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提起元朝，大家最深的印象应该是两件事，其一为强大的蒙古骑兵天下无敌，横扫欧亚大陆，创造了举世无双的最大疆域蒙古帝国；其二为南宋苦苦支撑数十年，最终崖山一战陨落，造成了一连串的历史影响。

但不得不说的是，元朝如此强盛的军力，却仅仅维持了98年统治，中间历任11任皇帝，朝政动荡不安，可以说是实力与统治时间反差对比最明显的王朝。元朝快速崩塌的背后，却是经济一片萧条，财政极度扭曲，货币充斥膨胀。

财政举措应对不当导致亡国，对应元朝的灭亡史，可谓恰如其分。

元朝财政崩塌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苛税过于繁重、百姓负担苦不堪言。

事实上元朝的统治者对中原地区、江南地区一直是一种类似对待其他草原部落式的心态在统治，一方面由于蒙古贵族接受汉化程度低，对农耕文明生产发展了解不足，另一方面在征服金国、南宋过程中的军事胜利冲昏了蒙古人的头脑，他们政策体系十分粗暴简单，没有详细的周全之策。

竭泽而渔，自然不能长久。

自忽必烈开始，除传统土地正税以外，元朝规定了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如鼠耗、船耗、分例等等，追加剥削比例往往超过正税，普通独立自由农民几乎每年要承担正税两倍以上的负担，不出五年就破产，只能举家卖身投靠大户。

由于负担过重，收税困难，元朝广泛实行了“包税制”，具体操作有两种途径：

一是官府根据各类税名目核定一个总征收额，面向社会招商，划片承包交税，负责人自负盈亏；

二是官府提出一个新税种，请专业的商人自核自报包税额，代为向农民百姓征税，专管单一税种。

这样野蛮落后的包税制，如同管理牛羊，给了各级包税商与官吏巧取豪夺的机会，侧面反映了元朝行政管理制度的落后。因此个人读史书上元朝时期的政治家脱脱、李孟之流，我认为绝对是高估了。

元朝因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王位，导致流传下来一个很不好的传统：上位者动辄大肆封赏贵族，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只能采取不断新增税收的办法，元朝统治不到100年，商业税涨了近20倍，茶叶税暴涨240倍，最关键的盐税也涨了30倍。

元朝中后期，税收的支柱从土地税变成了盐税，盐税的地位举足轻重。元朝朝廷专门制定了《食盐法》，即按照居民户数强制分摊盐额，并按额征收盐税。

《元史·食货志》对盐政问题记述极详。在元相脱脱主持改革下，元朝采取盐引法，也就是官府垄断生产食盐，由专门的灶工生产，盐全部上缴给国家。再各地设置专门机构卖盐给盐商，商人从这些机构纳课税取得盐引，拥有合法卖盐资格，再次倒卖给社会。元代的盐引对领盐区和贩卖区都有严格的规定，商人不得越区运销，否则就治罪。

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但持有盐引的大盐商，往往以三到五倍价格卖盐，从中再二次赚取暴利。

《元典章》记载：经国之费，盐税为重。

按《元史》卷一七零·郝彬传》所言，到元朝统治末期，盐税每年为国库贡献折银约200万锭，占财政钞币收入一半以上。

由于盐商盘剥严重，除沿海区域、有井盐产出区域外，内陆很多百姓只能吃淡食，或搜集动物血作为盐料。史书上记载，山西陕西一带的百姓，“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盐）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

盐商实质上成为元朝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寄生阶层，盐贵无食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红巾军起义爆发后，盐商无处食利，亦无法顺利包收盐税，只得破产跑路，元朝的财政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下去。

引发元朝财政崩塌的第二个因素，就是纸币滥发导致恶性贬值，毁灭了元朝官方的货币信用，这也是元朝财政最大的问题。

北宋第一次印制“交子”的时候，可以说是金融历史上的高光时刻，这是人类第一次开始使用纸币作为货币载体，体现了国家主权信用，也保障了社会层面交易安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贸易、消费，改变了贵金属（如金银）流通的局限性。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使用了纸币，不仅在统治区域范围内全境流通使用，还一度流传到了东南亚一带，影响力可见一斑。

