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吕雉并称为“模范夫妻”，在史学笔记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共同参与治国安民、带兵打仗、参与政治博弈，彼此之间的信任与互补使得他们在两千多年风云更迭的帝王史中依然被后人视作佼佼者。二人不仅在军事上并肩作战、在政务上并力经营，更在权力运作和群臣治理上展现出高超的手腕。这样的婚配与合作，被许多史家誉为极具代表性的君臣夫妻模式，成为后来者仰望的典范。

然而，刘邦与吕雉也因果断果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被后人议论颇多。史书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例：汉军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夜间出击，约有两千多名披甲的女子从东门成列而出，被楚军四面包围。此时将领纪信假装汉王坐驾，欺骗楚军，使楚人误以为汉王已有神秘支援，纷纷高呼万岁，城东观兵处也随之喧嚣。于是汉王得以带着寥寥数十名骑兵，悄悄从西门撤离，摆脱了追击。这段故事常被人提及，却往往只记得纪信愿意为汉王赴死的英勇，而忽略了那些在混乱中陷入险境的千余女子。

吕雉在权力博弈中的态度同样让人震惊。传说她对政敌采取了极端手段：先后毒杀了幼小的赵王刘如意，令戚夫人被处置成极端残忍的“人彘”，以此压制内部异议，并迫使儿子汉惠帝刘盈直视这场血腥权力游戏。刘盈因此惊恐愕然，哭喊不止，甚至身染病痛，整整拖延了多日的成长过程。这一系列举动让吕雉与刘邦的“威名”在史书中成为警戒的对象，同时也让他们在别人眼中显得阴险而强势。但在许多细节处，他们对某些人仍然表现出超常的仁厚与礼遇。

此时人物回到一个关键问题：到底是谁在支撑着这对君臣的力量与声望？答案往往指向夏侯婴。传闻中，夏侯婴是东汉以来掘墓传人的后代，家族又被后来的曹魏名将夏侯惇所承继。夏侯婴天生善于养马驾车，性格沉稳、待人坦诚。他在官府任职，外出经过泗水亭时，常找刘邦聊天，聊的不是小事，而是国家大事，话题往往持续好几个时辰。一次双方嬉闹中，刘邦不慎伤了夏侯婴，事端便由此引发。此事被状告到了县衙，夏侯婴作为实习官吏，刘邦则只是亭长，理应受到较重的惩处。夏侯婴并不慌乱，反而直陈此事是无心之失，请求依法平反，并多方解释以求减罚。

尽管夏侯婴的解释得到一定程度的考虑，刘邦仍然遭受了百下鞭打、入狱一年多的惩处。这些处罚之所以被减轻，除却法律程序的宽大外，更多是因为夏侯婴的持续奔走与周旋。夏侯婴的内心其实充满愧疚，他以极大的诚意持续对刘邦予以安抚和补偿。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夏侯婴的性格最鲜明的便是忠厚、老实与大度，他没有野心勃勃的私利追逐，一心只为公事与朋友着想。

刘邦起义后，夏侯婴义无反顾地投身前线，后来专职为刘邦驾车，官职一路提升，直至九卿之一的太仆，主管皇帝的舆马与马政，封号逐渐升至昭平侯。夏侯婴对韩信、对刘邦、对吕雉都充满恩情。韩信初至，仍只是掌管仓库的小吏，因受“连坐法”之困，差点被处死。夏侯婴悉心出面相救并引荐给萧何，尽管最初韩信并未得到重用，仍然选择离去，夏侯婴和萧何二人随后追赶，最终让韩信的才华有机会显现而名垂青史。

此后，夏侯婴多次驾车救刘邦于生死关头，甚至在紧要时刻把刘邦的双亲和双胞儿女安置在车上，确保他们的安危，为母亲吕雉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恩情。唯一一次让刘邦心生杀意的时刻，是在一次逃跑中，夏侯婴坚持带走刘邦的一双儿女，导致马车速度放慢。刘邦坚持要抛弃夏侯婴，但夏侯婴坚决不从，最后没有付诸杀害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刘邦的驾车技巧远不及夏侯婴，无法保证安全撤退。

如此仁厚的臣子，谁不喜爱？刘邦与吕雉岂会对他下手呢？夏侯婴虽掌握一定权势，却从未结党营私，他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因为他始终如一地以公之名义行事，才使他在波澜四起的时代里，维系着相对稳定的信任与合作，因此被认为是他能在四朝长期安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