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北魏时期第254、257、263窟中金刚力士所戴鸟形冠是以“仰月+鸟形”的样式出现，与同时期菩萨、天王、飞天图像中经常出现的“仰月+鸟头饰”“三面冠”或“三珠冠”样式十分相似②，但在“鸟头饰”上又不相同，第254、257、263窟的鸟形冠是以具象完整的鸟形出现，在组合上也有细微区别。在敦煌壁画中很难追溯这种特殊的鸟形冠的直接传承关系，所以有必要对其组合样式展开探讨。

②赵声良和魏文斌两位学者分别称为 “三面冠” 和 “三珠冠”，两种冠饰主要特征相同，本文不做特指的情况下统一称为 “三面冠”，需要具体指某个冠饰时则根据圆盘形饰物的数量称作 “单面冠” “双面冠” “三面冠”。

学界对莫高窟第254、257、263窟的关注多集中于其金刚力士的整体形象，对鸟形冠的介绍和来源分析多以“鹖冠”“固有渊源”一笔带过，未展开详细讨论，也未注意到鸟形冠当中特有的完整鸟形、仰月图像、圆盘形、三角形绶带和缎带等装饰细节。

因此，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如：鸟形冠的图像特征是什么？来自哪里？发展脉络是怎样？为什么会与佛教的金刚力士结合？有什么样的意涵？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敦煌石窟北朝时期的冠饰图像

敦煌石窟北朝时期壁画中的菩萨、天王、飞天等神祇通常冠饰相似，即刘永增称作“仰月+鸟头饰”的复合形式，表现为一只鸟从连接有仰月的圆盘形饰物中探出，口中衔有几串绶带状的宝珠。需要注意的是，刘永增将图像中的“鸟头饰”称为鸟，然而整理莫高窟中相关冠饰图像，除第254、257、263窟金刚力士所戴冠饰可以确定是全鸟形象，其余都是类似鸟首之物，并不能直接等同于鸟，冠饰中的“鸟头饰”称为“似鸟形”或“鸟头形”应该更为准确。与之相似的冠饰还有“三面冠”，“三面冠”由一个至三个圆盘形装饰物（珠子）组成，圆盘形装饰物（珠子）中伸出一个至三个鸟头形装饰物，冠带在头冠两侧打结，并连接向上飞扬的飘带。学界所讨论的冠饰虽称谓不同，但所指基本相同，具有共同的特征，多见于莫高窟北朝时期的石窟中。如第435窟南壁菩萨所戴头冠由一大一小两个圆盘形装饰物组成，有似鸟形之物从前方较大的圆盘形饰物之中探出，连接着三角形绶带，一大一小两圆盘形饰物上方各有仰月装饰。发带在头冠两端绑结，缎带在额头处一分为二，向上悠然飘扬（图1）。

图1 第435窟菩萨冠饰

第263窟南壁两侧的胁侍菩萨也有相似冠饰，不同的是一大一小两个圆盘形装饰物都有似鸟形物探出，连接着三角形绶带，绶带下的流苏呈珠坠状，缎带飘落下垂（图2）。

图2 第263窟菩萨冠饰

同类的冠饰在第254窟西壁的胁侍菩萨中也可看到，与第435窟不同的是，第254窟菩萨冠饰只有一个圆盘形饰物，其上方有仰月形装饰，圆盘形饰物呈侧倒状，中间有叶状纹样张开（图3）。该类冠饰在北朝所见颇多，隋唐时亦有出现，此不赘述。

图3 第254窟菩萨冠饰

需要注意的是，第257、263窟金刚力士所戴冠饰与“仰月+鸟头饰”复合形式和“三面冠”在组合上有细微区别，圆盘形饰物中间伸出的并非似鸟形之物，而是完整鸟形。特别是第254窟金刚力士所戴冠饰并无圆盘形饰物，只有一黑色全鸟，也不见三角形绶带。这种特殊的组合有什么特征？现结合具体图像展开讨论。

