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新疆大地伊犁河南岸，有一片土地名为察布查尔，又名“凹陷的隘口”。察布查尔，锡伯语“粮仓”之意。这里是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261年前，这片土地血脉深处，流淌着一段跨越1.2万公里、绵延200年的迁徙与坚守史。

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息了南疆大小和卓之乱，从此清政府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为了确保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防守，清政府在伊犁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新疆地域辽阔，清兵兵力不足，于是，1764年，清政府决定从盛京所属的沈阳等15处，抽调锡伯士兵1000名、官吏20名、眷属3275名，共计4295人，经蒙古草原迁徙至伊犁河南岸屯垦戍边。出发前，他们每人携带一包盛京故土，途中亡者以故土掩埋，象征魂归故里。

锡伯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鲜卑”。锡伯族先民曾在北方草原建立政权，后逐渐融入中原与东北各民族交流中，以游牧、渔猎为生，养成了骁勇善战、适应性强的特质。

清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4月10日，这支西迁队伍启程，他们依靠马匹、牛车，沿着茫茫草原与戈壁缓缓前行，困难远比想象中更艰难。沿途经历暴雨、骄阳酷暑、沼泽地深陷、冬季暴雪封路等艰难，还有粮草短缺的困境。因考虑到这些自然因素，清政府给这支队伍定了三年行期。

锡伯人从民族大义出发，克服一切困难，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从未动摇。翻越阿尔泰山时，粮食吃完了，他们杀马以马血充饥。渡伊犁河时，水深到了脖子处，妇女胳膊挽着胳膊结人链涉水。官兵们轮流警戒开路，家眷们则在行进中缝补衣物、照料老幼，整个队伍像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坚定向目标前行。三年行期，他们仅仅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行程1.2万公里，于次年的7月20日抵达伊犁河北岸的绥定一带。

令人动容的是，这段艰苦的征途中，生命的力量从未停歇。一路上，这支西迁队伍里陆续诞生了353个婴儿。母亲瓜尔佳·苏木儿生产时在冬季雪天，她以体温融化羊皮袋雪水哺育新生儿，被尊为“察布查尔女祖”这些在马背上、牛车里降生的孩子，被称为“路生儿”，他们的啼哭不仅打破了征途的寂静，更成为锡伯人血脉延续、扎根西域的第一声宣言。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都让这支戍边队伍多了一份坚韧。士兵何叶尔·兴里的《西迁日记》记录“马骨为路标，人血化雪水”的悲壮行程。

抵达伊犁河南岸后，该营初编为6旗，1767年扩为八旗建制，设领队大臣统辖，长期驻守18处卡伦并承担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换防任务。

锡伯营守护边疆期间，道光元年（1820年），流亡在外的张格尔，大举进犯新疆南部，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恙、和田四城相继失陷。道光六年(1826年)，锡伯官兵800人驰援固守的清军，与张格尔的6000敌军展开了激战，活捉叛军首领，平息了南疆叛乱，夺回失地。锡伯兵还拼死抵抗阿古柏入侵与沙俄侵占伊犁，苦战突围后坚守塔城，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锡伯兵喀尔莽阿抗俄时留下血书：“宁碎骨于博尔塔拉，不跪生于俄帐。”

锡伯官兵一边拿起武器驻守边疆，警惕着一切可能威胁边疆安宁的来犯之敌；一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将荒芜的土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良田，用农耕文明在西域站稳了脚跟。他们把东北农耕技术带到新疆，修筑了宽两丈、深两丈两尺、长100多公里察布查尔大渠，将荒地变良田。锡伯营“兵农合一”制度（战时为兵，闲时屯田）开创低成本边疆防卫体系，为清代“九边重镇”制度提供范本。

两百多年来，无论面对战争的残酷还是远离故土的思乡之苦，不管哪种艰难，锡伯人始终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后退过一步，没有越出边界一步，更没有一个人选择逃回东北。

锡伯族是一支具有强烈爱国荣誉感的民族。抗战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张占元在九一八当晚抗命袭敌，是首位抗日寇中国军人，牺牲时仅25岁。沈阳大五家子锡伯族在辽河平原阻击敌人。锡伯族英雄关俊彦受伤被俘，他在狱中受酷刑誓死不屈，女英雄关玉梅抢军火、炸军火库。

锡伯族视保家卫国为最高信念。他们在不同时期保家卫国，忠贞不渝，展现该民族忠诚、坚韧与爱国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边疆史上的“忠诚符号”，谱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家国史诗。如今，察布查尔的锡伯人依然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守护着边疆的安宁，也守护着那段刻在血脉里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