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到底有何功劳？能让刘邦把他比喻成是猎人，而诸将是驱驰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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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以前的萧何才能
萧何天性诚笃，办事敏捷，大事小事，有条不紊。秦御史到泗水郡督察庶务，发现萧何是一个难得的行政人才，就把萧何从沛县调到泗水郡任郡卒史。沛县在秦时是泗水郡治，因此萧何的调转，只是换了衙门，没有换地方。一年后，郡吏考核，萧何治绩列为第一。
秦御史要推荐萧何到京师任职，萧何恳切地坚决辞谢，回到沛县主吏的旧职上，不肯去京师。按常理，一个地方小吏被钦差看中，推荐京师是求之不得，多少人钻营拍马都得不到的东西，萧何为何却不屑一顾呢?这正是萧何的过人之处，因为他看清了秦暴虐天下的大势，留在故乡静观时变。这当然是秦始皇的晚年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12年前后。说到萧何，不能不与刘邦并提。两人同乡里，萧何习文，刘邦习武，年齿相若，自幼相知，一同出仕在沛县为小吏，一同走过了坎坷艰难的创业道路，功成名就，共同创造了汉家基业。刘邦做了开国皇帝，萧何做了开国丞相。两人少了一个，也许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评说他们事功，两人连体相依，不可分离。
萧何与刘邦的出仕，其年无考，大约在秦统一之初。公元223年秦灭楚，萧何二十六岁，刘邦二十五岁，正当出仕年华。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需要大批官吏。
萧何、刘邦等人以农为本业，在秦汉时代称良家子，正是新政权的依靠对象。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本抑末，大力培植自耕农作为巩固政权的阶级基础，因此萧何、刘邦在秦统一之初出仕地方小吏合乎情理。在升平年代，萧何和刘邦在定格的生活环境中与普通人一样，也是规规矩矩做人，尽心尽职办事，长时期碌碌无为，萧何奋斗了十年除博得一个能吏的声誉外，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而刘邦也仅是一个泗水亭长。
萧何与刘邦，为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一起。史称“何数以吏事护高祖”"，这正是在秦末征戍无忌的多事之秋。萧何留在故里静观时变，实际上是萧何与刘邦联手在沛县组织地下反秦的仁人志士社团，并且已成为这个社团的首脑人物。萧何与刘邦，在秦末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已经连体相依，谁也离不开谁了。二、为汉打天下而经营后方
深固根本，镇抚关中，足食足兵，支援前线，这是萧何在楚汉战争中所立的最大功绩。
1、开发巴蜀，使给军食
刘邦被封为汉王，辖有巴、蜀、汉中。汉中富庶，但地方狭小，资源有限。而巴、蜀之地，幅员广阔，数十倍于汉中之地，资源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后、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汉书·地理志》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巴蜀富饶和重要，又与汉中连成一体，因此刘邦得王汉中，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萧何力劝刘邦接受汉王的封号。从那时起，萧何胸中已有了开发巴蜀的成算。就当时整体经济而言，巴蜀路远艰险，虽然有秦国上百年的开发，仍然落后于汉中地区。
萧何留守汉中，高瞻远瞩地大力开发巴蜀。当刘邦“还定三秦”后，萧何继续留在汉中“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也就是说萧何在刘邦大军人关中后，继续在巴蜀做安抚人心、筹备军粮的后勤工作。
在楚汉相争之际，萧何在汉中，为支援前线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工作，其征发万船之米谈何容易，还有大量精锐的兵源补充，而且仅限于汉中、巴、蜀之地。通过研究，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萧何发蜀、汉万船米是怎么运到前线的。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考察，萧何万船米是由水陆漕运和陆路转输才到达关中的。水陆，是从今四川各地调足粮食后，经“嘉陵水道”汇集于今汉中西北的略阳县(古代称沮)后，再溯“嘉陵水道”东北上，至故道(今甘肃徽县境)后，转入陆路，翻西秦岭人散关直抵陈仓(今陕西宝鸡)。所谓“嘉陵水道”是指发源于西秦岭南麓的故道水，西汉水等汇集后而成，今称为“嘉陵江”，古代有称“故道水”、“西汉水”及“汉水”等。从四川各地漕运至汉中的沮县，这一段水路，较为便捷，但是从沮县至故道，这一段水路则十分艰险。