莫高窟第254、257、263窟鸟形冠图像特征

敦煌石窟北魏时期所见鸟形冠图像有3处，分别出现在莫高窟第254、257、263窟中。

莫高窟第254窟主室北壁绘有“难陀出家因缘图”，画面中间为说法图，在说法图主尊两侧分别有侍者护法，右侧为弟子，左侧为金刚力士。金刚力士头戴鸟形冠，后有头光，呈半跏趺坐状，身体侧转，面向主尊，左手施印，右手持金刚杵，表情自然，披巾搭肩顺臂而下。力士所戴冠饰保存较好，刻画清晰，呈现为一黑色全鸟，鸟身娇小，双翅展开，目光如炬，喙呈弯钩状，仰月装饰连接着鸟首，位于鸟首后方，发带在头冠两端打结，缎带一边上扬，一边飘落（图4）。

图4 第254窟金刚力士

第257窟所见鸟形冠位于主室南壁毗卢舍那佛左下金刚力士形象中。主尊大部分模糊，其左右各画一侍者，右侧侍者模糊不清，左侧为金刚力士。金刚力士头戴鸟形冠，后有头光，上身着铠甲，下着裙，跣足，双手持金刚杵，身体微侧，仰头面向主尊，立于莲花台上（图5）。鸟形冠图像部分脱落，但仍可清晰地看到一白鸟从圆盘形饰物中探出，喙呈弯钩状并衔有三角形绶带，趴卧于头冠之上，圆盘形饰物颜色脱落，但痕迹清晰，上有仰月装饰，冠带模糊已不可见。从孙机先生所著《中国古舆服论丛》绘制的线稿可知头冠两端绑着与第254窟相同的冠带，缎带上扬。

图5 第257窟金刚力士

第263窟所见鸟形冠图像位于洞窟北壁西侧“释迦说法图”主尊左侧的金刚力士形象中（图6），此图是将外层西夏壁画剥去后露出的北魏原作，人物所戴冠饰现已模糊，参考史苇湘先生临摹的图像可知，鸟形冠除无仰月形装饰外，全鸟形象与第257窟鸟形冠完全相同。仔细观察第263窟遗存图像，在鸟身探出的圆盘形饰物上方依稀可见类似仰月形的笔触，如李凇先生所言，第263窟与第257窟所见金刚力士除铠甲颜色不同，人物形态、服饰、所持物品几乎完全相同。由此推测第263窟的鸟形冠原本也有相同的仰月装饰，可能由于仰月形笔触所画位置与力士背后头光重叠，且画面遭到西夏、元重修时的覆盖和剥离，导致现存图像中的仰月装饰只可隐约见其笔触，难以辨认。

图6 北魏-263窟北壁-交脚释迦说法图之天王

第254、257、263窟均开凿于北魏时期，其中第254窟最早，第263窟开凿后经过西夏、元重修。仔细观察北魏时期的三处鸟形冠图像（图7），整体画面质朴，造型简约，全鸟体型娇小灵动且威猛，主要由完整的鸟形、圆盘形饰物、仰月装饰、三角形绶带、缎带等组成，组合上有细微差异。第254窟鸟形冠为黑色，呈展翅状，鸟身并没有圆盘形饰物环绕和三角形绶带装饰。第257、263窟鸟形冠则完全相同，鸟为白色，呈趴卧状。戴冠人物均为金刚力士，金刚力士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形象必然需要展现其法力无边和神通力量，如《大智度论》卷四十七就记录了金刚力士的法力和神通：“金刚三昧者，譬如金刚无物不陷。此三昧亦如是，于诸法无不通达，令诸三昧各得其用，如车渠、玛瑞、琉璃，惟金刚能穿。”所以，金刚力士所戴冠饰当是勇武和力量的象征。

