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要义》中对各类史书的缘起、思想、内容、体例、得与失等的评价，涉及到了史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它是对汉以来史学发展状况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批评总结，当中蕴含着丰富的史评思想。

“经史无二”论

“经史”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纵观中国古代学术史，史学和经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经学兴起并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与之同时，史学因司马迁著《史记》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而历代统治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纲常伦理体系，将儒家“六经”作为思想、行为之准绳，故经学在中国古代思想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唐宋以后，经学更是被用作科举入仕的“敲门砖”，史家崇经意识更加强烈，士人普遍读经轻史，认为“经以载道，阐万世之文明；史以辅经，昭累朝之鉴戒”，形成了经学独尊的局面。这种“重经轻史”的学风严重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故卜大有《史学要义》辑录的诸多篇章中对社会上“重经轻史”，“以经为精、以史为粗”，“以经为正、以史为杂”等轻视史学的现象给予了批评，认为经、史同根同源，强调“经史无二”。

首先，从文献起源角度论证“经史无二”观。

卜大有引《隋书?经籍志》之言，该段话对经籍（史学）的功用作了高度概括，指出经籍（史学）的作用是正纪纲，弘道德。同时从文献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经史无二”的观点，认为经籍与史籍的产生都是史官制度确立的结果。指出史官制度确立后，史家开始记载各国史事，史家所载的史事成为了后世的史料，这些史料是史之源，同时亦是“六经”之源。

由此观之，“经史无二”观是正确的。诚如白云先生指出的：“史部的十三类，每一类都可以追朔到古代史官的各项职能。‘正史’、‘古史’、‘杂史’、‘霸史’和‘起居注’，虽然记载的内容和体裁不同，但都是古代史官纪言书事、君举必书职能的延伸。‘正史’与古代史官、周之五史、诸侯国史有关；‘古史’是‘以《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起居注’‘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其他各类则是史官其他职能的反映。”

其次，从经与史上古无分角度论证“经史无二”观。

卜大有辑录苏辙之观点，认为《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虽以经为名，但其皆史。事实确也如此，“史”在中国古代含义颇多，史实、史料、史书、史官都可称为“史”，孔子整理而成的《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先秦时期的“先王政典”，本身就是重要的史料。

如《春秋》是鲁国史料，《诗》是古代文学史料，《书》是古代政治制度史料。这就说明，先秦《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名虽为经，但实际皆是史。诚如汪高鑫先生所言：“先秦时期的经籍与史籍，皆可溯源到经过孔子整理而成的‘六经’。‘六经’不单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家典籍，作为‘先王之政典’、上古三代的历史文献，它们也或为史料，或为史籍。

而随着后来‘六经’地位的提高，它们内蕴的思想更是对后世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到春秋时期，反映各种文化知识的文献己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不过在这些文化知识之间还没有严格的学科区分，当然也没有经史之分。从春秋后期起，儒家典籍逐渐形成，史学也随着《春秋》、《左传》的出现而开始出现;不过当时仍然无所谓经史之分’。”

第三，从“事词”与“道法”的相互关系论证“经史无二”观。

卜大有辑录苏洵之说，强调了史与经的缘起原因，认为史与经都是因“忧小人而作”，显然这一观点过于片面与局限。将“道法”与“事词”的关系引入经史关系的讨论中，从“道法”与“事词”的关系探讨“经史无二”观。

强调经与史都存在着“道法”与“事词”，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而绝对之“道法”与经验之“事词”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二者不能分，故经和史也密不可分。又，卜大有引胡三省之说，指出史是求“道”的途径，认为经载“道”而史记“事”，由于“道”散于事中，史又因记事而寓道，从而反对经与史不可同日语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史学的重要地位，表达了“经史无二”的观点。

第一，指出史与经是“忧小人而作”，不仅提出了“经史无二”的关系问题，而且指出了经史“施善惩恶”的作用；第二，指出史与经之义相同，体例不一；第三，把经史关系比作“道法”与“事词”的关系，认为经、史兼有“道法”与“事词”，尽管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但经、史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强调“经史无二”。

综观上说，《史学要义》中卜大有从文献起源、经史上古无分及“事词”与“道法”相互依存三个角度论证了“经史无二”观，将“道法”与“事词”统一起来，认为经（道法）与史（事词）是统一并展现于具体过程的，从而在理论上将史提高到与经相等的地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卜大有强调“经史无二”的经史关系论并不是为了贬低经，而是为了抬高史学的地位。事实上，“经史无二”说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后之学者对史学的重视，对后来经史关系的讨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史学功用论

吴先生的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功用，一是存王道，一是存鉴戒，一是明教化。卜大有对史学“辨正统，明王道”、“资治道，存鉴戒”功用认识较为深刻，《史学要义》中特别注重选录历代阐述史学功用的重要论述。如卷三之《御制资治通鉴序》、《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序》、《资治通鉴纲目考证序》、《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序》等“通鉴类”史书的序论，通过对这些序、表等深入理解可以看出，这些史书的编纂是出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需要。这些史评的选入，透露出卜大有关于史学“辨正统，明王道”、“资治道，存鉴戒”的重要认识。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王朝更替现象，每逢多事之秋，各个统治政权征战、称霸一方，造成诸国

鼎立

局面。每当这个时候，统治者都会通过编纂史书来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同时为自己的统治作辩护，说明统治的正统性，因此史学被打上了为封建统治“辨正统，明王道”的烙印。

卜大有生活的明代，朱熹等理学家们宣扬的“正统论”极为风行，这一时期史家特别强调史学“辨正统，明王道”的功能，使卜大有的思想打上了封建正统的印迹，加之作为封建史家，卜大有骨子里己有正宗思想的观念，思想中具有了浓厚的正统意识。故《史学要义》的编辑过程中

