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里有句话很出名,“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
什么意思?就是国家只要牢牢把控住最赚钱的行业,别让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人都能发财,这样国家就最强。
管仲当年给齐桓公出的主意,就是直接把盐和铁两个行业收归国有,老百姓想买盐、用铁,都得找国家。
这个套路后来被历代王朝学了个遍,盐铁、酒、瓷器、丝绸,只要能赚钱,全都被官府垄断。
你想做点买卖?没门。
看起来这是聪明的办法,国家有钱了,国力自然增强。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民间资本始终做不大,像欧洲那样搞大航海、技术革命的底气就没有。
说白了,这种政策就是“战时经济”,短期冲劲儿很猛,长期却容易把活力全抑制死了。
这招有多先进?两千年后列宁搞“新经济政策”,都还在用类似思路。
可苏联经济最后啥样,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利出一孔”确实能让国家短期强大,但时间一长,社会创新力和百姓生活水平反而越来越受限。
这事最让人迷糊的地方在这儿。
管仲当初可不是权贵出生,他就是个做买卖的。
可一旦进了朝堂,给齐桓公的建议居然是封死老百姓的发财路,搞官营垄断,让“富贵贫穷全在君王一念之间”。
本来以为商人上台能带点活力,结果却成了最热衷于“关掉门做生意”的那个人。
有趣的是,很多人喜欢说管仲有“大局观”,为国家着想,不计个人得失。
可如果你细看,这种“大局观”其实是特定群体利益最大化的打算。
只要我能升官发财,别人的生计、阶层的未来、社会的活力,我都不管。
你看桑弘羊,搞了那么多有利于官府、打击商人的政策,最后还不是被清算,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这种现象其实延续到今天,一些人平时高喊爱国,动辄“我可以捐一条命”,但一遇到现实不公、弱势群体哭诉,立马变得冷漠,“个人自扫门前雪”。
看似矛盾,实则统一——都是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只不过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面具”罢了。
其实,从管仲、桑弘羊到后来的商鞅、韩非这些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一旦获得权力,就开始封堵底层人的上升通道,哪怕自己也是从底层起家。
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手段,短期看能让国家快速集中资源,长期看却注定导致活力萎缩、阶层固化。
总结一句,管仲这套“利出一孔”的思路,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它让国家在特殊时期变得强大,但也埋下了经济活力不足、创新能力受限的隐患。
无论是古代商人的“上岸”,还是今天一些人的“大局观”,其实都反映了一个现实:权力和利益面前,个人和阶层的立场常常会发生变化。
我们只有正视这些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激发更多的创造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