图7 莫高窟第254、257、263窟鸟形冠

虽然三幅图像中的鸟形冠并非完全一致，但冠饰主体和组成元素基本相同，表达的意涵也相同。推测第254、257、263窟鸟形冠应源于同一母题，第257、263窟鸟形冠是在第254窟鸟形冠图像基础上增加三角形绶带、圆盘形饰物等元素之后形成的。

莫高窟第254、257、263窟所见鸟形冠探源

中国早期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画工根据佛经记录进行创作，二是参考已有的画稿加以改造。莫高窟第254、257、263窟头戴鸟形冠的人物是佛教护法金刚力士，佛经中极少出现对金刚力士头戴鸟形冠的描述。我们尝试从域外金刚力士源流中探寻，但不管是印度佛寺的执杖药叉，①还是犍陀罗地区的执金刚神，②都未发现头戴鸟形冠或类似冠饰的形象。可见画工并不是依照佛经或域外金刚力士的原型创作的第254、257、263窟中的鸟形冠，很可能是参考了已有冠饰或其他神祇形象并加以改造形成的。

① 印度佛教寺的执杖药叉被认为是金刚力士的来源之一，宫治昭、松浦正昭认为印度的执杖药叉所穿装束是模仿当时的贵人形象，但印度早期所见执杖药叉皆为缠头巾、佩戴华丽饰物的贵人形象，并未出现鸟形冠或者与鸟相关的元素。

② 宫治昭认为犍陀罗地区的执金刚神受到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酒神狄奥尼索斯、海神波赛东，印度的药叉，中亚的王侯像造型的影响；霍旭初认为金刚力士受到海神波赛东、智慧之神阿西娜、爱罗神和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响，可犍陀罗地区也未出现头戴鸟形冠的执金刚神。

域外冠饰的影响

早在安息王朝时期就有完整鸟形的头冠。在藏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安息萨那吐鲁克一世（Sanatuq I,2世纪中后期），以及出土于哈特拉的纳伽尔（Nergal）和阿斯塔提（Astarte）等神祇形象中都可见到头戴鸟形冠的案例（图8—图10）。安息王朝的鸟形冠反映了战神崇拜，其冠饰随着安息人大量东传，传播过程中与中原朱雀形象融合改造后逐渐汉化，装饰于毗沙门天王冠饰中。安息王朝的鸟形冠呈现为正面站立展翅的全鸟形象，与敦煌莫高窟所见鸟形冠颇为相似，但敦煌石窟所见冠饰不止有完整鸟形，还有仰月、圆环形饰物、三角形绶带等元素，是由多种文化元素组成，可见敦煌石窟的鸟形冠不止受到安息王朝鸟形冠的影响，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高僧传·安清传》记载：“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史记·大苑列传》亦记载：“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可见在汉代，我国就与波斯有所往来。敦煌石窟神祇所戴冠饰，很可能是由于波斯银币的流通，受到波斯王冠样式的影响。据《魏书·西域传·本纪》（卷五至卷九）记载，北魏时期我国与波斯之间遣使10多次。考古发掘也可验证这一史实，国内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萨珊银币达1900多枚。

由于制币地点、时间不同，我们看到的萨珊王冠并非完全一致，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日月鸟翼（形）冠”，分别由日月、鸟翼（形）、缎带等元素组成；二是“仰月+球体”的复合模式，分别由日月、雉堞、联珠、缎带等元素组成。巴赫拉姆二世时（Bahram II,276—293年在位）出现了“日月鸟翼冠”，鸟翼呈现单翼状，以侧面呈现，可以看到鸟的翅膀装饰于日月的一侧（图11），此种冠是王权和力量的象征。

图1 1 巴赫拉姆二世王冠

田边胜美认为“日月鸟翼冠”受到古希腊罗马神祇赫尔美斯的影响。与之有着紧密联系的是同样受到赫尔美斯影响的法罗神（Pharro），在贵霜帝国胡维什卡（Huviska,155—187年在位）的铜钱中可以看到法罗神头戴“Y”字形的鸟翼冠（图12），这意味着法罗神将王权赋予国王，鸟翼冠是王权的象征。贵霜银币中出现的俱毗罗、般阇迦和毗沙门天都戴着相同类型的鸟翼冠，具有守护职能。

