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欧美弃子到非洲希望之星：卢旺达的救赎之路

历史上，全世界到处都发生过族群间的争斗，有关乎信仰的，如阿拉伯世界的圣地之战，印度不同神明的村落社会之争；有关乎利益的，如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

而1994年发生在位于非洲内陆面积仅有2.6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千万的小国卢旺达，3个多月时间就造成百万人死亡的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可谓史上绝无仅有。

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次屠杀，因为它发生在人权至上的20世纪90年代，因为它是在欧美大国无动于衷的关注下发生的。

然而仅仅是20余年后，社会和种族极度撕裂、经济和文化极度落后的卢旺达，却成为了非洲国家发展的典范，人均GDP翻了3倍多，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经商便捷指数排行榜中，卢旺达是进步最快的国家。

卢旺达早已今非昔比，从欧美弃子到非洲希望之星，卢达旺走过的救赎之路，让世人所关注。

卢旺达之殇：1994年种族大屠杀

卢旺达王国建立于 16世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胡图人和图西人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创造了单一的文化，说着共同的语言，信仰同一种宗教，拥有同样的神话体系和礼仪法典。

两个民族互相通婚，不断交流。胡图、图西就是同源兄弟，一个主要以农耕为主，一个以放牧为生。

虽然图西人在卢旺达国家历史上长时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绝无根本利害冲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德国殖民主义者的到来，事情开始出现极大的变化。

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历来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德国人将卢旺达图西人划为“受重用民族”，视胡图人为“受歧视民族”。后来由比利时殖民当局接管卢旺达，他们决定在1933年通过登记来实施身份证制度，以确定卢旺达人的“部落”身份。

由于缺乏任何标准，殖民当局以占有牛群数量来决定身份，该方法被称为“10头牛标准”，即占有 10头牛的人被划为图西人，其余的人再根据其职业分为胡图人和特瓦人。

“10头牛标准”十分牵强可笑，恰好说明从体质特征上图西人与胡图人是没有区别的。然而正是这种划分强化了因传统政治身份带来的经济差别，相对富有的图西人约占人口的14%，相对贫困的胡图人约占人口的85%，另外1%为特瓦人。

为了培养忠于比利时政府的统治精英，比利时殖民当局早期支持人数较少的图西人，并将各部族酋长几乎全部换成图西人，这样民族身份开始政治化。

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成为大趋势。比利时也开始改变政策，倾向支持胡图人反对图西人统治的斗争。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是胡图人独立运动不可阻挡，比利时力图通过制造民族矛盾为以后的调解角色留下余地，从而保留自己的影响力。

1990年侨居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成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内战，双方于1993年签署和平协议，但却未能得到真正实施。将图西人“妖魔化”是胡图族政府的一贯手法。

1990年开始，卢旺达电台不断将图西人形容为“蟑螂”，一直到1994年，对图西人的攻击愈演愈烈。

在这种氛围之下，联合国委派到卢旺达执行维和任务的加拿大中将罗密欧·达莱尔，预感到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冲突，他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电，要求联合国采取措施。他还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紧急情况，但均被拒绝或不予理睬。

一场胡图人对图西人和温和的胡图人的大屠杀就此拉开了血腥的序幕，最猖獗时每分钟有超过5个人被杀，是二战时犹太人遇害速度的3倍。

当时人们已经杀红了眼，只要身份证显示是图西人的就格杀勿论，老少妇孺均难以幸免。人命如草芥，不断出现“老师杀死学生、丈夫杀死妻子，邻居之间互相屠杀，为的是自己不至于死得更惨”的情况。

当时无兵可用、束手无策的达莱尔将军坚持认为，如果联合国和西方国家采取切实的行动，只需要派出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能阻止这次大屠杀。

