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史上，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较早独立形成了具备完整著述体例、明确纪年体系与鲜明史料批判意识的史学传统。这两种史学传统又分别对东亚、东南亚世界和罗马主导下的地中海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地理空间上相距遥远、语言文化沟通障碍难以克服等缘故，迟至1848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问世之际，中国古史与西方古典史学之间的直接对话与互动才真正拉开序幕。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姗姗来迟的对话开始百余年后，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与西方古典史学研究之间的隔阂依然未被完全打破。从研究人员的构成来看，关注中国古代史学的学者多为古代史领域的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钻研西方古典史学且有条件参考中国古史视角的往往是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者、特别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华人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部分喜爱中国古代史著的学者们急于论证中国古史相较于古希腊罗马史学的优长与特色，在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中坚守论战者的姿态；而大多数对希腊、拉丁史学文献如数家珍的古典学家们则缺乏深入理解中国古史的语言能力与学术训练，并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盲目相信，中国古代史学虽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但在体裁、主题与撰述目的上均与西方古典史学差异巨大，二者基本不具备可比性和可参照性。这两种文化误解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古代东西方两大史学传统之间的对话与互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国际学术与文化界的若干新动向，正在逐渐打破两大古代史学传统之间的隔绝状态。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促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古典学家开始关注中国古代史学的卓越成就，甚至由此改变了对古希腊罗马史学起源、特色与历史地位的若干基本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使得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能够以更加自信、平和的心态，去评判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史学著述的得失优劣。文化记忆理论的兴起启发着中外的史学史研究者去拓展自己的视野，将目光从狭义上的史学著作扩展至蕴含在种种史学著作、诗词歌赋、哲学思想、社会观念与建筑遗址中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从而为中西古代历史叙述传统之间的比较与参照提供了丰富素材。中国古典学界古希腊文、拉丁文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左传》《史记》等中国古代经典史著的英、法、德文高质量译本的问世，消除了学界对两大古代史学传统从前存在的大量误解。当代中国与欧美古典学界之间深入的学术交流，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和友谊，为进一步开展学术对话提供了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前属于中国古代史与海外汉学领域的中国古史研究，开始以文化参照体系的面貌进入西方古典学研究者的视野，不断重塑着西方古典学界对古希腊罗马史学传统的起源、性质与文化价值的认识，构成了推动当代西方古典学跨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元素。

作为既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又具备较高文言文阅读水平的史学工作者，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者一直对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情有独钟。在数量可观的相关成果中，值得注意的一条线索是中国学者从通史与经史关系的中国古史视角出发，对西方古典史学发展历程中“实质主义”倾向与“普遍史”传统对立关系的关注和解读。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认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自上古三代至当下构成了一部贯通连续的、可以前后参照比较的通史。内容可靠的通史所揭示的道德意义、社会变迁规律，是与儒家经典所论述的道理高度一致的；“春秋笔法”所具备的道德惩戒作用同样构成了现实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一些思考西方古典史学发展规律的中国学者从这一中国古史视角出发，进一步发展了柯林伍德等历史哲学家对古希腊罗马史学传统的认识，指出“实质主义”的思维传统认定支配世界的真理位于世界纷繁复杂、充满偶然性且不可重复的历史表象背后，对这一终极性真理的认识只有透过抽象的哲学思辨、而非零散随机的历史案例才能完成。同中国古史传统相比，这种盛行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实质主义”思维定式降低了史学的求真价值与学术地位：史学所探求的“真”只能是表面性的、偶然性的和碎片化的，无法探究到实质主义哲学观念所重视的永恒真理。希腊化史学中的“普遍史”代表着突破“实质主义”困境的一次成功努力。通过强调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个具体历史案例的普遍意义，普遍史的创作赋予了不同史实之间的相通性和可比性，以及孤立的历史案例同普遍的历史演变规律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以“霸权转移”为特征的普遍史叙述模式在希腊化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中世纪历史观影响深远的“四大帝国”学说并非基督教史学的独立发明，而是普遍史传统在霸权转移学说同《但以理书》预言结合后在中世纪史学中的自然延伸。上述史学解释体系，通过对中国古史视角的参照和借鉴来观察古希腊史学的发展历程，得出了值得国际古典学界重视的、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学术认识。

与此同时，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当代西方学者也开始充分肯定中国古史撰述传统对于今人重新理解古希腊罗马史学的宝贵价值。曾先后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教授，于2018年将其毕生思考古希腊罗马史学与中国古代史学的研究所得发表于《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一书。在全书第1章中，穆启乐教授借助中国古史视角的参照，重新思考了古希腊史学与古罗马史学的特色。他指出，依照西方学界的传统观念，古希腊史学在客观传达历史信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注重连续流畅的历史叙事方面，较日后的古罗马史学更接近于现代史学的面貌，因而比晚近的史学更为“现代”。在西方古典学自身的语境下，这一看法基本经得起相关史料的检验。然而，如果引入中国古代史学作为参照物就会看到，臻于极盛的古罗马与古代中国史学均高度重视道德史观与政治成就之间的联系，罗马帝国与汉朝所建立的政治体系在复杂程度方面远远超越古希腊城邦制度。因此，相对保守、注重道德传统的古罗马史学与中国古代史学都是与一个庞大的古代政治实体稳步发展、维护自身统治的历史背景与时代使命高度契合的，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认定较希腊史学更为晚近、但与现代史学的面貌差异更大的罗马史学就代表着一种文化退步。

任教于牛津大学的古典学家卢拉吉同样意识到中国古史对于西方学者重新审视希腊罗马史学文化地位的重要启示意义。他积极参与主编了博睿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左传〉与早期中国史学》，并在书中撰文指出：尽管近现代西方史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史学传统，二者之间的断裂性与差异性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影响，当代学者必须对近现代史学的希腊罗马遗产进行“去中心化”。为了完成这个意义重大的工作，引入其他文化传统的参照系，尤其是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早期中国史学是至关重要的。

当代东西方的古典学研究者们在中国古史研究提供的新视角启示下，探讨了希腊化时代“普遍史”传统兴起的思想观念背景，重新认识了古罗马史学的社会与历史价值，肯定了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对于破除“西方中心论”的重要意义。这些前沿性的学术成果与理论思考为探索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代史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推动当代东西方学术界的交流讨论与文明互鉴，开辟了一条充满魅力的新路径。

(作者：吕厚量，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