忽必烈在年号为“中统”期间，强制推广使用纸钞，发行量与国库金银储备挂钩，因此纸币也被称为“中统钞”。官方为了保障使用，写入元朝法律，拒绝使用者直接判处死刑，这标志着元朝纸币体系正式建立。然而蒙古贵族们支持发行纸钞，却并非是促进经济、方便交易的目的，而是为了疯狂印钱来夺取社会财富。

很多时候历史的旁观者会看到疯狂而荒唐的一幕，那是因为我们都在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俯瞰历史，但当事人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是基于自身立场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蒙古贵族们作为统治阶层，为了不劳而获地掠夺社会财富，开启了最单纯也最直接的做法：印钞。

忽必烈率先带头开启了印钞的蹩脚举止，主要是他的军费当时严重不足，为了打赢与阿里不哥的决战，元朝国库消耗惊人，忽必烈无奈之下只得不断挪用准备金银，随后又疯狂印制纸钞，补充军用，并大肆赏赐给麾下部将，导致整个社会纸钞贬值严重，物价飞涨，百物价格居高不下，宫廷内外怨声载道。

元二十二年，元朝廷迫不得已下诏令，“自今内外官吏俸给，以十分为率，添支五分”。

忽必烈鉴于中统钞已经失去信用，只得进行货币改革，推出新的纸钞，起名为“至元钞”，但民间此时已经对元朝官方失望，至元钞一推出就不断贬值，至发行十年后，至元钞和最开始发行时比较贬值将近20倍，官府收缴税款都刻意拒绝，百姓纷纷唾弃，很多地方回归以物易物的阶段。

后元武宗、元仁宗时分别推出新的纸钞，如“至大银钞”、“至正宝钞”等，重新绑定银本位，少许恢复了官方纸钞信用，但好景不长，仁宗后期又换回至元钞，币值混乱，各地兑换尺度都没有统一，纸钞使用流通近乎瘫痪，

当时整个社会民间伪造钞票数不胜数，燕京一带尤为严重。《元史》记载：“多剧贼，造伪钞，结死党东人”。

根据《元史》记载，1292年元朝国库收入是统钞297万锭，支出却是364万锭，属于严重的赤字财政，亏空部分只能靠发行纸钞弥补。

到元朝末年，官方纸钞形同废纸，信誉降低到冰点，元末帝至正十九年时记录一斗大米的价格，按照官方钞票计算，约折合忽必烈时期2000余倍！

整个社会贸易处于恶性膨胀和极度混乱的时期，远离元朝统治中心的地方都恢复了贵金属交易作为货币，或以物易物，元朝的纸钞已经不足以作为社会交易信物，也无力支撑财政。

元末著名文人王冕在他的《江南民诗》中写道：“军旅屯驻数百万，米粟斗值三十千”。另有士子吴皋的类似诗句:“束薪涌高价，无论桂与珠”。

币值锐减，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高涨，百姓吃、穿、用以及百物价格全部上涨，元朝统治阶层借助印钞疯狂敛财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社会经济加速崩溃，财政奄奄一息。

元朝财政崩塌的第三个月原因就是，数次发出的禁海令导致对外贸易严重萎缩，让元朝财政另一个重要支柱海关税几乎完全丧失。

元代是海洋经济活跃发达的时期，在消灭南宋政权后，元朝就确立了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

《元实录》记载，攻占福建沿海后，忽必烈公开向海外诸国宣布：“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这个时期来到过中国。

随后忽必烈效仿宋朝旧制，在泉州、庆元、明州、广州等地设置市舶司，并颁布相关海外贸易法律，对船只运输、货物往来、贸易禁止、关税征收等做了详细规定，特别是设定了“官本船”合营制度，即官府出资造船，商人经营出海，获利后以七三分成，官府占七。