首先，大屠杀是胡图人与图西人长期以来矛盾冲突的最终碰撞。殖民主义者“以夷制夷”的策略，极大增强了两个族群的矛盾和仇恨，独立后的政府也未能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屡次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民族的宿怨是导致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悲剧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其次，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权力的“滥用”。卢旺达独立后，因其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程度，民主与法制依然处于长期缺失状态，导致当权者习惯于用暴力和血腥方式消灭“敌人”。

这次大屠杀就是胡图人当权者精心策划，由政府军和胡图族民兵具体执行的。

当权者在这里完全抛开法律武器，他们推动了民族身份的认定，出动了部队，不但针对图西人，对胡图人中反对现政权的批评者和人权运动者也进行了迫害。

其三，西方国家因缺乏利益的放弃行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利时的抽身后撤，法国的漠不关心，美国竟然对想要出兵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收取运兵车的费用，导致了外界所谓的干预毫无作为。

南非报纸曾指出，在西方大国眼里“非洲人的命不值钱”。如果卢旺达生活着较多的白人，西方国家就会是另外一种态度。如果卢旺达有钻石和石油，美国也会是另外一个态度，但卢旺达一样都没有。

1994 年大屠杀结束后，卢旺达政府采取一系列和解和重建政策，最根本的是构建一种全新的身份——卢旺达国民身份认同。国家一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围绕国民身份展开，这是卢旺达国族建构的真正含义。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构建国民认同都是大屠杀后重新整合卢旺达社会的唯一途径。

新政府首先由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牵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话会，和民众一起讨论造成1994年悲剧的根本原因，最后归纳出四大类问题：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法治缺失和纵容种族犯罪，极度贫困，扭曲的历史教育和愚民政策。

策略之一：在法律制度层面，完善相关法律，废除民族歧视，建立平等的卢旺达公民身份。

2003 年卢旺达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强调卢旺达的国民认同以及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地位。整个宪法行文中，没有任何一处出现胡图、图西和特瓦，民族只是作为诸多分类形式的一种，与部落、宗族、地区等并列。

取消民族标识及相应的歧视政策，政府取消了每个卢旺达人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废除了 1962 年以来所有针对图西人的歧视性政策。

同时，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强调所有卢旺达公民一律平等，不再有胡图和图西之分。

策略之二：在价值观念层面，厘清历史问题，清除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赖以滋生的土壤，推行公民教育。

社会重建的一个重点是重新认识历史。2011 年，由卢旺达国立大学最知名的历史学家共同撰写的 《卢旺达历史: 从起源到 20 世纪末》正式出版。

全书分为七章，主要阐述了卢旺达胡图、图西和特瓦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土著与外来的区别，民族分化与殖民统治的关系，种族大屠杀的筹备和发生过程，卢旺达爱国阵线夺取政权后采取的恢复法制、实现和解、重建国家的行动。

这部卢旺达历史是国民身份重建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

制定法律和重修历史是国族建构领域的“基础设施”工程，下一步是让老百姓真正接受和认同。

卢旺达采取集中教育学习方式——团结和解营，这项活动的目的是通过讲座、讨论，为卢旺达人提供一个了解和反思历史、共同展望未来的机会。

“暂时脱离日常生活，聚在一起，同吃同住，这有助于在这些经历非常多元的归国难民中间建立信心，相信大家能够生活在一起”。

策略之三：在民众生活层面，重构互助共存的村落共同体文化，减贫促发展。

卢旺达国族建构的一个特点是传统、现实与未来的衔接。在深刻反思历史的同时，立足传统，从中探寻能够重新整合卢旺达社会的根本原则和解决方案，重构在大屠杀期间被彻底摧毁的村落共同体文化。

2000年，卢旺达在国内、国际司法体系无法在合理的期限内完成罪犯审判的情况下，决定尝试通过恢复传统社会的争端解决模式——盖卡卡来走出困境。

盖卡卡从 16 世纪开始就在卢旺达社会广泛使用，主要是村落将争端提交给一个由男性家长组成的小组，小组择时在村庄草地或广场上举行会议，全体村民列席。

盖卡卡法庭最重要的特点是老百姓当家作主，审判的组织形式、审理程序都由老百姓自己决定，协商解决所在村落面临的问题。

与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判决不同，盖卡卡的判决并不只是惩罚，而是更加注重修复和补偿。