图1 2 胡维什卡王冠

同类的鸟翼冠在河北定县出土的卑路斯时期银币中也有出现，冠饰以正面呈现，中央立有高耸的日月，日月两侧有鸟翼对称张开，尾端延伸向上，呈捧日月状（图13）。

图1 3 卑路斯时期王冠

可见鸟翼在冠上并非特例，而是萨珊王朝王冠中经常出现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藏萨珊王朝霍尔米兹德二世（Hormazd II,303—309年在位）银币上的王冠图像出现了完整的鸟形，冠饰以侧面呈现，正中有一鸟，似鹰。喙部衔有联珠，鸟翼向后延伸，全鸟趴卧在联珠冠带之上，缎带后扬。鸟身之上，立有高耸的日月，日月周边有圆形联珠纹（图14）。增加了完整鸟形的“日月鸟形冠”与“日月鸟翼冠”样式基本相似，应该是对巴赫拉姆二世时鸟翼冠的改造与发展。巴赫拉姆二世时在王冠上增加鸟翼装饰来凸显王权、力量与领袖魅力。[18]霍尔米兹德二世在位只有7年，其统治期间局势动荡不安，战败于罗马后的割地以及锡斯坦、贵霜的动乱使得霍尔米兹德二世无法驾驭贵族，故而其很可能像巴赫拉姆二世统治时一样，想借助神圣威猛的鸟（鹰）来凸显自己的王权与力量，所以，王冠上出现了完整的鸟形。

图1 4 霍尔米兹德二世王冠

根据林良一、桑山正进、刘永增、赵声良、魏文斌等学者的研究，莫高窟北魏时期头冠上的仰月装饰来源于西域或西亚。在我国出土的萨珊钱币中就发现了与敦煌石窟北魏时期神祇所戴头冠相似的仰月装饰。如，阿尔达希尔二世（Ardashir I,379—383年在位）、沙卜尔三世（Shapur I,383—388年在位）、伊斯提泽德二世（Yazdegerd Il,438—457年在位）、卑路斯时期（Peroz,459—484年在位）以及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531—579年在位）时期，王冠的前部或者顶部都有仰月作为装饰元素，王冠后方则飘有缎带（图15）。

可见仰月、缎带等装饰在萨珊王冠上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其中仰月装饰象征了天体日月星辰，反映了太阳崇拜或来自密特拉的光明崇拜，缎带则见证着萨珊历代帝王权力的交接。在佛经中，日、月也是经常出现的词语，代表了光明、智慧、圆满，有着庄严肃穆的作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由于萨珊王朝的头冠也有光明的意涵，于是同样象征光明的仰月装饰就被借用到了佛教神祇的头冠上。

图1 5 阿尔达希尔二世、沙卜尔三世、伊斯提泽德二世、卑路斯时期、库思老一世时期的王冠

综上可知，巴赫拉姆二世的冠饰为“球体和侧向单翼”的组合，霍尔米兹德二世的为“日月和鸟形”的组合，阿尔达希尔二世至库思老一世的冠饰是由日月、联珠、雉堞等元素组成。其中卑路斯时期，消失很久的鸟翼再次出现，以类似贵霜帝国“Y”字形双翼冠的样式展现。从王冠样式和元素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萨珊王朝的王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执政者的信仰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比较莫高窟早期神祇所戴冠饰与萨珊王冠，它们在鸟、仰月、缎带等元素方面都相似，特别是莫高窟第254、257、263窟中“仰月+鸟形”的组合与霍尔米兹德二世“日月+鸟形”的组合出奇地相似。