巴蜀的粮食从汉中运至关中，解决了军队的需求，完成了“还定三秦”的战略转移，使刘邦在关中站稳脚跟，开辟了除巴蜀以外的新的根据地，为兴汉灭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汉军所取得的成果，若没有萧何在后方做后勤保障，提供足够的军粮及补充兵源，汉军纵有韩信指挥，也难以迅速占据三秦大地。
萧何身为刘邦丞相，在汉中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战争准备物资，开发巴蜀之地的粮食及其他物质资源，足食足兵以支持刘邦问鼎天下。
萧何先抚汉中后镇关中，其核心任务是“足食足兵”，在整个楚汉战争时期，萧何一直为此而努力工作。但是，萧何抚汉中，不单单是从百姓手中征集粮食，重要的是萧何带领人民大兴水利发展农业，向大地要粮食，以此富国强兵支援战争。2、镇抚关中，足食足兵
自刘邦平定三秦率军东出函谷关以后，萧何就由汉中转为镇抚关中，兼抚巴蜀汉中。在镇抚关中期间，萧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足食足兵”，为灭楚做后勤保障。对于关中的富庶在秦汉间是举世公认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以西安半坡为标志的文化遗址，就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后经周人的辛勤开发，已经居全国之首。
秦亡刘邦入关中后，关中的农业生态并没有遭到破坏，一如从前。项羽入关中，虽然大肆破坏了一通，但为时短暂，绝大部分破坏的是秦朝的建筑及陵寝等，对农业设施等方面的破坏应该讲不是太大，或者说尚未及之。
所以刘邦还定关中之后，一切都是秦朝留下的原样，萧何就是在此基础上为汉军筹备粮草及兵源的。萧何从汉二年(前205年)还定关中至垓下决战的汉五年(前202年)间，为灭楚兴汉留下了“足食足兵”的政绩，史书有以下几条不完全的记载。
(1)《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
这是刘邦对萧何在楚汉战争中所作贡献的总体评价，其内容涉及到四个方面：一是镇国家，即在后方保卫国家根本，也就是经营所据有的关中、巴蜀两块根据地；二是安抚百姓，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拥护新的政权；三是给馈饷，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采取政策措施及各种手段，让百姓为新政权出粮出兵，支援兴汉灭楚的战争需求；四是不绝粮道，即为战争所提供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提供充分的保障，绝不匮乏。
(2)《汉书·高帝纪》载：“二年(前205年)十一月……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这讲的是两件不同的事，但有关联。第一件属于政策性的假民公田，就是让老百姓耕种秦王室的苑囿，增加粮食以供军。第二件讲征发补给前线。两件事，萧何做得很好。
萧何开秦禁苑，假民公田，值得大书一笔。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国家大政，当征得汉王刘邦的同意，才得以颁行。秦王室的苑囿面积很大，以上林苑一处为例，就占地达数百里之多，苑中不仅有宫室可供休息享乐，还可以游猎。
《三辅黄图》载：“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又《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乃人上林斋戒，日游弋猎。”可以在苑中游弋射猎，其面积之大是可以想见的。直到汉武帝时，面积仍有“方三百四十里”之巨。秦代的上林苑是由专人管理的。
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苑中的建筑化为灰烬，土地大量荒芜，但仍不属于百姓。为了使关中人民有更多的生活来源，支持前线，萧何决定开禁秦苑囿让民耕种，深得民心，是富国强兵的战略决策。
(3)《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汉二年(前205年)，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汉五年(前202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关内侯鄼君进曰：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
从上边这两段记载中，我们获得了关于萧何镇抚关中足食足兵的几条基本信息。第一，刘邦率众出关后，关中的一切事务(军事除外)均由萧何全权处理，主要是民政建设与征兵筹粮转漕前线。