元朝海关税负担很重，针对茶叶、陶瓷、丝绸、贵金属等出口货物，关税征收有时高达货物价值的两成还多，对进口的香料、珠宝、药物、珍奇食品等也都抽以重税，大约在1/10到1/15。

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确定的抽分法明确为货价报关价的1/10，但元朝《神道碑文》记载了一些进关轶事，商人被迫还要缴纳关税以外的杂税，如停泊费、调港费等，合计约“十有其三”。因此高关税当时为元朝财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是元朝财政体系不可忽视的来源。

虽然官府征税、合营分成比例较大，但这是官方形式从制度上确认了出海货运的合法性，支持对外贸易，海运商人还可以勉强忍受。当然元朝官府之所以愿意支持海外贸易，主要是为了控制海外贸易丰厚的利润回报，并非支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然而到了元成宗铁穆耳时期，一系列官府骚操作直接导致了数次禁海令诞生，元朝海外贸易一落千丈。

首先要说明一点，那就是元朝对南方沿海的居民剥削之重是历代罕见的，这和元朝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有关。按照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东南沿海居民属于最低等的“南人”，是严加控制和从重敛括的对象。

为了强化官本船控制，强制推广合营，元朝先出手罢废温州、庆元等地的市舶司，没收私营船只，要求所有私营的商人加入官本船合作，然而由于官吏舞弊成风、官本贬值，合营的“官船”生意一再亏损，不得已又重新放开私营，这么一折腾中间无数海商亏损破产。

虽然放开私营，但元朝又出台了详细的检查限制措施，超常规打击走私，要求所有船只必须报关纳税，对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予以严格审核，检视有无违禁品，限定船舶出海的航线和航程归期等，这里面海关的元朝官吏趁机假公济私，勒索成风，敲诈恐吓，又导致一大批海商血本无归，无力经营。

至此海关贸易税已经严重萎缩，但元朝还没有反省吏风败坏、赋税沉重的错误，反而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禁海令，直接掐掉了贸易税的来源。

元成宗后期，为防止走私、打击沿海倭寇势力，元朝颁布了禁海令，彻底销毁船只，除指定埠头禁止外来船舶停靠交易。这是明朝禁海令的前身，也是元朝彻底自断海外贸易的开始，元朝沿海繁华一时的外来贸易如同烟花消散，海关贸易税枯竭，元朝财政成了瘸腿的内陆封建庄园经济。

断绝海外贸易后，铁穆耳执政时期元朝国库残存的最低值仅仅为93.7万两白银，创造了历代财政收入之最。

广大舶商、盐户、船户等沿海民众聊无生计，脱离元政府监管的海洋势力逐步形成，方国珍武装集团崛起于东南海域，“以贩盐浮海为业”，截断海上漕运通道，开启了元朝的覆灭之路。

元朝的经济统治无疑是历朝历代最单纯、最疯狂、最不成体系的一个朝代。从一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来，忽必烈的至元年间财政支出占收入一半左右，但到了末代元顺帝时期，财政支出已经膨胀到财政收入400余倍！此时元朝财政事实上已经崩溃，99%的收入是靠印发纸钞来弥补亏空，元朝朝廷已经根本不想维持正常统治，只想捞一票就走了。

财政破产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完全崩溃，超高通货膨胀让民怨沸腾，一旦农民起义的火星出现，很快就呈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到了元朝末年，持续不断的洪水、旱灾、饥荒接连袭来，红巾军席卷天下，元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公元1368年，元顺帝带领朝臣北逃，临走前说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此后元朝势力退居漠北，史称北元。

回过头来看，其实元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起完整成熟的经济制度和体系，是一个依靠对外征服战争来维持帝国运转的军事经济体，只有不断扩张，掠夺殖民地，才能够保证财政不会崩溃。

可惜的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学习到农耕文明的经济治理经验。高强度的军事扩张成就了这个曾经让欧亚大陆战栗的超级帝国，也反噬了脆弱不堪的财政经济，元朝如同一阵轻烟，在历史的长河上随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