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不仅满足于疆域及制度的统一，同时也致力于文化上的统一。然而，由于秦文化的相对落后，以及在推行过程中过于的强迫性，使得这一文化统一之举未能取得应有的成绩，甚至适得其反，激起了东方地区的反抗。

秦人的文化底色

钱穆《秦汉史》曰：“秦人僻居西土，就文化言，较东方远为落后。故秦之措施，大抵袭自东方，其任用以见功者，亦率东土之士也”。

秦人不但文化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被东方各国视作“戎狄”。《史记·秦本纪》即云：秦之先祖，“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直到西周末年，犬戎攻打镐京，秦襄公带兵救周，派兵护送周平王至洛阳，直到此时才因为立功被平王封为诸候，始与东方诸侯通聘享之礼。这时秦才与中原诸国开始来往。

由此可见，秦人早先的文化与风俗，受西戎的影响可能大于受周代文化的影响，加之秦人在很长时间内与中原各国甚少往来，因而很容易被视作蛮夷。《史记·秦本纪》中也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直到战国时期，这一概念依然根植于部分中原人心中。

西戎之风

秦襄公虽然被周平王赐以宗周故地的西岐，然而在遭逢犬戎之乱后这里还有多少宗周文化的留存，是很值得怀疑的。因而，秦国受周文化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否则中原各国也不至于一直以夷狄视之。

而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到始皇帝统一的这段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治、风俗为之一大变。“尤其是自商鞍变法之后，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

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条与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为基础的严厉特征”。

这一极端文化，与山东六国保有的周代文化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对抗。因而当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展开了以秦文化为基准的文化统一，非但没能用秦文化来取代六国文化，相反可能还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六国的反秦情绪。

“书同文”与“匡饬异俗”

“书同文”原本是孔子所提出来的文化理想，子思作《中庸》时便曾引述其祖父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孔子本人有德无位，无法实现这一理想。可能孔子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完成他这一理想的居然会是那个虎狼之国的君王。

而令人感到吊诡的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的连年征战，以及各国间交流往来的频繁，六国的字体都已经被各式各样的俗体、简体字所替代，反倒是文化一向落后的秦国由于地处偏远，消息闭塞，反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商周以来文字的样式。

《说文解字·序》云：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所谓的“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就是以秦文字作为规范字形，消灭不符合秦文字的六国文字。至此，从战国以来“文字异形”的局面才逐渐宣告消失，而真正做到全国文字的完全统一，并完全定型，已经到了汉代了。

而“书同文”除了统一文字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统一文字的用法，废黜掉通行于六国的用字习惯、方言词汇。而最能体现秦人这一方面工作的，则是《里耶秦简》中的8-461号木方，又名《秦更名方》。

里耶秦简

出土于湖南省龙山县

这块木方最开头是一连串“甲如故，更乙”的句式，即表示“甲在这些情况下不变，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变为用乙”。之后则是一些名号称谓的变动。例如：

大如故，更泰守卿如故，更乡走马如故，更簪褭者如故，更诸酉如故，更酒灋如故，更废官更詑曰谩归户更曰乙户

这些词语和用字自然是以秦人的习惯和方言为准的，具体的成效如何现在还难以得出定论，但是可以从中看出秦人试图以秦地文化统一全国的野心。

语言习惯的改变是极其困难的，但秦始皇显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对各地风俗也进行统一。

在秦始皇出巡的刻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到一地几乎都会提到要求统一当地风俗的话。譬如琅琊刻石说：“匡饬异俗”，芝罘刻石说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都表达了要通过行政力量强制统一风俗的要求。而这其中最为明显与详实的例证就是会稽刻石了。

刻石中说：始皇帝“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庄”。宣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夫为寄猳，杀之无罪”，对于当地民俗和百姓日常生活干预的已经非常之具体了。而他所期望建立的，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的新的道德秩序，进而达到“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轨度，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的程度。

其对于当地家庭生活的强制性改造，透露出了秦王朝作为一个专制主义集权政体在文化统治方面的残酷性。

《书》《礼》残缺，《春秋》独完

最能代表秦始皇文化专制统治的举措里面，焚书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一项。《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李斯的奏请虽然名为焚书，但从中可见藏书不烧反而是受刑最轻的一种，仅仅是“黥为城旦”，而偶语《诗》《书》却要弃市，以古非今更是灭族大罪。可见此事虽以焚书为名，但秦始皇更在意的是议论当世朝政，其次则是研讨古代典籍，最末才是家中藏书。而且藏书之中首重《诗》《书》及六国史记，其次才是百家语。