在冠饰意涵方面，萨珊王朝强调王权、武力和光明，莫高窟北魏时期神祇所戴冠饰同样是光明、圆满的象征。佩戴“仰月+鸟形”冠饰的金刚力士，作为佛教的护法神，本身就具有勇武和力量特征，并且北魏与波斯之间频繁的交往也表明了它们相互影响的可能性。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萨珊王朝对敦煌石窟神祇所戴冠饰，特别是为第254、257、263窟中“仰月+鸟形”组合提供了丰富素材，并对其发展和演变有重要影响。

西域冠饰的影响

在西域地区的佛教石窟中，可以看到与敦煌北魏时期相类的冠饰。其中以库木吐喇第21窟中发现的圆盘形冠饰最具代表性。第21窟为方形穹窿顶窟，于5—6世纪龟兹王国时期开凿。窟顶中间画有莲花，莲花四周的穹窿顶被分为十三个梯形，每个梯形内绘制有菩萨立像一尊（图16）。

图1 6 库木吐喇第21窟穹窿顶

从图像中可以看到13尊菩萨都戴有圆盘形装饰的头冠，圆盘形中间伸出衔着三角形绶带的似鸟形之物，除此之外还有联珠、缎带等装饰元素。有趣的是库木吐喇第21窟的穹窿顶不但同时刻画了“单面冠”（图17）、“双面冠”（图18）、“三面冠”（图19），其中一尊菩萨的冠饰中还可看到仰月形装饰的“双面冠”（图20），这种将多个元素集中在同一冠的情况在龟兹地区相对少见。

图1 7 库木吐喇第21窟“单面冠”

图1 8 库木吐喇第21窟“双面冠”

图1 9 库木吐喇第21窟“三面冠”

图2 0 库木吐喇第21窟仰月形“双面冠”

同样的“单面冠”还见于克孜尔石窟，冠饰可能借用了萨珊王朝或贵霜帝国的“鸟翼”。藏于柏林印度美术馆的克孜尔第77窟中的金刚力士（3世纪末—4世纪中期），头戴“单面双翼冠”，后有头光，左手持金刚杵，右手高举拂尘，体态丰盈，面容饱满，上身赤裸，下身着裙，呈半跏趺舒坐状（图21）。

图2 1 克孜尔第77窟中金刚力士

冠饰中间立有圆盘形饰物，周边有花瓣形装饰围绕，圆盘形饰物中有似鸟形物伸出连接着三角形绶带，圆盘形饰物两侧为双翼，双翼之下有联珠抹额，联珠上系有冠带，缎带飞扬（图22）。林玲爱认为西亚一带的鸟翼冠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在西域南道、北道分别形成了两种传播路径，最终在西域地区彼此互相混杂。

图2 2 克孜尔第77窟中金刚力士所戴冠饰

从克孜尔第77窟鸟翼冠中可以看到来自萨珊王朝巴赫拉姆二世的“日月鸟翼冠”和贵霜帝国“Y”字形鸟翼冠中的鸟翼、缎带、联珠等元素。其中鸟翼都呈现为“Y”字形的展开模式，联珠则依然保留在头冠底部，不同的是缎带并没有像萨珊王朝那样向后飘扬，而是出现在冠饰两侧，呈上下飘扬，显得更加生动。

从库木吐喇第21窟和克孜尔第77窟神祇所戴冠饰中可以看到圆盘形饰物中通常有似鸟形物伸出，并且连接着三角形绶带，绶带由联珠和璎珞组成。这种组合与敦煌北魏时期的冠饰相似，尤其与莫高窟第257、263窟中的表现十分接近。有学者发现，龟兹地区冠饰中的圆盘形装饰是受到印度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而形成的。在犍陀罗地区的佛像中经常可以看到用缠头的带子将头发束拢后置于头顶前方（图23），随着带子变宽大，头顶中央形成一个似圆盘的装饰，头发则从圆盘中伸出（图24）。

