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楚国并非周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周天子最终仍然承认楚国具备诸侯之地位，事实上楚国却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国家体制。在当时的格局里，能够独自征服诸多小国的政权往往具备强烈的尚武传统和坚定的军事实力。楚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把军队视作国家的根本，特别重视军事建设，军事实力在诸侯之中名列前茂，战将如云，训练体系与作战思想日渐成熟，军政一体的格局在楚国已初具规模。

然而，像这样的军事大国，理论上应当对强军变法持热烈态度，但现实却恰恰相反：无论君主还是贵族大臣，对强军变法都普遍持反对意见。贵族们担心一旦军权集中，既有特权与世袭权力就会遭到削弱，君主的直接控制力也会被削弱，因此变法往往被视为对既有政治秩序的巨大威胁，因而常被拒之门外。

吴起曾在楚国掀起过一场强军变法，表面上是要通过制度改革来集中军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大将军，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政分权与君权回归。但这场改革的结果并不圆满，吴起不仅未能彻底实现目标，最终还流离失所、死于异乡。此事让人们对楚国的强军改革前景更加疑虑。与此同时，吴起在魏国时亦曾实施过军事改革，凭借“魏武卒”等新式兵卒的名声，一度震动天下。

然而魏国与楚国在国情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改革的走向也截然不同。魏国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以国君领导为核心，军政权力在君主的直接指挥下运作，改革的逻辑相对集中。相对地，楚国的权力结构则以贵族为核心，军事权力多由贵族家族掌控，国君难以直接调动三军，贵族之间的世袭势力和宗法关系使权力难以迅速集中，形成了非常强的内部抵抗。换句话说，若要在楚国推行如魏国那样的强军变法，必须先动摇贵族的根基，而这在现实中几乎等同于动摇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阻力之大难以估量。

楚国本就疆域辽阔、人丁繁盛，如若真的走通变法之路，理论上确实有可能在中原一带获得更强的统治力，甚至争取更大范围的军事与政治影响。但贵族对变法的排斥与防范，使得吴起以及后来若干次尝试都无果而终。在战国初期到楚国灭亡的漫长岁月里，楚国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始终由贵族权力所主导，国君的改革议程往往被贵族集团强力制止。

其实无论是谁要在楚国进行变法，首要面对的并不是经济、农业或单纯的军事技术层面的难题，而是如何削弱乃至重塑贵族当权的政治格局。这一任务的难度极高，风险也极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大幅降低。于是，楚国在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极少数从建国到灭亡几乎没有实现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强国之一。无论改革者如何设想、以何种方案切入，最终往往要面对贵族庞大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与阻挠，这也成为楚国长期困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