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长期存在宋代“积贫积弱”说，指的是财政上的贫困匮乏与宋廷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居于守势。通过全面、客观、理性的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宋代的财政收入数额巨大且持续增长，不存在严重的入不敷出问题，“积贫”说不符合史实；相较于汉唐明清，赵宋虽然在对外战争中时常处于守势，但其统治仍得以长期延续，“积弱”说是以偏概全。实际上，宋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强盛时代，这源于宋代独特的宽容政治和笃定改革的政治品格，也促成了宋代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明清以来中国的精神面貌和地方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是谓“盛宋”。

人们称誉古代中国最辉煌的时代为“雄汉盛唐”，对于统治时间长达320年的宋朝，则认为“积贫积弱”是其最典型的历史特征，并将其界定为两千多年帝制中国最糟糕的朝代，是谓“弱宋”①。实际上，“积贫积弱”主要是指宋代财政开支巨大，在与周边政权的战争中长期居于守势，但在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领域，以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文教领域，两宋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积贫积弱”说长期存在于学术界及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进一步深入解读史料，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层面加以申明之必要。

一、“积贫”“积弱”皆是误解

按照钱穆的说法，宋代的“积贫”主要表现在“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1］533，“积弱”主要表现在“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1］527。然而，笔者对“积贫”“积弱”进行考述，发现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宋代“积贫”是误读

其一，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是赵宋历代君主制造的“假象”。两宋经常出现财政赤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入不敷出。如神宗初年，苏辙《上神宗乞去三冗》奏疏，把“三冗”定义为冗吏、冗兵、冗费，将“三冗”危害国家财计的形势比喻为“弊车羸马而引丘山之载”［2］，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但宋代官方统计的中央岁入并不是其全部的财政收入，除去隶属朝廷的收入，还有皇帝亲自掌控并支配的内藏库收入，这部分收入在数量上是前者的六分之一，却不被计入朝廷收入的统计数据，其主要目的在于“掌受岁计之余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3］3907。这些内藏钱物也经常受到大臣的关注，他们经常劝谏皇帝不要滥用内藏财赋。如叶清臣曾经上奏仁宗讨论作为存储非常之用的内藏库，认为“今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缓急不以为备”［3］9854，失去了内藏库设置的本意。

在制度上，朝廷所属财税部门也无权过问内藏库的实际收支状况，真宗专门下诏云“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4］1182，违反者将处以极刑。实际上，如果将皇帝自己操控的内藏收入计入国家财政收入中，那么宋代便不存在财政上的赤字状况。两宋时期每当朝廷出现财政上“入不敷出”的情况时，皇帝往往将内藏库所储存的财物出借给朝廷，帮助政府平衡财政收支。这既是赵宋皇帝控制朝廷在财政上的惯用手段，也是两宋时期历代君主人为制造的财政困窘假象②。

其二，“积贫”的宋代官府始终积蓄着大量财赋。一般来说，真正“积贫”的官府，在府库之中不会有太多的财政结余。被王夫之极力批评为“积贫”的北宋英宗、神宗时期，则有着大量的财政积蓄和物资储备。譬如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三司统计的国家岁入、岁出数据如下：入116138405贯，出120343174贯、非常出11521278贯。但除京师外，诸路尚积蓄160292913贯③。由此可见，分处于全国各地的官府储备财物，超过了朝廷的财政岁入，这并未纳入由皇帝掌控的内藏库。

北宋末期徽宗在蔡京等人的蛊惑之下肆意铺张、“丰亨豫大”，这有赖于北宋立国以来日益雄厚的财赋储备。据史书记载，在北宋灭国之后的第十一年，金废刘豫时，仍然从开封攫取钱9870万缗、绢270万匹、金120万两、银6000万两，粮90万石④，数额巨大。

其三，宋人有意渲染财政困难为改革做铺陈。为了论证北宋改革箭在弦上的紧迫性，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突出强调了当时财政、军事等方面面临的严峻现实，意在通过对比现实与改革目标，推动变法。面对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改革派将“积贫积弱”作为描述宋朝现状的核心话语，这既是对客观危机的反映，也是为变法争取舆论支持的策略选择。在此背景下，王安石向宋神宗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深刻批判北宋前期以来逐渐形成“上下偷惰”的萎靡局面，改变落后的理财制度，以及“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5］697-698的状况。在神宗的支持下，朝野上下形成“富国强兵”的呼声，改革派在其章奏之中，多次将现实描述成积贫积弱的危亡情势，为后代“积贫积弱”说提供了大量史料误读的空间。