图2 3 犍陀罗造像

图2 4 马土腊菩萨

后来，缠头的带子逐渐演变成较硬的圆盘形装饰，圆盘由树叶状的纹样组成，圆盘周围形成一圈联珠，中央也不再有扎起的头发伸出，而是变成了由璎珞或联珠组成的三角形绶带（图25）。璎珞源于印度，由珍珠玉石串缀在一起，起到烘托佩戴者地位、凸显尊贵庄严的作用。正如佛经有云：“上妙宝衣、种种宝盖、真珠璎珞而以庄严。”

图2 5 马土腊菩萨

联珠纹和缎带是冠饰中所共有的元素。学界普遍认为联珠纹起源于波斯，在库木吐喇第21窟和克孜尔第77窟头冠上的圆盘形饰物周边和冠饰底部经常可以看到联珠纹形成的装饰物，类似的联珠纹在同时期的西亚、西域、敦煌、中原等地普遍出现，此不赘述。缎带在西域地区十分流行，《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至于阗国。王头着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魏书》卷一〇二《龟兹国传》亦有对缎带的记载：“龟兹国，在尉犁西北……其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由文献可知，于阗国王和龟兹国王的冠饰中有“绢带”“彩带”作为装饰，说明缎带在西域地区的冠饰上已广泛存在。缎带在东亚普遍出现是受到萨珊王冠的影响，从“头后垂二尺生绢”“垂之于后”的文献记录来看，西域国王的“绢带”与萨珊王朝向后飘扬的缎带的确十分相似。

可见，龟兹地区的“三面冠”是在波斯萨珊和古印度、犍陀罗等多种艺术的影响下，结合西域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圆盘形装饰物方面主要表现为数量的不同（一个至三个），组合方面则表现为“仰月”“似鸟形”“三角形绶带”“缎带”等细节和组合的不固定变化，同样的变化在敦煌早期石窟中也可大量看到，说明不管是在西域地区，还是敦煌石窟中，“三面冠”虽基本形成定式，但受不同文化和不同传播路径的影响，冠饰细微处的表现方式有所区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同一个洞窟中看到的“三面冠”不尽相同，而这种不同也为莫高窟第254、257、263窟中的鸟形冠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克孜尔第207窟中发现了头戴鸟形冠的金刚力士，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在著作中将该洞窟称为“洞窟17，画家洞”，可见洞窟壁画之精美。[26]遗憾的是，壁画内容已于1906年被格伦威德尔剥取盗掘，我们只能在其著作中看到该图像的线稿（图26—图27）。该图像为说法图，金刚力士右手高举拂尘，左手执金刚杵，坐落于“乔达摩佛”左侧，人物形象及装束与克孜尔第77窟中所见金刚力士基本一致，只是面部朝向相反，所戴冠有所区别，画面内容及绘画风格为犍陀罗画风，绘制年代约在258年至394年。①

① 关于克孜尔石窟的断代，学界持不同看法，1999 年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定第 207 窟为 258 年至 394 年，1990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洞窟遗存的木料进行碳 14 测定，结果显示为 540 年至 680 年，本文根据图像内容和绘画风格采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所定年代。

图2 6 克孜尔第207窟主室入洞口右侧壁中佛传故事

图2 7 克孜尔第207窟鸟形冠

金刚力士所戴冠饰十分特殊，为鸟形冠，在龟兹一带的石窟中并未发现同类冠饰，其与安息王朝的鸟形冠、萨珊王朝霍尔米兹德二世的“日月鸟形冠”都出现了完整鸟形。此冠与莫高窟第254、257、263窟中金刚力士所戴的鸟形冠十分相似，特别是与第254窟中的鸟形基本一致，都为双翅展开的造型，不同的是未见缎带飘扬。将克孜尔第77、207窟，莫高窟第254窟中出现的冠式放在人物形象乃至壁画整体中看，可发现三幅壁画出现的场景同为佛教石窟，壁画内容都是说法图，戴冠人物均为金刚力士，人物在动态、坐姿、天衣、裙子等方面也极为相似，头冠中都有鸟元素出现，其中克孜尔第77窟人物戴着与萨珊王朝、贵霜帝国相似的“Y”字形鸟翼冠，克孜尔第207窟与莫高窟第254窟则戴着完全一样的鸟形冠。