第二，刘邦与项羽交锋，多次惨遭失败，其中最著名的是彭城大战，可以说刘邦全军覆没。就是在这骨节眼上，萧何将关中数万子弟送上前线，甚至把还没有在服役册上登记名字而应免役的老弱以及少年都组织起来送往荥阳前线。刘邦就是靠萧何送来的生力军才“复大振”而转入相持的。
第三，萧何及时地为前线的刘邦补充队伍，常常是洞察形势需要而主动采取的自觉行为。刘邦在多次军溃之后，都是由萧何主动补充兵源的。所以史称“常从关中遣补其处”，而且数量之多，一次有数万人之众。
第四，萧何镇关中，把征集到的粮食，通过转漕运输，及时地送至荥阳、成皋前线，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工作。
(4)《史记·项羽本纪》载：“是时(指广武相峙)，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勿听。“
这段记载，是司马迁用互见之法，又在项羽本传中强调粮食的重要性。楚汉广武相峙，优势原在项羽一方。后来刘邦经张良、陈平等人的谋划，采取了各种分散楚力量的战略战术，终于使楚军陷入多头应战的极度疲惫之中，转入劣势。
而汉军之由弱转强，除了战略指导正确外，就是萧何抚关中、巴蜀，足食足兵。正如学术界所评论的那样：“使汉军始终保有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从而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保障了进行长期战争的需要。”诚如所言，汉兵之盛在粮足，楚兵之疲在粮少食绝，真所谓“民无食，则不可事”，只有“量蓄积，齐勇士”，才能克敌制胜。(5)《汉书·项籍传》载：“汉王稍收散卒，萧何亦发关中卒悉诣荥阳，战京，索间，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时，关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汉王使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东者为楚。归汉王父母妻子。”
上引《汉书·项籍传》的记载表明，彭城大战后汉兵溃不成军，除了韩信在京、索埋伏击楚追兵外，萧何补充的丁壮及老弱之兵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另外，通过记载，再次证实广武相峙，项羽之所以愿意与刘邦议和，除了“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而外，“项羽自知少助食尽”则是关键所在。
纵观萧何在长达五年之久的兴汉灭楚的战争中，巩固后方战略基地，足食足兵支援前线，其杰出的军事后勤保障，对于兴汉灭楚最终战胜项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兴建汉朝、创建制度
萧何一生，与刘邦相终始，临终死在丞相任上，他给汉家当了一辈子的管家。楚汉战争结束，汉朝兴建，征战功臣已功德圆满，而萧何的事业正方兴未艾，创建国家的艰苦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在萧何肩上。西汉建国，从刘邦入关之始，萧何已经着手刘邦念念不忘，功臣分封，萧何第一，这是符合实际的。
1、沿袭秦制，初立国家
汉朝是从秦朝手里夺取的，参与夺取秦朝的人大多数是社会下层人，除极个别的如张良等以外，因此从来没有经历或考虑过国家制度的建设问题。刘邦集团中萧何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制度，所以在队伍扩大的同时，其组织建设大体是借鉴秦朝的成规而略有一些改动。
萧何出身秦沛县主吏，加之为人精明能干颇有心计，所掌握的情况要多于职守所需，在刘邦集团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行政官员。萧何长于管理，他又身为丞相，所以，他对国家制度律令之事特别留意。当刘邦率领起义军人关中，秦王子婴投降后，别人都在秦宫大发其财，只有萧何一人进入秦丞相府、御史府中，指挥队伍将其所藏有关国家的“律令图书”等一并接收，并秘密转移珍藏。后来项羽入咸阳就没有在秦官府找到这批极其珍贵的国家档案，也就不了了之。就是这批国家档案，在汉朝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萧何，从沛县起义之始，就是以丞相的身份替刘邦管家。刘邦封汉王后，萧何从留守巴蜀到镇抚关中则以正式的丞相职守理事。丞相，秦官。
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元年，刘邦为汉王，萧何为丞相，二年萧何以丞相镇后方，三年又从前线慰劳丞相萧何于关中，由此证明，在汉建立以前，刘邦集团使用的是秦朝的人事政治制度。另外在1997年公布的秦代封泥中就有“丞相之印”、“左丞相印”以及“右丞相印”，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同时也可佐证楚汉战争期间汉王使用秦制的事实。
