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竟然也是变法斗争的牺牲品，那他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
司马光曾经在生病时，曾将青苗、免役、将兵三新法及西夏之扰，视作让他死不瞑目的“四患”。为了加速罢废新法的速度，他甚至不顾病体，“不舍昼夜。”后来，他罢废青苗法后，他所要消除的“四患”，在他生前都已“完成”。直到司马光病死保守派控制朝政以后，在攻击改革派和新法方面，因为利益相近，加上领袖人物司马光的存在，虽然相互之间意见有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步调一致的。
但是，随着改革派代表人物蔡确、章惇等的被贬斥，新法的被罢废，失去了共同的政敌和打击的目标，加上司马光的去世，保守派内部缺少协调或震慑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保守派成员送逐渐以地域性为主分化为洛、朔、蜀三党。
洛党以理学派创始人程颐为首，主要成员有朱光庭、贾易等人；蜀党以蜀学派创始人苏轼为首，主要成员有苏辙、吕陶等人；而以朔党成员最多，主要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司马光死后，在吊唁的礼仪方面，程颐主张依古礼行事，受到苏轼的讥讽。不久，苏轼在为考试馆职者所出的策问中，提出：“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
又说：宋朝“六圣(指太祖及太、真、仁、英、神宗六帝)相受，为治不同，同归于仁”；“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指敷衍)；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于是洛党的朱光庭攻击苏轼认为仁宗、神宗都不足以效法，是大不忠，随后又奏称苏轼曾经骂司马光和程颐。但是在苏轼申辩之后，高太后并没有治苏轼之“罪”。
朔党的王岩叟和傅尧俞等人，怕因此而将朱光庭逐出朝廷，又申论苏轼虽无罪但并非无过，一时间此事遂成为朝政的重要议题。尽管吕公著等人企图平息争端，但王岩叟、朱光庭、傅尧俞则必欲争个是非。苏轼于元祐二年正月中旬，再次阐述题旨：“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
也许正是苏轼借用周公姬旦、姜太公吕尚的“子孙不能奉行”先王贤政以致衰乱之事，以示考试者议论当世政事，为朱光庭、王岩叟等人所忌。而苏轼的进一步阐明，确是忧虑当今对神宗政事“矫枉过直”，甚至担心数年之后，“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的程度，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当前政治的不满。此后党争仍然不已。
元祐二年八月洛党党首程颐首先被罢职后，又罢其党羽贾易，皆出任外官。蜀党苏轼也出任地方官，以后保守派朔、蜀、洛三党，仍不能协和以改善政事，不断互相攻击。当元祐六年二月苏辙被任命为执政时，甚至被说成“是犹又用一(王)安石也”。元祐后期的政事主要陷于洛、朔、蜀三派的党争，并无实质性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