2012 年，盖卡卡法庭正式结束使命。曾经遍布全国各地、覆盖不同行政区划的盖卡卡用 10 余年时间解决了“正规”司法体系 100 年都无法完成的难题。

国族建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缔造一种和谐共存的文化，即“我们能够、愿意生活在一起”。

1994 年后，卢旺达正是通过复苏、发扬传统的共存文化，引导老百姓重新愿意生活在一起。

至此，国族建构被赋予全新的内容，互助文化的重构指向的是群体的发展和其中每位成员的福祉。卢旺达的国族建构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原因是：

首先，国家将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保证了这一政治安排的效率和活力，不会滋生新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

其次，国族建构各项措施的设计来源于对产生冲突的原因的全面剖析，实施方式也能够充分考虑民众的需求和接受度，是从民众文化传统中汲取的灵感，确保了广大民众对于国族建构的认同。

其三，国族建构与地方发展相结合，让民众在和解过程中切身感受到身边发生的一点一滴的积极变化，感受到携手创造美好明天的希望和信心，从而进一步增强对于国家的归属感。

规划幸福：愿景2020

2000 年，卢旺达在恢复过渡期即将结束之际，制定了未来 20 年的发展规划，即“愿景 2020”，并提出四大战略。

战略之一：推进良好的政府治理，强化法制和中央政府权力去中心化，并强调政策实行的普及性和实际效果。

总统卡加梅要求政府中每一级别的官员签署类似于公司业绩合同的保证书，其中的目标甚至细微到特定时间内必须完成受精的奶牛数量，每一份都由卡加梅亲自签署，这是对所有层级官员进行实际政策成果的考察奖惩。

卡加梅要求优先解决贫困，实行“每户1头牛”计划，改善了农村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状况，将贫困人口的比例在 6 年时间里减少了12%。

战略之二：强力反腐，从腐败的源头政府机构着手，建立问责制度。

2003年出台《第23/003号法》，规定任何人的资产如明显增加到无法证明其合法性，将被判非法致富罪。

实行政府机构负责人轮岗制，卢旺达政府中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更换频繁，基础设施部门的一把手每年一换。

卢旺达建立独立反腐机构“卢旺达监察专员办公室”，2009年还成立了国家反腐咨询委员会，鼓励民众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举报等方式匿名举报腐败行为或提供线索，并在报纸、网站等媒体上定期公布反腐败成果和案例。

卢旺达已经成为非洲反腐败力度最大的国家，连续多年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遥遥领先于其他非洲国家。

建立全民医保，居民只需自付医院医疗费用的10%，政府还为全国收入最低五分之一的民众提供额外补助。政府为社区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2006年开始，卢旺达实行小学和初中全免费强制义务教育，卢旺达小学入学率在非洲最高，是全球表现最好的三个国家之一。

战略之四：以信息通讯产业为核心，推进科技发展。

2000年，卢旺达实行国家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开放通信市场，立法管理电子信息和网络安全，建立以信息储存管理和保护为主要职能的国家信息中心，以及国家光纤骨干网络链接国际海底光缆网络，打通互联网。

5年前互联网用户就占到全国人口的30%以上，增长率达到非洲最高水平。

卢旺达还在整个非洲层面创造性提出“智慧非洲”项目，7年前该项目一经提出，非洲联盟所有成员国均表示支持。

该项目主要关注的是私营部门在信息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目前已与世界银行开展合作，正在努力探索科技如何运用于工业化进程，将需要的领域现代化，提升非洲创新产业水平。

今天的卢旺达已步出种族仇杀的困局，正阔步走向未来。卢旺达民族冲突治理中体现出的最关键一点，那就是国族建构是真正符合卢旺达国情的民心工程，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拥护是成功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