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读书志》，南宋晁公武撰。是现存最早的、具有题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的各类重要著述。著录图书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见者，实为一千四百九十二部。其中，尤以唐、宋(北宋和南宋初)书籍为完备，可补两《唐志》和《宋史·艺文志》之缺。分类依当时通行之法，经、史、子、集四部之下设类，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八类、集部四类，共四十五类。

《郡斋读书志》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晁公武（约1104—约1183），字子止，号昭德先生（因祖居汴梁昭德坊），澶州清丰（今山东巨野县）人，著名目录学家。二十余岁逢“靖康之乱”，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乐山）。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井度“天资好书”，是南宋初四川的一位藏书家，临终前将藏书尽送晁公武，成为撰录《郡斋读书志》的主要依据。

晁公武历知合州、恭州、荣州，公务事少，遂以井度所赠，加之自己所藏，除其重复，共得书二万四千五百余卷，“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完成编录工作，并于“元日”作了书序。孝宗即位前夕，入为监察御史，后又出为利州路安抚使，擢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历扬州、潭州。乾道七年（1171），除临安府少尹，未几即罢，以吏部侍郎休致。晚年，居嘉州符文乡，又得闲暇，再对全志重加订补，手自编定，由杜鹏举刊刻，是为四卷本。刊行之后，晁公武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补正，增入了未著录或新成之书，补写了十五六则小序，多立了两个类目，调整了近五十部书的归类，改变了部分类目编次的窜乱，书名更注意名实相符，卷数往往取足本或后出版本更换残本和先出之本，作者也多所订正和明确认定。题要的撰写增补最富，包括书名释义，篇目、篇数及编次，成书原委，序跋或附录，体例、特点和内容介绍，辨伪与考订，前代书目的著录，版本情况，撰者的生平事迹。此外，有关学术源流、典章制度、史实考辨以及评论文字，也增补甚多。可惜，晁公武未能看到其结集刊行，最后由姚应绩刊刻成书，是为二十卷本。这两个蜀刻本都已亡佚。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游钧在衢州重刊二十卷本，后称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四卷本，又刻了赵希弁续撰的《读书附志》一卷。次年，并刻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的《读书后志》二卷和《二本考异》。与《读书后志》相对，先前的四卷本被称作《前志》。《前志》、《附志》、《后志》合为七卷，后称袁本。自此，《郡斋读书志》在流传中形成衢本和袁本两个版本系统。

两个版本系统，历元、明两代，虽流传不坠，但未重刻过。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陈师曾重刻袁本。嘉庆二十四年（1819），汪士钟重刻衢本。光绪十一年（1885），王先谦以汪士钟重刻衢本为底本，校以陈师曾重刻袁本之抄本等，成一合校本。《四库全书》所收两江总督采进本，属袁本系统。民国年间，南宋淳佑袁州刊本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被发现，涵芬楼、四部丛刊三编、万有文库先后据以影印或缩印。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孙猛先生整理的《郡斋读书志校证》，以汪士钟所刊衢本为底，合校以涵芬楼影印南宋淳佑袁州刊本，并作内容的疏证和考订，又附以赵希弁《读书附志》，是目前较完备的一个校点本。现在最新的是2011年6月第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