客观说来，宋代财政“积贫”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学术界普遍认为，导致“积贫”的直接原因在于宋代政府开支巨大。然而深入思考宋代财政支出，开支巨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积贫”。

汉唐时期，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国有制度，政府在征发百姓服劳役时，由百姓自备口粮、兵器、马匹等。赵宋立国之后，太祖“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6］。在宋代夫役征发过程中，由官府供给应役民夫口粮。宋代还大力推广面向社会雇佣劳役的制度，政府除了负责受雇者的口粮之外，还要按日支付工钱。不同于汉唐时期应役百姓自负口粮的无偿徭役征发，宋代政府发放的补助数额巨大，这势必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

此外，宋代在制度上实施以财政拨款的形式向民间大量采购物品，并持续不断地向官府、军队等国家机构提供消费必需品。政府采购所涉物品规模巨大、数量众多，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对两宋社会影响深广。周行己指出赵宋中央租税所入数额只占地方财赋支出的十分之四，十分之六则通过钱物籴买的形式予以采办，“供奉之物、器用之具”也以货币购买的形式获得，赵宋“物出于民，钱出于官”的财政再分配，与商品货币经济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⑤。

总而言之，宋代财政存在着大规模的政府购买情况，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资金压力，在促进社会分工和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大量货币流入民间，对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带来了宋代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区域性专业市镇的蓬勃兴起。

（二）宋代“积弱”是以偏概全

从疆域面积看，宋代远不及汉、唐，而且先后受到辽、西夏、金与蒙古的威胁，甚至两度亡国。但实际上，在秦统一之后的历代王朝中，赵宋国祚仅次于两汉。在320年间，宋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古对峙，并发生激烈战争，军事冲突贯穿建国到亡国的整个过程。李华瑞指出，宋代“积弱”原因有三点：一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二是赵宋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三是宋的防御战不能在第一时间阻击侵略者于国境防线之外。他进而点明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不够强大，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⑥。

王明珂从游牧政权历史的角度指出，相较于汉唐时期脆弱易分裂的匈奴、突厥，赵宋所要面对的则是施行二元统治体制，对农耕区和游牧区实施有效管理，并合理控制北方新兴政权，而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战斗力尤为强悍⑦。在逻辑上，如李裕民所说，宋代先后同数个强大敌人殊死搏斗，并存续300余年，最终落下个积弱评价，难以成立⑧。

与同时代的游牧政权比较，宋代在军事上不是最强，但这并不能代表其“积弱”。宋辽澶渊之盟反映出二者在军事实力上旗鼓相当。虽然辽的骑兵比宋强，但宋的防守绰绰有余。而且，宋朝在经济实力上远胜于辽，拥有持久作战的能力，所以双方谁都无法消灭对方。与此同时，宋的实力虽然强于西夏，但是后者采取“联辽制宋”的策略，使赵宋无法全力征讨，而在战争的持续过程中，二者互有胜负，并逐渐向利于赵宋的方向发展。

与金相较，在战争前期金强宋弱，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在1141年达成了宋金和议。完颜亮屡次试图挥师南下，均以失败告终。与蒙古相较，南宋在军事上较弱，仍然坚持抵抗了几十年，并且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南宋在军事力量上虽然弱于蒙古，但仍然是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强国。这与李裕民“难道世界上只容许有一个强国”⑨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实际上，历史和现实的世界往往不只存在一个强国，更不能简单地将首强之外的其他国家一概划入“积贫积弱”的行列。

实际上，宋代对外战争的被迫防守局面，与中唐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安史之乱使中原王朝的疆域几乎缩减一半，失去了公元前121年被刘汉王朝占据并被中原王朝前后掌控八百多年的河西走廊。一直以来，河西走廊不仅是中原王朝重要的贸易通道，也是边防重地和战马驯养地。河西走廊的失控，使赵宋王朝无法直接获取战马这种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来对抗周边少数民族。更严峻的是，这片土地先后被强悍的吐蕃人、党项人占领，大大增加了宋朝在西北方向的防御压力。

宋朝边防劣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五代石敬瑭时期北方屏障幽云十六州连带长城落入契丹手中，而其原因可追溯到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幽云十六州就是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地盘，基本不归中央管辖。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幽云十六州实际上已经脱离中央。五代之际，中原战乱，北方契丹日渐强大，这些藩镇不断结交契丹寻找靠山，其根源就是唐朝中期藩镇割据带来的恶果。

