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时期 ，宦官与朝官的矛盾斗争是当时政治上的突出现象 ，历来研究都聚焦于宋申锡事件、甘露之变等热点问题 ，但对当时的国舅案却着墨不多 ，史料比较零碎也是相关论著多有遗漏的原因之一。

萧本 、萧宏冒认国舅始末

公元826年，唐文宗李昂即位，李昂刚即位，心里就惦记着一件大事——找舅舅

于是国舅案的真与假便拉开了序幕，最初是由萧洪引发的，他声称是萧太后的弟弟，结果萧洪被审查站以“一切都是假的”为由开除，被训斥了一顿，郭叔的位置又空了，郭叔的案子也就告一段落了。

后来邱士良又推出一个叫做萧本的人，称他是萧太后的弟弟，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叫做萧宏的人，也称自己是萧太后的弟弟。

可到了最后，没想到这三人都是冒牌的。

其中萧洪被称为国舅八年，萧本只有四年，萧宏一时都没有得到，差距悬殊，入朝三年后，他“突然”插手了关于国叔真伪的争论，自有可取之处。

国舅案发生的原因

就郭叔的案子而言，因为萧洪使用了欺诈手段，这件事终将难以掩饰，萧洪和邱士良是郭叔案的两大主角，他们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发生和发展。

大河二年（828年）萧洪入朝后，于大河九年（835年）十月从河阳迁至昆坊镇，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从史料来看，他与邱士良的交往也算是空白，李侃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人的嘴不过多是猜测，没有证据可言，还没有对萧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郭叔的案子，就发生在这次拒债事件之后，双方当事人牵扯到的都是同一个人。

邱士良和萧洪关系不和，这完全有可能，而且当时已经有舆论质疑萧洪的身份，史料至少提供了两个理由萧洪案：邱士良与萧洪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主要原因，政府和反对派的舆论质疑是诱因。

萧本 、萧洪案发的原因

国舅案涉及背景复杂，其发生亦绝非二三人，其置于整个文宗朝的格局下加以考察，无疑会对这个案件有更深刻的认识 。

文宗即位后，积极谋划诛除宦官，他先后提拔朝官中的边缘势力（宋申锡 、郑注 、李训等人），尤其是后者，在皇帝的支持下逐渐形成“一个以文宗为靠山 、以李训郑注为中心的新的利益集团”，一场新的反宦官行动正悄然展开。

文宗崇重萧洪自然是为加强皇权服务，但从史实来看，萧洪长期游离于朝政之外 ，并没有直接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尤其是反宦官斗争的事例，他与大和五年（831）的宋申锡事件也毫无关联。

对于萧洪在政治上之消极最合理的解释是文宗的外戚政策需要，这一点将在后边论述。

如果萧洪如此发展下去，他将安然度过平淡的一生，萧洪在后来陷入国舅案，充分证明了当时宦官势力和反宦官势力斗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以致一个庸碌无为的朝臣欲置身事外而不可得 。

总而言之，国舅案的发生更多的是由时代因素造成的，有一定必然性，萧洪、萧本、萧宏三人皆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国舅身份具有不稳定性，其地位多次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虽然朝官，宦官的矛盾斗争是国舅案发生的催化剂，但它本质上仍属于皇家内部事务，与单纯政治斗争的表现方式、处理方式有很大不同 。

国舅案是在甘露之变后第九周才发生，萧洪暂免于祸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了他尚在的外戚身份，这个身份令他与皇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使仇士良不得不有某种顾虑，加上刘从谏上章事件的影响，仇氏一度转移关注点。

直到开成元年（836）八月闽人萧本出现，仇士良才对萧洪采取行动，若非遭遇身份危机，国舅案的发生很可能再次推迟。

可是萧本的突然出现，让唐文宗有点怀疑，于是，开始对萧本、萧弘进行三司会审，没想到最后发现都不是萧太后的真弟弟，唐文宗知道后十分难过，他下令将萧本、萧弘流放荒蛮之地。

就这样，前后三个国舅全因假冒被流放处死，真

国舅始终下落不明。

国舅案的影响

国舅案是文宗朝政局的缩影，它前承甘露之变，后接泽潞之役，对朝廷内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

国舅问题本是皇家内事，但宦官和藩镇都介入其间，可见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已是无所不在，这种斗争深刻影响着朝政格局。

李训掌权之时，萧洪与其相互利用，虽在朝野中存在着怀疑舆论，尚无人敢冒险揭发。

甘露之变后李训败死，萧洪失去托庇条件，仇士良趁机揭发国舅案，实现了排斥异己的政治目标，还在外戚群体中植入了亲信，加强了对皇室的控制，巩固了宦官集团的权势。

即便是远在长安之外的刘从谏，也能通过国舅案这个事件来干预朝政，声援朝官集团。

刘从谏自镇泽潞以来，一直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大和六年（832）入朝，目睹时政而“心轻朝廷”。

李训执政时 ，二人合作欲重组政治集团，但甘露之变使这一计划变为泡影，刘从谏事后奏劾仇士良，彻底得罪宦官集团。

在宦官集团操弄下，昭义镇与朝廷关系显著恶化，刘氏又上章干预国舅问题，无疑是给这种关系火上加油，故史书言其“与朝廷猜贰”，这种紧张状态一直持续至会昌年间。

众所周知，文宗是以皇弟而非皇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出身不“正”是他在政治上的最大软肋，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彰显“天子之孝”来增强统治合法性不失为一个可行手段，实际上文宗也在频繁实践这种思想。

但是国舅案发后，萧洪被贬死，文宗失去了塑造皇位正当性的政治资源，直接打击了皇帝权威，而且国舅之位易人，意味着皇帝失去了对外戚事务的部分控制权，皇室被迫放弃寻亲。

国舅案是文宗朝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它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宗朝政的窗口，然而长期以来它笼罩在甘露之变的巨大影响下所忽视，只有真正重视国舅案，才能对当时朝政形成更完整的认识，这也是国舅案的最大价值 。

结语：

唐文宗寻找国舅无果，想要通过崇树外戚加强皇权的努力失败，由于假国舅接连出现，反而加剧了朝局混乱，唐文宗势力孤弱，权力被宦官和藩镇日益挤压。

国舅案本属于皇室内部事务，但被朝官、宦官和藩镇三方利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国舅案的异化对文宗朝政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