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我帮你把文章内容逐段改写，保持原意并增加细节，字数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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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朋友提起王巍先生发表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顶尊青铜器，显示三星堆文化实际上是在对商王朝进行顶礼膜拜。笔者经过核实发现，这一说法来自王巍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鲁健采访时的表述，该访谈节目于5月13日在中央四套《鲁健访谈》中播出。下面先把节目中鲁健与王巍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相关对话节录如下：

鲁健问：“作为考古专家，您怎么看待普通人与专家眼中的三星堆有什么不同？”

王巍答：“我更关注当地文化的特色，但同时也会留意其中是否存在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的元素。其实有很多。大家通常看到的多是面具和人像，不过这次出土的顶尊青铜器中的一个跪姿人像，头上顶着一个商朝青铜器，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对商王朝的崇敬和顶礼膜拜。”

王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同时也是郑州图书馆大河文明研究的特聘专家和郑州天中书院督学。在社会公众眼中，他的身份代表了专业权威。正因如此，他的观点在中央电视台这类权威媒体上的公开发表，其影响力不言而喻。然而，王巍的这一看法真的站得住脚吗？对此，笔者有几点质疑：

首先，三星堆曾出土多件顶尊人像，它们所顶的多为大口尊青铜器。虽然殷墟也有类似器物出土，但长江流域出土的大口尊数量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如果顶尊器物象征着三星堆人对尊文化的崇拜，那凭什么断定这种崇拜对象是商王朝，而非其他政权呢？

其次，若三星堆文化真如说法所示对商朝顶礼膜拜，按理殷墟遗址应该发现三星堆文化的贡品。然而，殷墟至今未发现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器物。反倒是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典型的商文化青铜容器。这种状况不禁令人怀疑，究竟是谁在膜拜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一个明显特点：其文化元素反映了与之同期存在的多个考古文化，无论是铜尊、铜罍、铜瓿、玉琮，还是发饰、服饰等物，都能找到这些文化的影子。因此，单凭某些器物与其他考古文化的局部相似，就断定三星堆文化臣服于该文化，显然是以偏概全，难免遮蔽全局。近期，一位研究印度河文明的印度学者，因为发现三星堆部分器物与印度河流域文物极为相似，便断言三星堆文明是印度河流域南部殖民者建立的。这种片面的观点，跟“顶礼膜拜”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面对三星堆遗址中出现的与安阳殷墟、台家寺，甚至印度河文明存在相似之处的器物，应如何解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笔者此前提出的核心观点——“夏商并行说”或“夏商争霸说”。以下是支撑该观点的一些简要证据：

（1）清华简《楚居》中记载芈姓祖先季连娶商王盘庚孙女为妻，说明季连的生活年代大致与武丁同期。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则显示皋陶为武丁时期人物。按传统记载，皋陶与大禹同代。由此，结合郭店楚简与清华简资料，大禹、盘庚、武丁大致生活于同一时期。换言之，战国时代的人认为夏与商曾并存。

（2）《国语·鲁语上》指出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古籍记载颛顼诞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吕氏春秋·古乐》），大禹出生于西羌（据陆贾《新语》、司马迁《史记》）。这表明夏族祖先与蜀地紧密相关，这与重庆云阳县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相符。基于颛顼和大禹皆生于蜀地，再结合“夏商并行”说，三星堆遗址极可能就是夏代王都的所在地。

（3）《国语·鲁语上》还称夏后氏以黄帝为远祖，《史记·三代世表》称蜀王为黄帝后代。此外，《山海经》称犬戎和北狄为黄帝后裔。郭沫若、田昌五等学者认为夏族源自戎狄，《战国策·秦策一》中张仪和司马错也称蜀为“戎狄之长”。