宋朝没有河西走廊，无法组建强大的骑兵；失去燕山山脉和长城的屏障，契丹、女真骑兵可以长驱直入中原。这种严峻的对外防守局势，在古代中国罕有，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源头，实则在李唐王朝所遗留的结构性矛盾中。

二、“积贫积弱”说的形成过程

透过宋代史实记载和宋以后历代学人的评价，我们可以梳理出“积贫积弱”说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宋朝和明清以来两个时期。

（一）宋朝时期的“贫”和“弱”

在宋人文集里未见“积贫”记载，但有“财困”“财匮”“匮竭”等记载，表示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可以视作“积贫”的同义词。

其一，弱外实内的财赋分配。这一过程贯穿整个两宋时期。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看，宋代初期财政状况处于上升趋势，并在真宗时期达到鼎盛阶段，在北宋后期开始出现危机⑩。特别是在权臣当政时期，他们不顾地方财政困难和军费开支，竭力上供财赋充盈京师内库。宋廷每年籴买上供数额巨大，“陪备骚扰，民力不堪”［7］7765，这种情况开始于徽宗崇宁年间，如当时的婺州地区税额“几至五倍”增长，情况十分严重。宋代财政施行挹地方以注中央的政策，如包伟民所言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带来了地方各种非制度化的法外征敛行为11。

其二，南宋财政紧张状况的持续与危机潜伏。南宋在赋入上“不及祖宗全盛之时”，然而“用度不减”。宋金和议以后，南宋在财政上大致能维持收支平衡的基本秩序，但就当时的君臣用度来说，在战争环境下，几十年来不断“讲究措置，靡有遗余”［8］2171，随着支出费用日益增加，岁入不足以“当所出之数”，最终导致时常出现朝廷中央“仓卒不给之患”［8］2171。这就构成了整个南宋时期“民力未裕”“财用未阜”12的“上煎下迫”局面。

积弱反映的是南宋人对北宋前中期内政、外交治国政策的历史反思。方凤认为宋初重文抑武政策虽然去除了地方尾大不掉的弊端，但也“酿成积弱”13。林[ ]对宋初“兵骄士弛，吏玩财困，积弱之弊”［9］尤为惋惜。北宋中期仁宗嘉祐、英宗治平年间由于因循之风，形成了“积弱之弊，流为安靡”［10］260的局势，当时天下事务、朝廷制度“柔软而不振”“废弛而不举”［10］260。吕中就认为西夏元昊之所以敢侵边，是因为仁宗“宝元、康定积弱之故”［11］。

南宋人对身处历史时代的忧患意识，在时人对于国势的论述中尤为明显。如王炎与洪适在往来书信中谈论天下大事“强则易振、弱则难立，积弱则难立也滋甚”［12］。魏了翁痛心于权臣以和议之名“操持国柄，士大夫靡然从之”［13］，致使“国势积弱”。真德秀“以国势积弱”上疏理宗加强武备，否则“无以奋张而兴起”［14］。到了南宋后期，文天祥分析当时国势指出：“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15］

与宋同时代的金和蒙古对宋的认知也存在着这一看法。如金与宋订立海上之盟时，深知宋朝“兵弱”14。金哀宗在蒙古攻击下行将亡国时，对宋仍有轻蔑之言：“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16］元朝刘岳申比较宋与汉唐，得出“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17］的结论。

（二）明清以来“积贫积弱”说的形成

明清之际，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遗民，激愤于明清易代的现实，将宋代贫弱的情绪带入历史反思中。王夫之在《宋论》中论仁宗统治前后达41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18］118，并认为仁宗之过在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18］119，神宗之误在于“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18］119。王夫之在论及仁宗朝“积弱”的同时，否定了“积贫”说，并对神宗朝王安石改革的富国说进行了驳斥。清朝四库馆臣在述及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时，将这些言论沿袭下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挤”［19］，所以王安石义以解经，为变法的合理性制造依据。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重大的劫难与屈辱，造成中国的贫困孱弱。知识分子阶层对此痛心疾首，不自觉地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进历史，宋朝便成为抒发悲愤心情的寄托，最具代表性者是钱穆。1939年，他的著述《国史大纲》出版，该书两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通过“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两节目，对赵宋“积弱”“积贫”作了详细的论述，得出了“对外不振”“内部闹穷”的结论15。这一观点为同时代的吕思勉、张荫麟等人不断阐释和发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史学界将两宋时期视为传统中国的衰落阶段。1949年以来形成的“上行下行阶段说”，进一步固化了宋朝“积贫积弱”的论调。该学说将古代社会的发展分成上行和下行两个阶段：在上行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持续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下行阶段，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造成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或衰退。基于两阶段说，学者们将宋代简单判定为社会停滞的下行阶段。1963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时，在“五代十国宋辽金”部分以“积贫积弱”一词描述宋朝：神宗召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20］。至此，“积贫积弱”说，成为大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定论，流风所及，似乎也成为当前国人对宋朝的普遍认知。

