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明朝是被“穷死”的，这话听起来夸张，其实却很贴切。明末的财政危机并非外力所致，而是王朝自身制度和政策酿成的恶果，自作自受，最终难以挽回。

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万历前十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数大约在一千八百一十万两左右。虽然这个数字相比宋朝巅峰时期的五千万两仍有巨大差距，但放在明朝两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中，却已经是最高水平。然而，哪怕是这样一个纪录，依旧填不满明朝日益膨胀的财政窟窿。

明朝的财政支出中，最大头的有两项：一是边疆军事开销，占据了总支出的44.58%，大约是八百零六万两。其中，宣府、大同和榆林三大军镇的军费位居首位，它们是京师的北方屏障。这样的投入表面看合情合理，毕竟北京离塞外极近，防御压力巨大，皇帝为了自己的江山和性命，必然要优先保障军事。然而，另一项支出——皇室费用，却显得惊人得多。

以万历前十年为例，皇室支出达到了七百三十多万两，占总支出的40.77%，几乎与军事开销相当。到了万历三十年，这笔开销更是突破了一千五百二十余万两，占比超过一半。看到这里，人们或许会以为明代皇帝个个穷奢极欲，但事实并非如此。像朱元璋、朱高炽、朱见深、朱佑樘、朱由检这些皇帝都算节俭持家，就连爱修道、不理政务的嘉靖皇帝和“懒政”的万历皇帝，也没以奢侈著称。那么钱到底花到哪去了呢？

其实，真正用于宫廷开销的内廷费用大约只占11%，虽说不算少，但与历代王朝对比并非特别突出。真正吞噬国家财政的，是宗藩支出——即分封给皇族子弟的俸禄。明代宗藩支出占比高达29.76%，折合五百三十九万两，几乎是汉唐宋的两倍。在那些王朝里，宗藩开支通常只占10%到15%，而朱家子孙却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厚待遇。

这一切的源头，都要追溯到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性格冷酷，对臣下和百姓往往严苛无情，但唯独对子孙格外慈爱。他担心后代重蹈自己贫苦出身的命运，于是为子孙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待遇标准：皇子十岁起就能领俸禄，婚娶费用由国家承担，封王之后年俸更是万石，远超一品大员。死后还有丰厚的丧葬补贴。更夸张的是，他还规定“宗室子孙一切衣食费用皆由国家供给”。这一制度几乎成为历史上的“独一份”。

在这样的制度下，朱氏宗族数量迅速膨胀。明代史料记载，宗藩人口增长惊人。庆成王朱钟镒一人就生了九十余个儿女、上百个孙子，府中“嫡系”多达千人。而他的后代更是刷新纪录，儿子过百，曾孙七百余人，家族聚会时兄弟相见都需要介绍。到嘉靖年间，皇族人数已近两万；万历年间更是超过八万；至明末，朱氏后裔甚至接近百万。相比之下，清朝爱新觉罗氏传承两百余年，到亡国时也不过三万不到。朱家人实在是“能生”。

而这种人口激增，与明朝的“抑藩”政策有直接关系。自永乐之后，历代皇帝都担心藩王拥兵造反，于是规定他们终生不得离开封地，甚至不能随意外出扫墓，更严禁不同藩王之间相互来往。结果，藩王们被困在府邸里，无所事事，既不能参政，也不能经营，只能靠朝廷俸禄生活。于是他们把“生儿子”当成事业，因为子嗣越多，领到的俸禄就越高。为了提高生育率，王爷们广纳妾室，甚至强娶民女，生育竞赛愈演愈烈，造成了庞大的财政负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官员的微薄俸禄。资料显示，明代文武官员的薪水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63%。哪怕是正一品大员，月俸折算也不过一万多元；地方官吏更是可怜，一个县令月薪不到一千元。这种收入水平让许多清官难以为继。历史上不少廉吏死后甚至无钱下葬，妻儿困苦潦倒。像海瑞这样正直的名臣，病时只能卧在草垫上，死后若非好友资助，几乎无棺可殓。

因此，后世才有“宁为宋朝犬，不做明朝官”的感叹。明朝财政被宗藩拖垮，官员清廉者清苦至死，百姓亦被沉重赋税压迫。一个本应辉煌的王朝，最终在制度的重负下走向衰亡，这才是明朝真正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