卜

大有有意识地强调史学“辨正统，明王道”的功能。

卜大有强调史著要记载国家丧葬祭祀，政权的交替更迭以及征伐战功等史事，从而得以“别统系”、“辨名号”，这就是强调史学“辨正统，明王道”的功用。

认为史书要“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即历史著述既要记载国家的典章制度，又要记载人类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与政治斗争的得失成败，表彰统治阶级中功勋卓著和贤能之人，同时史著又要阐发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以辨统系，正名号。

强调史学要用以“明道”，所谓“明道”就是明先王之道，也就是强调史学可用于宣扬王道。历史著述可用于“辨正统”，同时也可用于“明王道”。史家记载国家典章制度、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与政治斗争的得失成败，阐发儒家纲常伦理道德等，从而用于辨明正统，弘扬王道。

卜大有强调史学具有“辨正统”、“明王道”的功能，认为历史上诸多史书的编纂目的都是为了辨明正统，阐明王道。他指出程朱理学家们把史学视为辨别正统、弘扬王道的工具。认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的写作达到了“辨正统”、“明王道”的目的。

强调《纲目》褒贬书法以《春秋》为主，记载国家典章制度、治乱兴衰、得失成败、行幸田猎及朝会聘问等各类史事，从而达到“辨正统，明王道”的目的。

再次强调《纲目》的写作目的是“辨名号”、“正纲常”，故该书的大经大法以儒家“三纲五常”为准，注重正纲常、分正闰与辨名分。

可见，朱熹《纲目》是一部极重“正统”的史学著作，该书的主导思想是“辨正统，明王道”。这一观点颇与事实相符，在内忧外患的宋代，正纲常、辨名分是史家著史的首要目的。正是因为《纲目》中讲述的正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故《纲目》一书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总体上看，出于宣扬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目的，历代统治阶级对史学提出了“辨正统”、“明王道”的要求。为统治寻找合理依据是时代赋予史家之任，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史家编纂历史过程中都会为王朝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更甚者部分史家为王朝建立的正统性提出神意的解说。

可以说，为统治阶级寻找政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是史家撰史的指导思想之一，史学宣扬“天命王权”等思想，目的是要论证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弘扬王道。

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来应对统治危机是历代统治阶级向史学提出的要求，所以“鉴戒”是历史著述最直接的目的。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统治者对史学“资治”、“鉴戒”功能十分重视。明朝中后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明朝统治面临着严重危机。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阶级积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治国之道，要求史学为其统治服务。身为明代知府的卜大有对明朝的统治危机极清楚，故卜大有《史学要义》中有关史学“资道”、“鉴戒”功能的言论极为丰富。

卜大有强调史学可用于“资道”、“鉴戒”，他赞成苏洵之说，认为史与经等历史著述皆因“忧小人”而作，强调史之所惩者唯有“小人”，君子可以有意识地惩劝而无需褒贬。同时以《祷杌》和《春秋》来证明史与经皆具有“劝善惩恶”的功能。当然，卜大有史之所惩者唯“小人”这一引述过于片面。

接着，卜大有引司马光之说，强调今人之所以了解古人，后人之所以了解先人，都是历史记载的结果，认为历史记载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同时强调统治阶级要想治理好国家，则不可以不观史。

综观所见，一方面，史学具有“劝善惩恶”，教化民众的功能。历史记载品德高尚之人，从而激发、震撼后人，推动他们向善、向美。记载恶人恶事，使人做坏事时或有所节制或因畏惧而为善；另一方面，史学具有提供政治借鉴的功能，史家通过记载历代治乱兴衰的史事，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如此看来，“资治”、“鉴戒”既是史学的功能，同时也是史家撰史的初衷。

卜大有强调历史著述“劝善惩恶”的功能，认为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以巩固统治是史家撰史的重要目的。他赞成司马光的观点，指出史学“资治”、“鉴戒”的功能，在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这样的史著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认为大凡历代国家兴衰，用人得失、民众生活和民族关系等内容，《通鉴》都作了如实的记载。便于后人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使君主和世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由于司马光《通鉴》是一部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的史书，故卜大有辑录胡三省之言，将《通鉴》视为为君、为臣、为子者的必读之书。

强调君主如若不通晓《通鉴》，就好比治理国家而不清楚治国的方法，厌恶暴乱而不清楚防止暴乱的方法；为臣之人如若不通晓《通鉴》，那么他便无法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为人之子如若不通晓《通鉴》，那么其谋身必定会受侮辱，事迹也不足以垂训后世。

由是看来，司马光《通鉴》确实为统治阶级提供了“资治”经验，因而该书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各朝各代“通鉴类”史书也相继诞生。诚如左桂秋所言：“《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现实‘资治’功能使其成为史学经世的典范。司马光将其政治抱负融入了修史活动中。《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指向。”

瞿林东先生也认为：《通鉴》“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换言之，《资治通鉴》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的极端重要性。”

卜大有强调史家通过总结帝王成败的经验教训，从而用于“鉴戒后世”、“资政帝王”。在他看来，司马光《资治通鉴》、石介《唐鉴》等史书，都是通过探讨历代治乱兴衰问题，从而为统治阶级寻找解决问题之法。

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来应对统治危机是统治阶级向史学提出的要求，故“资道”、“鉴戒”是史家著史最直接的目的。史学是用于“资道”、“鉴戒”的工具，这一功能能否发挥，取决于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故卜大有认为史家撰史要实事求是，如实记载，强调历史纂述要“事有文据及迹状明白”者才能书之。

结语

总而言之，“辨正统，明王道”、“资治道，存鉴戒”是史学的重要功能，史家著史的目的，一方面为统治阶级寻找政权统治的合法依据，弘扬王道；一方面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资治道，存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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