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莫高窟第254窟中的金刚力士参考了克孜尔石窟第77、207窟中的人物形象，其冠饰是在克孜尔石窟第207窟的基础上增加了仰月装饰改造而成的。正如有学者认为莫高窟第254窟的金刚力士是在克孜尔石窟的直接影响下制作完成的。

北方草原鸟形冠的影响

春秋时期就有了以鹖命名的鸟冠，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改革就是将鹖的尾羽作为装饰插在冠的两侧，作为武官的首服。曹植《鹖赋》载：“鹖之，为禽猛气，其斗，终无胜负，期必于死，遂赋之焉。”可见鹖是一种善斗的雉鸟，鹖冠即表现武将的勇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时期“鹰顶金冠饰”冠顶中央就是一只展翅傲立的雄鹰（图28）。

图2 8 鹰顶金冠饰

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北方草原地区活跃着诸多游牧部族，游牧民族向来能征善战，渴望获得猛禽般的力量与速度，于是，猛禽崇拜在草原上随着文化的交流而得到广泛传播。“鹰顶金冠饰”很可能就是“胡冠”的标本，是匈奴某一个部落王或武官的冠式，属于草原猛禽崇拜的表现。赵武灵王仿效的胡冠，可能就是将冠上的雄鹰（猛禽）改为鹖（勇猛的鸟）尾，是勇武和权力的象征。王国维在《胡服考》中亦提道：“胡服之冠，汉世谓之武弁，又谓之繁冠，古弁字读若盘，繁读亦如之……若插貂蝉及鹖尾，则确出胡俗也。”需要注意的是，鹖冠是汉地的首服，胡冠随着胡服改革进入中原地区，两者都具有勇武的意涵，后来鹖冠和胡冠融合为一体，在汉代乃至以后的官服制度中均被承袭。

在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诸多有关鹖冠或相类冠饰的记录，如《后汉书·舆服志》：“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縠单衣。虎贲将虎文绔，白虎文佩刀。虎贲武骑皆鹖冠，虎文单衣。”在考古图像中亦可看到戴着雉鸟或羽翎一类的“鹖冠”，如洛阳出土的西汉空心画像砖人物头冠上的“羽翎”、河南邓州市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人物头冠上的“雉尾”、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石刻中子路佩戴的象征勇武的“雄鸡冠”，它们都被称为鹖冠。

与“鹰顶金冠饰”相似的还有科左后旗毛力吐嘎查发现的鲜卑时期“鸟形冠顶饰”（图29）。其形象为凤鸟昂首挺胸，展翅翘尾，站立于圆弧形金片之上。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的比对，结合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推定毛力吐墓群为西晋末至十六国时期的鲜卑族慕容部的墓葬群。“鸟形冠顶饰”应是置于冠顶上的装饰，下沿有“花蔓状”的步摇围合固定，冠饰中的鸟形与大月氏金冠上的小鸟十分相似，为同一主题，其渊源应该是阿富汗大月氏的金冠，是随鲜卑族慕容部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而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而传入辽西地区的。进入辽西的鲜卑族慕容部经济上逐渐走向农耕，政治上采用中原汉族的律法，接受西晋的册封，丧葬习俗中明显可以看到汉魏晋墓葬的影响。可见鲜卑族慕容部在保留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同时与中原汉民族已经有了频繁的交往，其文化具有多元杂糅的特点。“鸟形冠顶饰”则很有可能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中原的冠饰相互影响。