从“积贫积弱”说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历史著述者或出于情绪的宣泄，或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最终得出了有失历史真实的论断。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重新全面审视它。

三、宋代的经济和文化成就

宋代的疆域远不如汉唐明清，且国家多难，前后遭到金与蒙古的倾覆，学术界存在“弱宋”的看法。但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看，宋代经济繁荣、财政岁入数额丰盈，文教事业昌盛、士人风骨凛然，在一定程度上堪称“强宋”。

（一）经济繁荣

宋代在财赋的聚敛方法上，一般多沿用前代，在财务管控上，也较为正常有序。宋代官吏军兵众多，财政开支巨大，虽然因为战争时常出现财政恶化，但并未形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关键在于禁榷收入的扩大。宋继承并发展唐中期以来的禁榷法，禁榷项目包含酒、茶、矾、香等，禁榷立法严密。在北宋立国后，禁榷收入得到大范围的扩充，如神宗时曾巩所述：“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21］北宋禁榷财政有其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田锡论其原因：“国家军兵数广，支用处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较。”［4］563太宗深以为然，虽也曾想放缓禁榷，但是军费和官俸支出浩大，禁榷终不得弛缓，愈益苛重。太宗死后，朱台符谏言：廪禄、驿券，赏赐、造作等，“他费百端，动计千万”［4］939。但实际上，宋代皇帝仍然倚重于禁榷收入。真宗即位后，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4］914，颁行条法，“较课以祖额前界递年相参”［3］4349，景德四年（1007年）榷货务岁入达到800余万贯16。仁宗朝与西夏征战，军费计无从出，也只得增加禁榷收入。治平四年（1067年）张方平在一份奏疏中讲到，真宗景德年中到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酒课由428万贯增加到1710万贯，盐课由335万贯增加到715万贯，商税更是由450万贯增加到1975万贯17，禁榷收入成倍增加。最终，北宋前期由于依赖禁榷收入，导致赋税构成中禁榷和商税的总数超过田赋及其附加税。如北宋中期蔡襄在《论兵十事》中，述及钱粮帛三项两税收入总额为25769677贯石匹，约占宋朝总岁入72511651贯石匹的35.5%，其余约64.5%是禁榷、商税和坑冶铸钱等收入，在宋代财政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宋代“田制不立”和“客户起移自由”政策下，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和市镇繁荣兴起的直接结果。

宋代财政岁入除两税及其增赋、禁榷专卖、商税之外，还有矿冶、卖官鬻爵、出卖度牒、出赁官屋以及官田收入等，可谓不择手段。这造成北宋以来国用军需所费浩瀚之下，东南民力困竭的局面，“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4］4259，这是历史的一面。然而，宋代经济的繁盛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是历史真实。

宋代财政汲取能力非常强，特别是禁榷专卖收入的成倍增加。这离不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宋代在这些方面达到了陈植锷所说的“封建时代的鼎盛期”18。与此同时，也离不开生产关系领域新型租佃关系的产生和劳动者人身地位的提升。

宋承五代十国，在土地所有制上没有实施唐初的均田制，而是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形成了主客户间的租佃关系。这一生产关系，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地主控制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又不同于均田制依口分田、客户向官府承担租庸调义务。在租佃制下，客户需要将劳动收入的一半左右交给地主，然后地主向国家缴纳赋税。这里的制度前提是《宋刑统》废除了以往的部曲、奴婢、官户等条文，“各准良人”19。在政策上，太祖将主、客户全数抄入五等版籍，“定民籍为五等”［3］4158，客户取得主户名义上的同权身份。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一月诏曰：“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栏占，许经县论详。”［7］5954从此，主佃之间进一步变成双方自愿、来去自由的契约关系，使原本无田少地的农民有了独立发展的基础，加快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满足了社会生活中对自由关系的需求。