制度是国家的构成形式，用以维持秩序巩固政权。但作为国家，政治要走上正轨，尤其是正在建立中的国家，单有政治制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怎样执行政治制度即政治态度。
被史家简称为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是取信民心的重大动作。我们从更深层次分析，发现此通告具有国家宣言的性质。因为这里清楚地宣布废除秦朝的苛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约法三章”的形式，确立新的法律制度(当然还谈不上体系)，如果不是政权，或者说不想建立政权，便无需当众宣布更改国家法律的大事，因为法律的更改代表着国家的意志，这一点熟悉秦朝律令的萧何最为清楚，他通过刘邦之口向三秦父老宣布，表达了五层意思：第一，刘邦是如约入关的，应为关中王，这就暗示三秦人民，刘邦当建立政权；第二，废除人人痛恨的秦苛法酷律，让人民知道这个(政权)不像暴秦，而是施仁义道德的；第三，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承诺法律对人人平等的宣言，获取人民的信任；第四，在新政权领导下，一切秦朝的官吏维持现状(罪大者除外)，保持正常的秩序，使政权继续有效地运作，并争取旧职人员为新政权服务；第五，新政权要打击的是一些坏人，是为民除害，决不侵害百姓。
仔细分析这五层意思，完全是一个新生政权的临时施政纲领。由于是反秦爱民，所以受到了关中人民的拥护，“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可以说刘邦的这一着棋，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一个临时政权所想得到的东西，其影响之深远一直流传至今。后来汉王还定三秦，萧何镇抚关中，就是依照这一思路治理关中的。刘邦能纳谏，任用人才，这也是他帝王气度的体现。
2、建都关中，经营长安
汉五年(前202年)十二月，项羽自刎于乌江边，楚汉战争结束，刘邦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汉朝。取天下后，刘邦都于洛阳，并在洛阳论功行赏发号施令，以稳定战乱初定后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但洛阳是刘邦称帝的临时都城，而最终建都于何地，开国元勋们意见不一。由于刘邦本是楚人，手下诸将又多为楚人，颇有点类似项羽“沐猴而冠”的味道，因此纷纷劝其都洛阳，距离家乡近一些。为了风光，而刘邦自己也想都洛阳。
就在这时，发往陇西戍边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他听说刘邦要都洛阳，便穿了一件没有面子的羊皮衣，也就是没有衬帛颜色的羊皮衣，通过一位虞将军晋谒刘邦。虞将军劝娄敬换件新鲜的衣服。娄敬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穿着羊皮袄见到了刘邦，显得十分特别，表示为民众代表。刘邦赐了娄敬一顿饭。饭后，娄敬向刘邦表明了汉朝定都关中的看法。
在建都关中后，刘邦让萧何营建长安城，建了长乐宫、未央宫，武库和太仓。建都关中，经营长安，是萧何在汉朝正式建立之初做出的第一业绩，它起到了稳定汉政权的重大作用。随着政权的稳固，萧何转入了制定律法、健全制度和无为而治的全面建设汉王朝的工作之中，历史从此进入了新的一页。
3、休养生息、创建制度
司马迁写《史记》，对统一六国，创建秦帝国的开国功臣李斯、王翦、蒙恬等，多有微词。司马迁认为，李斯被极刑而死，不冤，王翦“偷合取容”，其孙王离为项羽所虏，蒙恬“轻百姓力”，而兄弟遭诛。这些只贪恋个人功名利禄，不管百姓死活的人，遭到了现世报应。当然，这样的评价，不尽合理，乃是一种为黎民伸张正气的感情爆发。
作为鲜明的对比，汉相萧何则被司马迁比之于周朝的闳夭、散宜生，因为萧何“谨守管龠”，是一位极其称职的丞相，他“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
面对建国后出现的新情况，萧何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为民请田，以度困难。秦之苑囿在汉二年时曾开禁于民，但到汉朝正式建立后复又归刘邦所有，依旧为皇家私苑。萧何为民请田，遭到刘邦的非礼，引起朝中大多数人的不满。几天后王卫尉询问刘邦，萧何犯了什么罪而系之刑具收入狱中，刘邦没有理由，遂释放了萧何，并说：“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在施行无为而治的大政方针中，萧何对于秦代遗留下的法律进行了改革，废除了秦律中人民深恶痛绝的律条，制定出适合于汉初社会状况的新法律。萧何参照秦律，除去其“三族”、“连坐”之法，取其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六律，又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篇，合为《九章律》。