图2 9 鸟形冠顶饰

通过上述例证可知，北方草原的鸟形冠与春秋晚期至汉晋时期的鹖冠有着密切的联系，头冠由“雉鸟”（鸟、鹰、雄鸡）或“羽翎”组成，戴冠人物的身份等级普遍较高，是勇武或王权的象征。人们要能征善战，具有勇猛的战斗力或较高的地位方可佩戴鸟形冠（鹖冠），反映了头冠所象征的勇武精神在当时社会已成为人们普遍的认知。金刚力士具有护法和保卫佛祖的职能，与同样勇武和具有守护功能的鸟形冠（鹖冠）意涵一致，于是这种造型相似、意涵相同的冠饰被借用到莫高窟第254、257、263窟鸟形冠中就顺理成章了，既符合金刚力士的身份属性，也容易被当时的信众接受。

结语

莫高窟第254、257、263窟均开凿于北魏时期，其中第254窟开凿时间最早，第257、263窟的冠饰是在第254窟鸟形冠图像基础上演变形成的，增加了三角形绶带、圆盘形饰物等元素，虽然第254窟与第257、263窟鸟形冠有细微区别，但推测它们的来源一致。

从源流上看，鸟形冠最早应起源于波斯。从安息王朝的鸟形冠、贵霜帝国的鸟翼冠和萨珊王朝的“日月鸟翼冠”可以看到鸟形冠母题的发展和演变。霍尔米兹德二世时在“日月鸟翼冠”的基础上增加了完整的鸟形，形成了“日月鸟形冠”，可能由于霍尔米兹德二世在位时间只有短短7年，“日月鸟形冠”并未形成较大范围的影响，所以在龟兹一带的石窟中仅发现克孜尔第207窟一例鸟形冠，而这一例鸟形冠极有可能对敦煌莫高窟第254窟中的鸟形冠产生了直接影响。大概在同一时期，西域的鸟翼冠也受到贵霜帝国和萨珊王冠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来自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三面冠”，才可见到克孜尔第77窟的鸟翼冠呈现多种文化元素杂糅的形式。

当然萨珊王朝的冠式并不是单纯通过上述王冠向东传播产生了影响，在阿尔达希尔二世至库思老一世近三百年的时间中，“仰月+球体”的组合模式也是萨珊王朝向东传播的一种重要样式，以库木吐喇第21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中发现的“三面冠”就是证据。三面冠与克孜尔第77窟中的鸟翼冠一样也是借用了来自印度、犍陀罗地区佛陀头冠的样式，原来的束发有可能就是在冠饰自身演化下以及萨珊王冠的鸟元素影响下逐渐转换成似鸟形的装饰物，在演变的过程中，仰月、三角形绶带、联珠、缎带等元素也在龟兹地区形成了独有的系统。

在西域地区基本形成定式的“三面冠”继续向东传播，在敦煌北朝时期的石窟中被广泛借鉴、应用，这种借鉴并不是简单按照粉本临摹，而是融入了北方草原鸟形冠和本土文化中鹖冠的概念和意涵，这种概念和意涵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对勇武精神的凝练，从而形成了代表勇武和力量的鸟形冠（鹖冠），并在莫高窟第254、257、263窟金刚力士的头冠中得以展现，这也是学界将第254、257、263窟中的鸟形冠称作鹖冠的缘由。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厘清莫高窟第254、257、263窟鸟形冠图像的源流问题。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来自西亚、西域地区的冠式随着人口、萨珊银币和佛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当古印度、犍陀罗地区“三面冠”所代表的光明、智慧、圆满，萨珊王冠所反映的王权思想、力量和北方草原头冠中的勇武精神在敦煌地区发生碰撞和交融，这种碰撞与交融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展现，金刚力士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具有摧毁诸物、毁灭一切烦恼、破坏一切敌人的力量，与萨珊的王冠、北方草原的鸟形冠（鹖冠）在意涵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西亚和西域地区的头冠中本身就有鸟形、鸟翼等元素，于是草原文化中代表勇武精神的鸟形冠（鹖冠）与来自西亚、西域地区的头冠融合为一体，最终形成了莫高窟第254、257、263窟中所特有的鸟形冠样式。

作者：曾发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光建，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