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清朝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没落固然有相当大的责任。不过，但凡学过高中历史的朋友都背过这么两句话：近代以来百年屈辱的根本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统治以及支撑它的落后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如果在鸦片战争之前，经济基础和封建制度不改变，无论是谁当皇帝，管你满人汉人，对上西方列强的颓势都不可避免。当然，如果M78星云的奥特一族当政，那结果另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为重视传统的国家。无形的传统构成维系国家社会的重要纽带和支撑。但过于重视传统的文明，随着“传统”的不断积累，反而会带来历史包袱，因传统而在制度上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逐渐陷入停滞。自秦代以来，中化文明发展的基本雏形已经定下，后世虽在前代的制度上多多少少展开过小修小补，但终究没有能够突破传统而使文明发展进入新的路径。政治上，君主专制不断加强，虽然官制变了又变，但总体上都是沿着“内朝不断外朝化”的老路子，无甚创新之处；经济制度则表现为土地私有化不断加剧，庶族地主最终取代军功地主和贵族地主，但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没有变化。偶尔有一二改革者想要稍微突破固有路径，如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和清朝的雍正皇帝，但最终都会被强大的传统势力所“驳回”。

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起到的是正面作用。但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中华文明自身并未孕育出以逻辑为基础的抽象思维，因而无法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四大发明虽然改变了世界。但这仅仅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的技术产物，中华民族的先民并未将其高度抽象化，理论化，所以无法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而相反，西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便产生了思辨化的哲学和朴素的自然科学基础，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等，这些都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基础。

中国并不是近代以来唯一一个落后的古老文明。西亚的阿拉伯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遭遇到西方工业文明之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鱼肉”。这些国家在近代之前的发展相对自身而言并不慢，但对于已经掌握了自然科学并将之转化为生产力的西方文明，则明显落后了。

清朝，在学界的定性是封建王朝的最后辉煌。就古代王朝的标准来说，清朝的确做到了极致。政治上，清朝最终完成了君主的绝对集权；经济上，清朝则取消了人头税，摊丁入亩，只按照田亩收税，实现了地主和农民的相对公平；文化上，则做到了强力管控；军事上，则将蒙古，新疆，西藏等战略要地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解决了前年以来的边患问题。可以说，封建制度的集大成者正是清王朝。清王朝的发展路径，被历史的规律纳入到了中华文明固有的发展轨道——即便它并非汉人建立的王朝。但当时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主导的前夜，工业文明相对于一切农业文明而言，都是降维打击。

试想，如果清朝没有入主中原，在工业文明入侵前期能否将疆域扩大到1300万平方千米之大？自赵宋以来，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为了维护内部的稳定，均采取重文轻武抑制武将的政策。宋朝自不必多样，明朝武将出征必配监军，监军由太监或文臣担任。而地方的政治军事长官总督或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文官。汉族统治者的军事基本目标就是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扩张毫无兴趣。因此，明朝面对羸弱的蒙古，尚且连连丢掉自己的土地，河套、东北在明朝建国后百年即被蒙古所夺。我们不能说如果继承明朝政治遗产的如果是汉人王朝，它就一定无力开拓，但根据先前经验总结的历史规律，其大概率会陷入这样一个圈子中。

北方的蒙古部落极为分散，汉族建立的王朝又无法有效利用当地土地，放任蒙古与之对峙。但十七世纪俄罗斯的东进运动已经开始，俄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分散的蒙古部落。届时，新的王朝将会直接面临横跨亚欧的大帝国俄罗斯的威胁。大量人口被挤压在所谓的“汉地十八省”，资源压力将会十分紧张，很有可能连英国人都没见着，就被俄国人捷足先登。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陷入“文明的陷阱”之前，尽可能多地开拓了疆域，使之有足够的纵深去应对工业文明的冲击。尽管清朝统治者开疆拓土的主观意图是展现自己的武德充沛，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但客观上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清朝在近代以来“拉胯”的表现是可以预见的，换成除奥特曼一族以外的任何民族当统治者，都不见得能取得更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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