宋代社会各阶层中，“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22］，与唐代“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23］的风俗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士人观念进一步变化，打乱了以往士农工商分处的传统结构，形成“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5］649的局面。这些变化使整个宋代社会充满了活力，也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后人所论：“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24］这就是生产关系变化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

（二）文化昌盛

人们常从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上，宋比辽、金强大得多，不仅火药、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而且造纸术与指南针大范围应用于宋代，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进步。南宋朱熹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25］宋代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其一，宋代是文化教育的鼎盛期。宋代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教育体制比汉唐完备，两宋官私书院、私塾村校遍及各地，教育普及程度较高，进而推动文化普及，满足城乡文化教育需求。进士、明经诸科，在人才分布上更趋均衡，地区文化差异缩小，社会文化事业日益昌盛。诗词、绘画、话本、南戏大量涌现，书法、雕刻、歌舞、音乐长足发展。

其二，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宋学流派纷呈，大师迭出，先后产生理学、新学、蜀学、心学等儒学学派。诸如宋人倡导的国家至上和民本等思想，与孟子“君轻民贵”思想一脉相承。又如浙东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言“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26］，主张农商并重，“求以相补”，义利统一，才能富民强国。黄震也认为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27］，体现出思想相对开放平等。在宋代官民生活中，读书、拜佛、斋醮可以并存，形成儒释道三教融合局面，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和建树，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学术勃兴的时代20。

其三，宋代是中国史学的繁盛期。宋人开拓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学术领域，开创诗话、书目解题、年谱等图书体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朱熹《通鉴纲目》，分别开创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另有学案体的《伊洛渊源录》，提出“经世致用”的治史思想，重视“当代史”研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思考“历代治乱之迹”，以史涵育人才。

宋代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受到学人们的极大关注和赞誉。王国维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28］陈寅恪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9］邓广铭也有论：“宋代文化的发展，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之所不能及，这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30］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更将宋代称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31］。旅美学者刘子健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32］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的时期，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

四、宋代的内政与社会建设

在外患的严重威胁下，赵宋能够实现国力强盛、维持长期统治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代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群体的内部治理，社会建设成效显著，中央集权与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

（一）内政建设中的君臣政治风格

宋代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外患长期威胁赵宋政权生存发展的背景下，宋代君臣协力加强内政建设，呈现出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风格。

其一，宋代君主常存畏惧之心。赵宋代周，太祖赵匡胤既无“商周之德，汉唐之功”，更无秦灭六国的伟力，却以弱势享有天下。按照王夫之的观点，这凭借的是“天心”，其内核就是一个“惧”字，“惧者，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18］2。正因为君王以弱势得天下，所以有畏，不敢“以智慧轻儒素”“以苛法督吏民”［18］3；畏则宽容，“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这正是儒家精神的一种体现，进而形成宋代养士之风。

宋代养士的风格就是宽容政治，而宽容之风源于赵宋家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确立“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国策。对比汉代，宰相被杀的例子非常多，宋代对贵为三公的大臣则无诛杀之罚。两宋之际，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南宋朝廷也只是赐其自尽。此外，宋代对言事官极为宽容，言事官可以“风闻奏事”。

与此同时，宋代大力改革选才用人的科举制度，以消除魏晋以来士族门阀政治的不良影响。科举取士几乎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不断增加录取人数，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取士不论出身门第，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哪怕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吸收不同阶层的人入仕。所以，宋代科举登第者多为平民，如宝祐四年（1256年）601名登科进士中，平民占比高达70%21。

其二，士大夫精神的觉醒。宋代君臣一直存在着经济富庶而国家岌岌可危的焦虑，这构成士大夫群体精神觉醒的内在因素。赵宋初建，就以士大夫精神砥砺品格。自太宗朝开始，士人科举进士及第后，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篇，强调刚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范仲淹、胡瑗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同时，宋朝允许士大夫批评朝政，既砥砺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营造出一种包容的氛围，加上盛世隐忧的格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不断涌现，范仲淹“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成为这一时期士大夫精神的典型。

忧乐观之下的宋代士大夫有两种强烈的倾向：一是政治改革倾向。前有仁宗朝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士人强烈要求并推行政治改革，后有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所以，政治变革是赵宋王朝士大夫群体的共识，直到南宋中后期理宗朝的杜范仍极力主张改革。二是士人群体的高度道德自律。士大夫群体具有强大的自我道德约束力，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虔诚。比如，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拒绝纳妾，而程颢与王安石均不愿意坐轿子，认为坐轿是“以人代畜”，所以“朝士皆乘马”［33］。

