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竟在王安石和宋神宗去世后，趁机做了这些事，他是奸臣吗？
元丰八年三月初五，年仅十岁的哲宗顺利即位，政权完全控制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手中。诸臣依例加官晋爵，连在江宁赋闲的王安石也加“守司空”。这时，以宫观闲职居洛阳的司马光在程颢的鼓动下到京观察政治动向，引起高太后的注意。高太后随后派内侍询问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则请广开言路，目的在于为保守派反对新法制造舆论。
随后又上奏攻击新法，并提出高太后是以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政务，由她主持废除新法，“是乃母改子之政”，并非哲宗“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为废除新法制造理论依据。五月，高太后下诏许直言朝政得失。同月，左相王珪病死。随后，蔡确升任左相、章惇升任知枢密院事，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任门下侍郎为执政。七月，另个保守派代表人物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为执政。新法开始被逐个罢除，同年十月，罢方田均税法，这是第一个被罢废的新法。而同时，改革派代表人物左相蔡确开始受到攻击和排斥。
右相韩缜乘左相蔡确为神宗送葬山陵之际，向高太后诬告蔡确自称有立哲宗的定策之功，与章惇邢恕等人“共谋诬罔太皇太后”此事因而传播，“外廷皆知”。接着，刘挚、孙觉、苏辙、朱光庭王岩叟等以各种借口攻击左相蔡确。
元丰九年正月初一，诏令改当年为元祐元年，诏称：“改元布政”，“以作新斯民，顾惟守成，敢忘继序”。这道诏令吹响了保守派废除新法的号角。保守派人物吕陶说：“元祐之政，谓元丰之法不便，即复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尽变，大率新、旧两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南宋史学家李焘说，于此可见当时改年号为元祐的用意所在。吕陶所言“新、旧两法并用，贵其便于民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保守派的看法，但是随着司马光的执政，保守派中“务要罢尽一切新法”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元祐元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全面废除新法，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而同时，在保守派营垒里，在全面废除新法，还是局部废除新法、保留部分“便于民”的新法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以致引起保守派内部的激烈争论。元祐元年正月初保守派刘挚、王岩叟首先攻击免役法、青苗法，并直接攻击改革派大臣蔡确、章惇。刘挚罗列了蔡确的十大罪状将“(蔡)确辄自称定策，贪天之功”作为主要罪状，要求罢免蔡确的相位。正月中旬末，司马光病，废罢新法遂加速进行。同月末，司马光对议论多时的废罢免役法事，亲自奏称：“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张者，莫如免役钱。”又迫令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的名义废罢免役法，这直接导致改革派主将、枢密院长官章惇，与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展开正面斗争。
二月初章惇提出既是三省枢密院同进呈，他必须仔细阅看，但遭到拒绝，直至颁布后才看到文件全文。章惇据理对司马光奏罢免役法的奏章进行驳斥。指出：“司马光(二月)初三日札子内竭言，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至十九目札子内，却言彼兔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旬日之间，两入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审因何违戾乃尔。”在阐述新、旧役法利害关系后，指出：“详(司马)光之意，务欲速行(差役法)”，实是“不欲令人更有议论”。“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应“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但司马光等并不认真考虑改革派章惇的合理意见。
当闰二月初改革派主将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司马光接任左相后，同月下旬，保守派竞称章惇以理驳斥为“暴街己长，言虽近公，意则非正”，而且指责章惇当此罢除诸新法之际，却“专为异说”，以阻挠罢除新法活动的进行，遂将章惇罢职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保守派认为只要除去蔡确、章惇，其余的改革派都“易为处置”。随着蔡确、章惇的被排斥，在废罢新法的进程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