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你的读者。今天,我们将穿越时光,走进战国时期的历史,具体到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在这个时期,《资治通鉴》记录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秦国伐蜀和燕国政变。这两件事件不仅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影响,还对古代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我们将从秦国伐蜀这一事件谈起。
首先,秦国伐蜀的背后涉及到文字的改动和地名的选择。《资治通鉴》的记载源自《史记·张仪列传》,但在文字上进行了微调。关键之处在于“苴蜀相攻击”这一说法,《资治通鉴》将“苴”改成了“巴”,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历史探讨。在当时,巴蜀一带被华夏文明视为蛮族地带,而蛮族缺乏文字体系,地名通常是音有字无的情况。因此,记录巴蜀事件时,只能依据发音随意选择汉字,导致了“苴”和“蜀”这两个地名的出现。华夏文明在寻找对应字眼时,常常倾向于选择一些具有辣眼睛效果的字,比如虫字边或犬又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甚至欧洲列强对待国名也充满了偏见。在这个过程中,“苴”和“蜀”逐渐被改变,而“巴”成为主流版本。然而,“巴”这个字眼同样具有象形意义,模拟蛇的形状,伴随着关于“巴蛇食象”的传说,为巴地增添了神秘和凶险的形象。这种刻板印象一直延续至今,巴地的人文环境与蛇相关,让人回味无穷。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回到了周慎靓王五年,正值“巴蜀相攻击”。这句话让我们对巴蜀两地的关系有了初步认知。就今天的地理来说,大致对应重庆和成都。然而,巴蜀两地的恩怨由来已久,《华阳国志》便有“巴蜀世战争”的记载,代代相传。即便今天,重庆人和成都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仍然令人耐人寻味。
要理解“巴蜀相攻击”的原因,我们需要追溯一下历史。据胡三省的注释,蜀王将自己的兄弟封在汉中,号为直侯,名叫葭萌。葭萌作为蜀王的亲兄弟,却与巴王结下深厚的交情。当巴蜀关系恶化时,蜀王愤怒兄弟背叛,于是先下手对付直侯。然而,直侯实力不及哥哥,只好逃往巴国寻求庇护。巴国为了支援直侯,向秦国求援。蜀国也不甘示弱,也向秦国请求支持,于是拉开了引狼入室的战幕。在这场角逐中,巴蜀之地的“王”和“侯”并非周代宗法体系下的正统称谓,更像是当时的“首领”。这一纷争最终引发了秦国的介入,秦惠文王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决策:是选择插手这场纷争,还是置身事外?
在秦国做出决策之前,韩国却意外地对秦国发起了挑战。这一情况让秦国陷入两难境地:是继续与韩国对抗,还是选择其中一方支持?这时,张仪和司马错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战略。张仪主张伐韩,认为秦国应拉拢魏楚,突破韩国的三川、新城、宜阳,向二周展示力量。在他看来,挟天子以令于天下是秦国的国策,通过对二周的震慑,获得天下之势。张仪的提议着眼于利弊,分析了战略的长远影响。他将韩国的三川之地和二周的领土看作朝廷和市场,认为争夺这些地方才能实现帝王大业。
然而,司马错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主张伐蜀,认为巴蜀的地势更为重要,而且蜀道难以通行。他指出,巴蜀是秦国在战略上的重要对手,如果能够在这里取得胜利,对于秦国的崛起至关重要。司马错的观点则更侧重于直接的军事利益,认为秦国应该趁机击败巴蜀,确立在战国局势中的优势地位。
这场关于伐韩还是伐蜀的辩论,使得战略的选择变得扑朔迷离。张仪和司马错的论战如火如荼,而秦国最终选择了伐蜀的道路。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议,人们对于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战略是否正确产生了质疑。
“挟天子以令于天下”的战略是否高明,究竟是否符合秦国的国策,引发了广泛的思考。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二周的震慑,实现天下的统一。张仪的分析着眼于长远,认为通过击败韩国,夺取三川之地,展示秦国的军事实力,对于秦国实现帝王大业至关重要。他将战略的重点放在朝廷和市场的争夺上,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挟天子以令天下。
然而,司马错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伐蜀更为实际,巴蜀地势险要,掌握了这一区域将为秦国的崛起奠定基础。他的观点更注重直接的军事利益,认为秦国应该趁机击败巴蜀,确立在战国局势中的优势地位。
最终,秦国选择了伐蜀的道路,但这一决定并非没有争议。张仪和司马错的论战展现了当时国家战略制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战略是否高明,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而对于读者而言,通过深入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当时的思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