（二）两宋社会新气象

宋代君臣的人格特征共同创造了两宋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宽松环境，对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两宋社会涌现出诸多新气象。

其一，社会创新能力突出。宋代是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34］宋代应用科学或纯粹科学方面的科技发明，在中国科技史上均为第一，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等都是科学巨匠。而且，宋代农业技术、制造技术、数学以及医药领域的科技发明取得瞩目成就，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其二，宋代各阶层间流动相对通畅。宋代土地依附关系逐步松弛，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各阶层之间经济地位的升降更替频繁。同时，社会等级界限日益松动，民众在价值取向上逐渐趋同，各阶层不断融合，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世俗化趋势。两宋社会取士不限出身，官民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由贵而贱、由贱而贵，变动频繁。士农工商都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所谓“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以相资生”［35］，四民皆本成为社会共识，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雇佣制度下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人身自由度得到一定的提升。

其三，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宋代市镇中出现“坊郭户”这种非农业户口，单独“列籍定等”，成为法定户名22。这标志着宋代市民阶层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宋代募兵制的实施，也使民户从繁重的兵役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效保障城乡劳动力的稳定以及社会安定。

其四，宋代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荒政制度得到发展。特殊灾荒时期，官府无偿向灾民提供钱粮衣物，贷钱粮给灾民，迁移灾民至丰收区域，调拨粮食，动员富户平价售粮，设置义仓于地方州县等，施行多种灾民赈济举措。其次，建立义庄制度。义庄多由士大夫用其秩禄收入买田置办，以收取的租金赈养族人，对两宋官方社会保障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最后，实施养恤制度。宋代各级官府针对不同对象设置不同养恤机构，如赈济老弱病残和乞丐的福田院，收养孤寡贫穷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医治鳏寡孤独贫病者的安济院，养育社会弃婴的慈幼局，瘗埋因战争或灾害暴尸户外无人认领者的漏泽园，等等。这些由官府、民间和寺院主办的养恤机构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 语

积贫积弱与登峰造极是两宋历史的一体两面，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受时代之影响，如钱穆、邓广铭及漆侠等学者，分别为积贫积弱论的呼吁者和登峰造极论的呐喊者23。具体来讲，当处于内忧外患、呼唤变法图存的时候，积贫积弱论应运而生；而面对革故鼎新、富国强兵时，登峰造极论就会重振旗鼓24。二者各有侧重，前者是赵宋王朝共时性的基本特征，考量的是赵宋王朝国家层面的财政与军政能力；后者则是两宋历史的历时性印记，评估的是两宋社会层面的经济与文化实力。

赵宋文化由于其成熟、稳定的特质，以及在理论化、体系化和大众化方面的显著成就，近年来被学术界誉为“宋型文化”。与此同时，赵宋在320年间文治昌明，在国家治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两宋文人政治高度发展，政治文明高度成熟。宋代名士辈出，学案纷呈，士人风骨凛然，创造了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高峰，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笔下“世称盛治”的时代。

所谓“弱宋”，其实堪称“盛宋”。两宋君臣富有改革精神、笃于内治，社会建设呈现诸多新气象，社会各阶层流动相对通畅，市民阶层兴起，社会极具创新力，形成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土面积上，宋代虽然不及汉唐明清，但国祚最为绵长。在外患深重的背景下，赵宋君臣仍然勉力保持着长治久安的局面。

注释

①此一观点，以钱穆《国史大纲》和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为代表。近些年，李裕民、李华瑞、游彪等学者对此学说有所论辩，但仍有结合宋代赋税制度和文化发展的相关史实进一步探究之必要。参见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年第6期；游彪：《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②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③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④14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7页，第116页。⑤周行己：《周行己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⑥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⑦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4—295页。⑧⑨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⑩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22页。11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1216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45页，第4349页。13方凤：《存雅堂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2页。1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27—533页。1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321页。18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24年版，第82页。19窦仪等：《宋刑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页。20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9页。21佚名：《宝祐四年登科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118页。22高似孙：《剡录》，《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208页。23朱永清：《积贫积弱：清季以降宋朝贫弱形象的演变》，《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24李华瑞：《平坡遵道集》，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159—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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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5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宋前期财政研究（1127—1194）”（21FZSB047）、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与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学术创新研究”（K524186024）。

作者简介：吴业国，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41），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文献引用格式：[1]吴业国.宋代“积贫积弱”说再探[J].中原文化研究,2025,13(05):7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