（4）学界普遍认可九州与夏禹关系密切。《左传》提到“九州之险”包括山西霍太山、河南嵩县、登封、嵩山主峰、湖北南漳西南等地，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地理分界线，正好对应中国地理的第二、三级阶梯分界。《国语·郑语》也记载九州位于谢西（今河南南阳），该地位于上述分界线上。由此可见，古代九州大致涵盖霍太山至荆山线以西地区，包括《禹贡》中的梁州、雍州以及冀州、豫州、荆州部分区域。

《左传》中提及“九州之险”时亦包括秦岭。三星堆文化时期，秦岭以北的新兴周人自称“有夏”。《山海经》记载周人祖先后稷居于都广之野，正是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区域成都平原。《逸周书·度邑》称伊洛地区为“有夏之居”，《史记·货殖列传》也称颍川、南阳为夏人居所。综合以上，豫西、豫西南地区实际上为九州边缘，非夏文化中心。

（5）黄仲琴、芮逸夫、程憬、童书业、闻一多等学者指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杜宇、开明时期洪水与禅让故事，与鲧禹传说极其相似。丁山更明确表明开明即启，杜宇即禹，两者传说实为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表明鲧禹传说发生地应在成都平原。

（6）《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四年均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史记·夏本纪》引用孔安国观点认为“太康失国”即《左传》所述“后羿代夏”。太康为大禹之孙。若夏商并存，且大禹生活于盘庚、武丁时代，则“后羿代夏”事件应发生于殷墟三期左右，这与对三星堆祭祀坑的碳14测年结果相符。

（7）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后羿代夏后居于穷石，傅斯年等学者认定穷石即空桑，说明夏都可能在空桑。空桑与《华阳国志》中提到的“瞿上”古音相近。

（8）《天问》记载后羿代夏后娶了“雒嫔”，而三星堆所在地广汉古称“雒城”，且蜀地洛水在《山海经·中次九经》中已有记载。

（9）《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代夏后，复国者少康曾任有仍氏牧正。1959年，距三星堆约十公里的成都市彭县竹瓦街出土两件青铜觯，其中一件内底铭文“牧正父己”。巧合的是，《元一统志》记载杜康墓在濛阳县十五里，《说文解字·巾部》也称少康即杜康。竹瓦街属今成都市濛阳镇。

（10）据《国语》《六韬》等记载，夏代末期曾发生地震引发堰塞，导致河水断流。三星堆遗址西临龙门山断裂带，这类自然灾害在三星堆地区比二里头更易发生。

综合以上证据，三星堆文化极可能就是先秦时代人们心中所说的夏王朝（这里指的是区别于《史记》版本的夏王朝，详细论证可见笔者先前文章）。基于这一认知，解释三星堆为何会出现与各地相似的器物，就有了合理的依据。《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言：“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正是后世所称“禹贡”之事。所谓“远方图物”，指各方来朝贡物品与典籍，表达对夏王朝的臣服和认可。考古发现，三星堆青铜容器类器物在辽宁喀左、河北藁城台西、安徽阜南台家寺、安徽新干大洋洲、河南安阳殷墟、湖南宁乡、湖北荆门等地均有出土，这充分佐证了《左传》的描述。

过去由于未认清三星堆与夏文化的关联，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器物中与其他文化相似的部分是模仿品。但若无相应工匠、无蓝本，三星堆人又凭什么能精准仿造如此复杂精致的器物呢？这显然难以成立。

反观《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小国家频繁在晋楚之间权衡，许国、宋国、蔡国等弱国不得不向强邻进贡。类比三星堆时代，三星堆与殷墟的关系极有可能类似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

张光直晚年提出，可用三国或五代十国模式理解夏、商、周三代政权结构，此观点堪称独到。于省吾、林沄教授认为商政权与诸方更像联盟体，段渝教授亦指出三星堆政权是联盟集团。换句话说，三星堆与殷墟的关系很可能就是类似晋楚争霸那样的联盟与竞争关系。约在殷墟三期，三星堆遭受重大挫折，此事件被后世以商取代夏的故事演绎。由于缺乏足够文献佐证，这种替代关系被简化为单一线性结构，导致现代学者在夏商文化研究中陷入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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