主张最初的中国在晋南陶寺遗址，也就是传说中的帝尧时期，时间上早于夏朝。

中华文明

与

国家文明

概念的区别在于，后者特指王国时代，特征是不同血缘氏族共同结合成了一个政治组织；而前者则相对宽泛，包括了王国的前身—古国和酋邦时代，所以才有了中华文明探源一说。

在古史记载中的上古英雄人物中，又以炎、黄、蚩尤三祖的事迹相对丰实，究其原因，大概是三祖时期文明的突飞猛进和部族战争的惨烈，给先民们留下了深刻记忆。

而据考古发现显示，距今53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中晚期，农业的成熟、人口的集中、早期城市的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几乎都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

此外，雄踞陕甘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被崛起于豫、陕、晋三省交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反噬，就连河北平原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都在庙底沟类型影响下走向衰亡，这种强大的辐射轨迹，与史书记载中的黄帝战败炎帝的阪泉之战、战败蚩尤的涿鹿之战高度吻合。

这不得不让人相信“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将史书记载的先夏历史与考古发现的夏朝前的文明形态去比对，就会发现明显的不符。

夏朝的建立时间被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当然，这个时间或许有些偏早，很可能把夏部落时期的历史也算了进去。而考古发现的中华文明起源则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3300年之前，两者相差有一千年左右。

但史书记载的炎黄到夏朝之间的间隔，却明显偏短。

按照黄帝的世系，从黄帝死后到夏朝建立，中间经历了昌意、颛顼、帝喾、尧、舜等几代人，世系最短的是禹，是黄帝的四世孙，最长的是舜帝，是黄帝的八世孙。

如果大禹和黄帝只间隔了昌意、颛顼、鲧3代人，那么黄帝的生存年代只会比夏朝建立早100年左右；即便按照谱系最长的舜帝来算，每一世30年，从黄帝到夏朝建立，中间也只有不到300年，这跟考古发现出现了至少700年的时间差。

所以，史书对于黄帝谱系的记载，明显是受到战国以后“天下原为一统、万世出于一元”思想的影响。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对于夏朝之前历史的记载，出现了很大的空档。

以尧帝为界，这个空档期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空档期是黄帝自身。

被史书描绘为黄帝兄弟的炎帝，其实并非某个具体的人，《帝王世纪》中留下了八位炎帝的名字：“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就如同每一代周朝统治者都叫“周天子”一样，炎帝是一个共同称谓。

当然，炎帝的世系恐怕远比流传下来的8代人要多，《吕氏春秋》记载“神农十七世有天下（说炎帝有17代）”，《史记》也说“炎帝五百三十年”（按照每代人30年计算刚好也是17代左右）。

炎帝的天下是被黄帝取代的，那么末代炎帝就是榆罔。同样，黄帝的也是一个共同称谓，只可惜，史书并没有留下像炎帝一样的几代黄帝各自的名字，只记载了“黄帝三百年”。

如果按照考古发现的说法，以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庙底沟类型强势崛起作为初代黄帝诞生的标志，那么碳十四测定的庙底沟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2780年这个时间，就大体是黄帝存在的时间，近1000多年。

无论是史书说的300年，还是考古发现的1000年，这段历史空档期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史书记载不详，因为史书给我们的印象是“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祖孙两代人就承接起几百至上千年历史，显然有违逻辑。

事实上，在河南郑州河洛镇和河南荥阳广武镇发现的河洛遗址和青台遗址显示，在庙底沟类型强势崛起后600年，黄帝部族就出现了内部分裂。

河洛遗址和青台遗址都距今5300年，二者都是在本地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而来的，遗址中均发现了象征王权的“北斗九星”遗迹和军事环壕，都呈现出军事、政治中心特征。

这说明，仅仅在河洛这个地理单元内，就同时出现了至少两处“王都”，并且互不统属，各自都打出天命旗号。而放眼当时的中华大地，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族群，湖北的屈家岭文化族群，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族群都在各自向外扩张，天下一片纷乱。

第二个空档期是黄帝到帝尧之间。

尧的生存年代，由于晋南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而有了时间标线，即公元前2300年，此时已经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

陶寺遗址在同期诸多文化遗址当中的规模和影响力，的确称得上是一处王都，而且其自身所呈现的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等，也表明了这里是当时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

承接上文，在公元前3300年黄帝部族内部陷入大分裂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族群开始强势向西扩张，陶寺遗址呈现出的鲜明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就是西进的产物。在史书记载当中，尧初封山东定陶，后徙都平阳，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有学者将黄帝至尧之间这段历史，称之为“中原陷落、边缘崛起”。显然，中原地区文化族群的内战，给了大汶口族群和屈家岭族群入主中原的机会。

有研究显示，黄帝的有熊国所在地—河南郑州境内的西山古城遗址出土的144例成年个体的遗骸标本中，至少有35例带有大汶口文化独有的颅骨人工改形特征，意味着有大量大汶口文化族群进入到了这里。

第三个空档期是帝尧到大禹之间。

按照史书的说法，“尧时洪水泛滥，鲧受四岳推荐治水，用筑堤堵水之法，九年不成。尧命（禹）以为司空，继鲧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

但上文已述，陶寺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而夏朝的建立时间，最早也只能在公元前2070年，两者相差230年，单靠尧舜禹三代人很难支撑起200多年时间，何况史书中的禹和舜还是同一时期的人。

事实上，史书记载中的尧舜二帝寿命明显超长，比如“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活了118岁。“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之事……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活了100岁。

这显然是把每一代尧、舜的存在时间加起来算在了两个人身上了，跟炎、黄二帝的处置方式如出一辙。

鲧和禹究竟是不是父子，他们又为何受到尧舜二帝辖制进而治水，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分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有崇氏还是夏后氏，其聚居区域都在崇山（嵩山）一带，即今天的河南洛阳盆地。

考古发现显示，嵩山南北刚好存在河南龙山文化的两大文化类型的遗存：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二者联系紧密，且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贡献了遗传基因（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之一）。

而洛阳盆地地势低洼，黄河中游洪水倾泻后会流入洛阳盆地，故而生活在这里的族群在长期与洪水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此外，陶寺遗址的覆亡，是北方南下的老虎山文化族群所为，跟大禹的夏后氏关系不大。所以，如果大禹族群在河南地区开展的治水行动完全属于自救，而非受命于尧舜二帝，那么大禹和尧舜之间也就不必存在必然联系，自然也就无所谓二者200余年的时间差。

事实上，尧舜二帝分别有各自的子嗣作为继承人：丹朱和商均。所谓的尧舜禅让，也只是实力此消彼长之下，让出了天下共主的位置，至于尧舜所在的陶唐氏、有虞氏部落首领的位置，则必然是家族内部传承，陶寺遗址发现的早期和中期两处王族墓地群，就是明证。

而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出土物遂公盨铭文上是这样写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并没有提到是尧舜授意。

所以，在北方存续300年的陶寺政权崩溃之后，在豫西地区的大禹族群刚好承接了中原文明复兴的重任，给后人造成了尧舜禹禅让的假象，大禹恐怕并非舜同时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