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随着红军三大主力成功会师，上级指派了不少干部来加强二方面军，很多干部来自一方面军，目的是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此同时，全军开始进行大规模整训，二方面军的第二军团第四师被选为反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的试点部队。

上级将李井泉调任第四师政委，张宗逊担任副师长，姚喆担任参谋长，而师长卢冬生则没有变动。李井泉、张宗逊和姚喆到任后，立即召开了全师大会，并且没有提前通知师长卢冬生。贺彪回忆道，当时他和师长卢冬生一起走进了会场，坐在主席台下的凳子上，根本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卢冬生也搞不清楚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当李井泉、张宗逊和姚喆到了会场后，他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接着话题一转，开始讨论反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并且明确点名批评了卢冬生、黄新廷等人。卢冬生是二军团的老将，资历深厚，威望高，曾经护送贺老总回桑植，还被挽留在身边工作。最初他负责警卫工作，后来独立指挥了许多任务。虽然洪湖反右运动没有影响到他，但关键在于他的党组织关系不在二军团，而是在上海，这也意味着没有人可以直接对他进行批评。事实上，像贺炳炎、廖汉生、成钧、黄新廷、王尚荣等人，资历都比他浅。红二军团原本是红三军，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程，才逐渐发展了洪湖根据地，也因此将星凋零。廖汉生回忆，夏曦一度解散了红三军的党组织，导致政治工作制度被撤销，结果政治上陷入了盲目状态，军事上也遭遇了挫折。当与萧克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六军团派了政工干部来帮助加强二军团的政治工作。廖汉生早在1933年加入红军，1934年就成为了师政委，因为急需政治干部。

由于长期缺乏政治干部，二方面军的二军团在带兵方面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不够以理服人。卢冬生为人急躁，性格直爽且严厉。虽然他曾经批评过一些人，但这也很正常。然而，无论如何，还是需要讲究过程，不能带有军阀习气，因为他们一直提倡官兵平等。战争时期，政治教育尤其重要，而二军团因为长期缺少政治干部，即使得到了六军团的支援，政治工作也进展缓慢。廖汉生曾经回忆过，他一度产生自卑情绪，觉得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水平差，这源于早期政治制度的撤销。其他部队为何没有那么严重的军阀习气呢？因为四师被选为试点，卢冬生在二军团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四师作为前卫部队，其任务尤为艰巨。前卫部队要为后续部队开路，承担着巨大的战斗任务，这也说明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指挥员的能力。尤其是在长征过程中，二军团和六军团一同跋山涉水。当几位空降干部没有和卢冬生提前沟通时，他们对批判卢冬生的举动显然有些轻率。会后，卢冬生的性格直接导致了他毫不客气地在会场上表示，自己作为师长，不能带领部队继续前行，决定将指挥权交给他们，并决定前往红枣总部找贺老总请辞。于是，他不带一兵一卒，离开了会场。

几位空降干部当时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们多少有些傻眼。在他们的想法中，事情不该是这样发展的。师长被迫辞职后，贺老总与卢冬生进行了谈话，他告诉卢冬生：这不是针对你，而是针对我。然而，卢冬生依然坚持不回去，而是要求调离。抗战爆发后，部队进行改编，卢冬生被任命为旅长，但由于健康原因，他没有继续担任此职务，最终由张宗逊接替。1938年，卢冬生前往苏联治疗。到了1945年，在随苏联红军和抗联部队进驻东北后，他担任了松江军区司令，最终在制止苏军士兵违纪行为时不幸牺牲，实在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