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用间篇》有云：“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孙子兵法》很多文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把《孙子兵法》解释得很通俗易懂，他举的反面典型就是曾任蒋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陈诚。

蒋系指挥中枢的设置很是奇葩：“参谋本部”隶属“国防部”，但参谋总长的兵权却比“国防部长”还大，比如白崇禧、何应钦当“国防部长”的时候，真正负责指挥作战的实际是参谋总长陈诚、顾祝同，陈诚顾祝同指挥蒋军先败于辽沈再败于辽沈，逃到台湾后，1950年3月由周至柔任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我们在《沉默的荣耀》中看到那个长得有点像特种兵和陈少杰的参谋总长周至柔，穿的就一直是空军军装，那是因为当时“陆军”在岛上已经不再是“主力”，而“空军”则高陆军一头。

说到周至柔这个参谋总长，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潜伏在“参谋本部”的次长吴石，还有曾为参谋次长的刘斐中将、任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却受参谋总长直接领导的郭汝瑰中将：这三位中将都是潜伏者，却只有吴石一人暴露牺牲，这里面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总结一番。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郭汝瑰的身份都是“起义将领”而非“地下工作者”，那是因为跟他单线联系的任廉儒依然在从事秘密工作，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叙述：“1951年春节，我过重庆区南京军事学院工作，任廉儒同志在重庆接待我，再三叮嘱我要经得起考验，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以后，廉儒同志写信给我，说他身份没有暴露，将去香港作秘密工作……（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郭汝瑰回忆录》）”

郭汝瑰的潜伏者身份，后来是他的直接领导、董必武董老出具证明才得以公开，那时候他那条潜伏线上的同志或者辞世，或者不再从事秘密工作了。

郭汝瑰潜伏期间并不是没有受到过怀疑，我们熟悉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就曾不止一次举报过郭汝瑰，而且他后来还亲口告诉郭汝瑰，他的消息“来自山东方面”。

跟郭汝瑰同为潜伏者的刘斐，也曾在老蒋面前举报过郭汝瑰，更搞笑的是蒋纬国不但抓到了郭汝瑰的“证据”，而且连刘斐也告了——《蒋纬国口述自传》有这样的记载：“郭汝瑰在徐州剿总当参谋长时，我曾经告过他一状，没想到本部接收报告的人没有送到父亲那儿去，父亲因此没有看到那份报告。我也曾经告了刘斐一状。”

蒋纬国可能记忆有误，或者不同时期郭汝瑰的职务不同，我们查阅史料可知，蒋纬国举报郭汝瑰的时间是1947年5月到1948年6月期间，那时候老蒋在徐州搞了个“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十一个绥靖区和四个兵团，总司令为陈诚，副总司令为范汉杰、韩德勤，参谋长为郭汝瑰。

郭汝瑰两次担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就是因为期间跑到徐州“陆总”当了一段时间参谋长，就是在那期间，已经拥有了自己特务系统的蒋纬国抓住了一个地下党交通员，并通过监视发现跟那位交通员联络的人，就是郭汝瑰的是从副官。

蒋纬国回忆：“那个交货人应该是郭汝瑰的侍从参谋，是个少校。我对郭汝瑰一直不放心，因为他的卧房除了他的侍从参谋之外，谁都不准进去，我就认为他很可疑。我预备把那个共党间谍再往后方送时，没想到他的嘴里有一块砒霜，他咬破舌头自尽了。”

有些人不太承认当时的参谋次长是地下工作者，但蒋纬国的回忆录却证实了刘斐的身份：“我冷眼旁观，我发现刘斐一直在那里用余光瞟着父亲，看父亲的反应。刘斐做的也不是表现他自己的智慧，只是投机的做法。后来他竟然就是共党间谍。”

蒋纬国说是有自己一套特务系统的：“我这里有一套完整的情报网，请父亲指定人来接手，结果这套情报网就全部交给哥哥，从此哥哥就掌握起来了。”

当年蒋家兄弟都想“露一手”，中统（党通局）军统（保密局）也互相较劲，只要逮住一点线索，就会像鲨鱼一样咬住不放，吴石就是因为一张通行证被敌人追根溯源暴露，联络员朱枫自杀未成，下属聂曦又承认通行证是自己开具，这样吴石就难以洗清了。

我们看蒋经国口述自传，就会发现郭汝瑰当时真是命悬一线，要不是那位交通员果断牺牲，后果将不堪设想。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2010年第8期刊发的《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郭汝瑰将军二三事》，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描述：郭汝瑰的唯一联络人是任廉儒，任廉儒与董必武董老保持单线联系，也就是说，当年我方高层，也极少有人知道郭汝瑰的真实身份，郭汝瑰跟董老也只在1945年5月和1946年3月见过两次面，这就极大地避免了暴露的风险。

郭汝瑰也曾怀疑刘斐是地下党，但他严守组织纪律，跟刘斐绝不产生横向联系，他们二人甚至还互相举报，直到郭汝瑰确定刘斐是地下党（据说是上级暗示两人，让他们停止互相攻讦）确认刘斐身份却心照不宣为之：“我与刘斐有矛盾，在睢杞会战他铅笔一挥就把区寿年送掉时，就想向蒋介石报告，搞他下去，但我又怀疑他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问任廉儒，任廉儒说‘摸不清楚，最好莫要下手’。”

任廉儒和郭汝瑰都是点到为止，不该知道的绝不答应，即使郭汝瑰和刘斐有一人暴露，也绝不会牵涉到另外一人——在外人眼里，他们是见面就眼红的“政敌”。

郭汝瑰和刘斐表面上水火不容，也绝对没有横向联系，但到了关键时刻，两人配合得还挺默契，结果他们的默契把杜聿明气得哭笑不得。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回忆，郭汝瑰代表“国防部”，实际也是代表老蒋，让杜聿明带着徐州主力部队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气得杜聿明大声质问：“在这样河流错综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

一向跟郭汝瑰“不和”的参谋次长刘斐一反常态支持郭汝瑰并给杜聿明打气，一连说了两个“打得”，“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 ，杜聿明一个头两个大，最后也只好停止对郭汝瑰发难。

七窍生烟的杜聿明决定另辟蹊径，结果在陈官庄陷入重围，这样一来，反倒显得郭汝瑰的计划切实可行，所以杜聿明特赦之后当了文史专员、政协委员，还当面讯问郭汝瑰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是地下党了，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杜聿明也很无奈：“我向老蒋告过你，只是没有起作用！”

向杜聿明那样的军方大佬举报尚且无效，毛人凤等人就更不敢去触霉头了，我们从刘斐、郭汝瑰潜伏的成功经验中，能总结出他们与吴石的三点不同：第一点，跟组织保持绝对的单线联系，而且联络线极短；第二点，绝不与其他地下工作者或潜伏组织发生横向联系；第三点，联络人员能够牺牲自己保全最重要的潜伏人员。

吴石中将之所以暴露牺牲，也是在这三方面出现了问题：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有某种意义上的横向联系；朱枫和聂曦没有及时以牺牲自己斩断敌人掌握的线索；吴石是受华东局领导而非中央直接掌控，这样一来，知道吴石身份的人，就有点“太多了”。

《孙子兵法》中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地下工作者就是在刀尖上行走，一点疏忽就可能导致成百上千人牺牲，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回忆录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肯定也会总结出很多经验教训，那么在您看来，吴石身边的潜伏人员，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周密？如果吴石也像郭汝瑰和刘斐那样联络线极短并且绝无横向联络，而且线上人员都能毫不犹疑地牺牲断线，结果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