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

我在多年的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发现：“演讲”是展示李大钊思想和学识的一个重要的、不应忽视的环节。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李大钊往往在繁忙的政治活动之余，都要在所到之地的一所大学发表学术演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范例就是在1923年，为促成“国共合作”，他曾往来奔波于京沪之间，先后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上海职工俱乐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发表演讲12次，内容涉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释疑、文化与进步、史学与哲学、史学概论、美术与社会改造、劳动问题、茶贸易与蒙藏关系，等等。这些“演讲”内容丰富，富有知识性、学理性，是我们动态认知“烈士之学”的珍贵史料。

有鉴于此，我在2020年作为电影《革命者》的历史顾问，曾建议影片编导将李大钊的“演讲”搬上银幕，但由于实在缺少有声资料而未能如愿。2023年6月，守常研究院成立，在确定研究规划时，我再次提出建议，希望将李大钊的“演讲”汇总结集，单独出版。今天，我的这一愿望，在北大红楼同仁的努力下终于实现了，内心感到十分欣慰。为使读者能更好地阅读本书，应编者之约，我结合自己的研究，对李大钊的“演讲”做一学术分析，力争提供一份有深度的“导读”。

“演讲”得当，“闻之者增无限之趣味，得之者获较丰之效用”

“演讲”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产物，在北京大学，李大钊作为最早的尝试者之一，为后世提供了示范。在他眼中，“演讲”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工具，它可以补充学校教育之不足，“浴智识上之惠利”；联贯各个学科，以除学科“不能汇通之弊”；文理(科)互鉴，使“各人所需智识之类量亦与之俱增”(以日本东京之社会学院为例)；“演讲”得当，“闻之者增无限之趣味，得之者获较丰之效用”。“足与吾人以感化力，而潜移默化，以高其志趣，阔其胸襟”。因此，“当以演说坛为惟一之战垒”。

这部《李大钊演讲集》所收入的“演讲”文稿共76篇，时间跨度从1916年至1925年。它所涵盖的主要是学术、理论内容，包含古今中外多学科知识，其中既有宏观的看法，又有微观的解析，体现了“烈士之学”的深度。“演讲”中，李大钊没有所谓“论战”式的批判，只有耐心细致的说理。因此，我们要依据学术史、思想史的发展，根据李大钊所从事的教学改革实践，来动态理解他的“演讲”。

李大钊的“演讲”特色

李大钊的这些“演讲”具有哪些特点呢？我试做归纳。

其一，这些“演讲”开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讲座之先河，开发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和创新精神。讲座内容涉及诸多新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新闻学、图书馆学，以及大量鲜活的问题——学理与实际问题、社会问题、劳工问题、宗教问题、女权问题、青年问题，等等。从学科发展(社会科学的初步形成)着眼，在中华民国初年，这真可谓是破天荒之举。

其二，这些“演讲”传播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促进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确立与融合，推进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教学改革。李大钊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化。1920年10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各系讲授“唯物史观”，并且专门编写了一部《唯物史观讲义》。围绕“唯物史观”，李大钊的“演讲”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开始，到“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到“社会主义释疑”，再到“茶贸易与蒙藏关系”；从“历史的作用”到“史学概论”，到“史学与哲学”，再到“历史与人生观”；从“社会问题与政治”，到“人种问题”，再到“劳动问题概论”，形成多条重要的理论线索。它们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头。

其三，这些“演讲”强调理论与社会实际、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引导人们开阔眼界，不仅了解并预见世界大趋势，更要懂得各国自身的国情。1918年11月底，为阐明俄国革命的意义，公开表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李大钊在中央公园发表演讲《庶民的胜利》。他提出，这次大战“政治的结果是……民主主义战胜”“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尽管是这样预测历史发展之大趋势，但李大钊并未完全忽视历史发展的曲折，以及存在的深层矛盾。早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5个加盟共和国)成立(1922年12月)前夕，李大钊凭借着对历史的敏锐就已经预感到它同样面临着民族问题、民族主义的挑战，未来的革命道路绝非平坦。李大钊在1921年3月发表演讲《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明确指出苏俄的民族问题的根源所在是复杂的民族矛盾，并且尚“寻不出统一的民族精神”“专靠外界的约束才伏于‘沙’权威之下”“种族既然很复杂，所以全俄罗斯境内的人民的习惯、风俗、宗教等，自然不能相同。我们对于这些很复杂的民族，而找到一个共同的俄罗斯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于说“将来俄国改造成什么样子，还不能定”，其“前途情形如何，不敢断定。这是世界上很大的问题”。今天看来，李大钊的这些论断仍未过时，仍有着珍贵的思想价值。

其四，这些“演讲”注重知识性与学术性的结合，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养成良好学风。例如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李大钊特别重视对概念、术语的理解与把握。这主要表现在对Democracy的认识上。1921年12月15日至17日，李大钊在中国大学作《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演讲。他说，Democracy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Democracy的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若将之译为“平民政治”，则只能表明政治，而不能表明政治以外的生活各方面。似不如译为“平民主义”，较妥帖些。但为免掉弄小它的范围，可以直译为“德谟克拉西”。因此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著述当中，他几乎从不使用“民主”的概念。李大钊又从词源上做出分析，论证“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时代意义。他指出，“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我们若欲实现德谟克拉西，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管理事物的技术”“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可以说，这是李大钊“演讲”最为精彩的部分，达到了“政理”的最高境界。

李大钊在“演讲”中尤为注重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展现了其特有的理性和严谨

上述特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得到的历练，立志于“深研政理”的他从特定的学术氛围中深刻感悟到学术的真谛和学理的精髓。留日期间，李大钊广泛地接触西方民主学说、法政理论和经济理论，也身临其境感受到日本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从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身上汲取思想养料。他还参加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担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民彝》杂志；组织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神州学会”，编辑《神州学丛》；发起建立“中国经济财政学会”，既关注学术演进，又注重“国民生计之争”。

留学期间的李大钊还有一执着的学术追求，即探求学理必须与社会实际相符合。他非常不满于时人“群取经于扶桑”，津津乐道“和化西学”，立志要到日本通过“深研政理”，从而真正厘清西学之本义，加以鉴取。就当时的“制宪”而言，李大钊认为，“制宪”必须精研法理，“自辟学域”。

我们了解李大钊的“演讲”，也不能离开北京大学的新学科发展平台，以及北大的教学改革。事实上，李大钊与北大同仁的首次接触就是通过“演讲”。1917年4月初，在神州学会分会组织的特别讲演大会上，李大钊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等北大同仁。自此，李大钊开始进入北京大学的学术圈，为日后的学术发展创造了条件。1920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的教学改革中，他试图移植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课程，实现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建构东方式的社会科学。初建中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带有明显的“早稻田风格”。

总之，我们可以在阅读中体会到李大钊的“演讲”特色。他在“演讲”中尤为注重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能牢牢把握这两条“自然线索”，展现了其特有的理性和严谨，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我相信，这部《李大钊演讲集》不仅会吸引更多的读者，也会成为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新领域。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守常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