萧何在秦时为干练的刀笔吏，对秦律非常熟悉，经过反秦斗争的洗炼，深知人民的好恶，于是他删繁就简除苛去密，依照当时社会的状况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九章律》，减轻人民的心理压力，为社会营造出一种平和的氛围，使无为而治引向深入。比起秦始皇、秦二世之际人民处于背不贴席的恐怖气氛之中，汉初的政治气氛确实要松驰得多。汉初社会在萧何无为而治主导思想的治理下，与民休息，除去秦朝律法的烦苛，为社会创造出一种宽松的气氛，反映出以德为本以刑为辅的治国方略。在萧何的主持治理下，人民心情舒畅，摆脱暴秦的压力，使国家迅速摆脱了战争留下的疮痍，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文景末期，“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足强威，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盛大的西汉王朝，毫无疑义，萧何创立的无为治国方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刘邦嘴中的萧何功绩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初二日，高帝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庆功酒会，宣布对文武功臣，论功行赏，次第受封。高帝亲自出马为汉三杰论功。其时韩信为楚王，高于封侯，不论。高帝评论三杰，以张良居首，要封张良三万户，张良谦退，则萧何第一，当列群臣首功。
高帝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可是诸侯争功，岁余不决，封侯之事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在一次朝议中，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
功臣们不服，大家都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
高帝以人功与狗功有别来漫骂群臣，说萧何发纵指示猎物处所，立的是人功，而攻城略地的诸将有如追狡兔的猎狗，立的是狗功。群臣不敢言。随后又讨论功臣封侯的位次，功臣们一致推举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高帝很不高兴，仍然想让萧何排在第一，可是已经压服了功臣一次，自己再不好开口。正在为难之际，关内侯鄂千秋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出来打圆场说：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
高帝闻言，大称其“善”。但我们查核《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发现，第一批封侯是以曹参为首战功最多的十人，时间在高祖八年(前201年)十二月甲申，即十二月二十八日。张良、萧何等十七人第二批封侯，要晚一个月，在正月丙午，即正月二十一日。查食邑与侯第，食邑，曹参一万六百户，最多，侯第为第二，张良食邑一万户，萧何食邑八千户，侯第萧何第一，张良第六十二。
高帝要封张良三万户，张良谦让，愿封留侯，实封一万户，少于曹参六百户，侯第六十二。大约是萧何也作了谦让，实封八千户，少于曹参二千六百户。
《萧相国世家》记载的是朝议的情况，而《功臣表》是最后形成国家文件的结论，高帝做了让步，对文武功臣食邑与次第作了调整，因此先颁布曹参等人的封侯令，曹参食邑第一，萧何放在第二批颁布，侯次第一，食邑少于曹参，如此来摆平文武功臣的心态。为此，萧曹两位好朋友，因为争功疏远了。由此可见，功名利禄，寻常人难以摆脱。争功不决，闹了一年多，背后如果不是萧、曹二人斗法，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相比之下，张良的谦退，实不容易。
以今日的观点来看，鄂千秋之言，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拍高皇帝的马屁，战功确实不能与治政之功相比。萧何固根本，创立汉家制度，功在万世，曹参等人之功，只在一时。萧曹相继为相，曹参逊色萧何远盛。并就楚汉战争来说，镇抚关中，非萧何不可。
至于西汉建立，如何巩固汉王朝，既承秦朝，依成法治国，而又取前车之鉴，立万世之安，更非萧何莫属。萧何“从民之欲”，司马迁称为“顺流与之更始”，遵黄老之术，无为治国，“君臣无言”。“国家无事”，具体措施，约法省刑，开关梁山泽之禁，十五税一等等。萧规曹随，巩固了这一成法。（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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