焚书

经此一厄，五经残缺。但仔细考察之下，五经所遭遇到的摧残，彼此之间还有所不同。五经之中，真正残缺的唯有《书》与《礼》。

西汉初年，经典复出，传《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春秋》者有公羊、榖梁、左氏；传《易》者虽然只有一位田何，但在儒家《易》学之外，各种以卜筮为主要目的的《易》学依旧大量存在；而唯有《书》与《礼》两部，各自由伏生与高堂生这两位硕果仅存的经师，据手中所存残本加以讲述传授。

这种现象的形成是何原因？若说《易》乃卜筮不在焚禁之列，《诗》依口传不赖简帛。然而《春秋》既属于儒家五经即所谓“诗书百家语”，又属《秦纪》以外的史书即所谓“史官非秦记”，何以竟能保全？

《史记·叔孙通传》中云：

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光是秦二世召集来的这些博士和诸儒生的身份，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群博士们的立论依据乃是《公羊传》中的“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可以说这是史籍中最早的一次经义论政。

而《李斯列传》中记述赵高劝说胡亥篡位的一段话也颇值得玩味。胡亥一开始拒绝篡位，所给出的理由是：

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

这一番纯粹的儒者之言，很难令人想到会是出自胡亥之口。而赵高劝说他的一番话同样充满了儒者意味，甚至搬出孔子来助阵：

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

这样的对话若是发生在汉代或是后世唐宋明清等朝代的人物身上，大家可能都不会觉得奇怪，但却偏偏发生在了秦朝最为臭名昭著的奸宦赵高与昏君胡亥的身上，着实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而且不独赵高与胡亥，子婴在劝谏胡亥时所说的话同样是满含儒者气息，《史记·蒙恬列传》云：

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子婴的这段话可就不仅是儒者意味了，稍微吹毛求疵一点，已经可以算作是以古非今了。然而子婴并未因此受到什么惩处。而同卷中所记蒙恬自尽前的一番话更是令人瞠目：

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

在这里，蒙恬不但以古非今，借由古人故事来为自己辩白，而且直接引用了《尚书》。虽说这是他临死前对于皇帝的进言（虽然使者拒绝替他转达），可能有些不守常礼的言词，但从整段话的内容，以及说话时的前后经过来看，蒙恬无疑对于《尚书》中的内容非常熟悉，否则不会这样顺畅而贴切地称引。

蒙恬竟然颇具儒将气质

于是，在秦朝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是“偶语《诗》《书》百家语者弃市”，另一方面却是朝廷中引《春秋公羊传》而议政，大臣引《尚书》以进言；一方面是“以古非今者族”，另一方面则是皇子与重臣在进谏中频繁征引前代故事。这样鲜明的反差，实在是构成了一种诡异的矛盾。

秦不但在制度、思想、学术、语言、文字、宗教上与六国存在着种种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不存在于山东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单单存在于秦国与保留周文化的东方六国之间。

可见秦国在文化上的改变与发展，已走向了一条不同于保存周文化较多的山东六国的道路，因而它在制度、价值观、文字等等方面的发展，便不被保留了较多周制的东方文化所接受容纳。

而六国虽然在对秦的军事抵抗上彻底失败，但他们与秦在文化上的对抗却并未随着秦的统一而告终。而秦在统一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其核心也是对东方文化予以压制和征服，并企图用秦文化来取代之前的各国文化。而焚书则是以国家强制力推行文化统一，试图消灭东部旧有文化，同时兼具严密言论语思想控制作用的激进手段之一。

然而从上述的诸段引文可以看出，秦人虽然在关东六国推行以秦文化为主的文化统一政策，但对于秦人内部的上层社会，则并未完全禁绝《诗》《书》百家语，而且非但没有禁绝，其中一些人的经典修养还颇有水平。

由此可见，秦人在对被征服地区推行秦文化，消除该地旧文化的同时，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东部地区文化有选择性的吸收。而在这种选择中，作为关东旧文化、旧制度、旧礼俗代表的《书》与《礼》，显然就不在被选择吸收的候选项目中，相反它们是焚书过程中需要重点清剿的对象，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的“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而与之相反的是，例如《春秋公羊传》所讲的的“大一统”“一王大法”之类理论，却是刚刚建设成统一帝国的亲人们所乐于接受的，而同时也是当时最易于引入实际政治运作层面的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