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前后，日本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着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元朝和满清都能依靠汉人军头来治理中国，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蒙古族和满清族都能够统治中国的“大和民族”，也认为通过招募汉奸来协助日本，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提出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寄希望通过这些汉奸的效力来扩展自己的势力。然而，事实证明，元朝时期像张弘范、史天泽等汉人军头在协助元朝作战时，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而日军所招募的汉奸多数却是“战五渣”，效果远远没有预期的那么好。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吝啬。日本给汉奸的待遇非常低，汉奸们在协助日军侵略中国、抢夺土地时，所得到的回报极为微薄。相比之下，元朝的皇帝对汉人军头的待遇则极为优厚，这让日本天皇在这方面显得相形见绌。元朝的皇帝在中国封建历史中堪称最慷慨的“撒币高手”，即便是现在的卡塔尔土豪，跟他相比也要显得贫穷。拿窝阔台时期举例来说，北方的总人口大约只有110万户，但蒙元贵族和汉人军头们共同瓜分了超过70万户的土地。特别是刘黑马一人，就拥有超过7万户土地，这个数字比唐朝所有功臣的封地加起来还要多。元朝皇帝不拘小节，从不在“铜板”上斤斤计较，对地方的管理也非常宽松。忽必烈的统治期间，甚至出现了像李璮这样几乎能独霸一省的汉人军阀。

元朝的制度与现代卡塔尔有些相似。只要汉人军头得到了蒙古黄金家族的认可，他们就会被视为“自家人”，能分享蒙古征服天下后带来的丰厚利益。一些汉人军头得到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很多蒙古贵族。元朝建立初期，许多蒙古贵族反而生活困窘，真正享有荣华富贵的，反而是那些投降的汉人世侯和南宋的降将。

与蒙古人截然不同的是，日本给予汉奸的利益却少得可怜。以伪满洲国为例，其中重工业领域，中国人持有的资本仅有0.5%；交通运输业中的中国资本占比只有0.2%；矿山方面更低，仅为0.3%。而在整个伪满洲国的工业领域中，中国人所拥有的资本，仅仅是汉奸们自己资本的3%。在土地方面，日本人控制了东北地区大约2600万公顷耕地，这个数字是日本本土耕地的3.7倍，几乎占据了东北总土地的七成。尽管日本人占据了如此庞大的土地资源，但跟随他们的汉奸军头大多只能保住自己的家产，真正通过投靠日本发家的极为罕见。作为一个贫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掠夺体系相当完善，但他们根本不给汉奸们留下一点发展空间。

与元朝和满清不同，日本没有像他们那样给予汉人军头和官员更高的地位。元朝是一个各族军头的乐园，汉人军头曾随忽必烈北上蒙古草原，参与征伐蒙古部落。忽必烈对这些汉人军头的协助非常欢迎，因为在他眼中，蒙古各部亲如一家，彼此之间的战争多半是做做样子。元朝皇帝还曾派遣汉人军头远征印尼，而东欧的钦察族军头也曾远征中亚，甚至有的汉人军头敢与元朝皇帝的妃子亲近。满清则是依赖八旗汉军来辅佐其统治。八旗汉军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几乎垄断了清朝大部分的省部级官职以及绝大多数的汉人军队指挥权。

在满清初年，八旗兵力的损失让清朝不得不大力重用八旗汉军。从顺治初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一共任命了65位总督，其中有56位是八旗汉军出身，占比达到86%；巡抚共131位，其中120位是汉军，占比高达九成。直到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满清皇帝才开始收回权力，逐渐削弱八旗汉军的地位。

相比之下，日本的统治模式与元朝和满清大不相同。日本不需要保密本族人口的数量，对中国的统治几乎是全方位的监控，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都由日本人掌握。元朝和满清作为少数民族的封建王朝，虽然能够通过政策让汉人军头分享利益，但日本作为一个贫穷、侵略性强的军国主义国家，却极其吝啬地给汉奸提供利益。即使是象征性的奖励，日本也非常小气，汉奸们既得不到实质性的奖励，也没有晋升的空间，缺乏足够的动力来为日本效力。

因此，日军招募的汉奸大多是战斗力低下的“战五渣”，而不像元朝时期那些效忠并且获得丰厚利益的汉人军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吝啬和压迫，没有给汉奸们实质性的利益保障和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