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朝的治国方式上，皇帝的策略有明显不同。明朝的治理方式，尤其在监察方面，手段极其严厉，甚至可以说是血腥且直接。除了三司法这一传统的司法机构，朱元璋还创立了锦衣卫，朱棣则设立了东厂，之后的皇帝又建立了西厂、内行厂等部门。甚至，锦衣卫还被细分为镇抚司和西司房等机构，监察范围非常广泛，手段十分严酷。

与明朝的做法不同，清朝的治国策略表面上看似以文字狱和正规司法手段为主，但其实背后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系统，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奏折制度。很多人误以为奏折制度由来已久，其实并不是。奏折并不是指历史上朝廷上朝时使用的簪笏，而是一种源自清朝的密折制度。简单来说，奏折就是由皇帝挑选一部分可信赖的人，定期向皇帝汇报局势。大多数人认为这一制度始于清顺治帝。

奏折制度最为完善的实施者是雍正帝。他不仅搭建了整个奏折制度的框架，还让自己足不出户就能监察全国的官员和民间动向，从而实现了少数民族或少数人群体对帝国的统治。封建王朝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政令无法传达到基层，帝王也难以真正了解百姓的情况。信息在层层上报和传递过程中往往发生扭曲和变化。

奏折制度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绕过层层审批，奏折的提交者能够直接将信息送到皇帝案前，不需要经过繁琐的中间环节。最初，顺治帝设立奏折制度时，只有少数高级官员能够真正将奏折交到皇帝手中，因为帝王的精力有限。顺治帝曾下令，向来科道及在京官满汉各官奏折，俱先送内院，今后悉照部例送宫陈奏。其外省送通政司题本及在京各官本章，仍照旧送通政使司转内院。

等到康熙帝时期，设立了南书房，皇帝得到了一个处理政务的核心团队，使得处理政务的效率大大提高。此时，可以上奏折的官员范围也扩展了。京城的官员包括各部院的官员、副都统、翰林院的授日讲官及以上的官员，都有资格提交奏折。地方上，按察使、总兵及以上的官员也可以上奏折，另外新疆北路的大臣、特派的地方官员也享有这个权利。

尽管如此，这个范围依然相对较小，主要是京城的高级官员和地方的大员。直到雍正帝时，南书房得到提升，军机处成立，像和珅等人担任军机大臣，皇帝的政务处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雍正帝本人的勤政爱国，也使得可以上奏折的官员数量急剧增加。

雍正帝特别重视监察系统，他要求每天有监察人员，如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向皇帝提交奏折。雍正通过这些奏折，不仅掌握了整个政府官员的情况，还能及时获悉朝廷中的各种变动。可以说，这些监察人员是HR中的HR，他们深知每个官员的背景和情况。

在这时，一位重要人物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认为应当迅速扩大上奏折的人员范围，覆盖到大清帝国的每个角落，而且奏折的内容不仅应包括贪污腐败、谋反等重大问题，还应当涵盖地方的风土人情、民生状况以及文人的思想动态等多方面内容。这一建议得到了雍正帝的采纳，从而使得奏折制度更加完善，加强了皇帝对国家的掌控。

这位提出建议的人就是金庸先生的祖先——查嗣庭。虽然他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以至于金庸先生在作品中常写反清复明的情节。查嗣庭因为提出了维民所止的问题，遭遇了文字狱的打压，而另一说法是他因与隆科多的关系而被牵连，最终家破人亡。

回到雍正帝，扩大奏折制度的范围后，新增了许多官员可以上奏折，其中包括藩臬两司的官员、知府、道员、副将、参将等地方官员。特别是像江南地区的织造（曹雪芹家族曾从事这一职务），他们的职责不仅是做些裁缝工作，还需要定期向雍正帝报告江南地区文人的思想动向。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加了许多知府级别的官员，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地方督抚联合反叛，同时也能确保政令能更好地传达到离百姓更近的地方——知府这一层级。

根据后人的统计，雍正帝一生批阅的奏折数量超过了数万件，可谓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为勤勉的一位。而他通过奏折制度，几乎可以在不离开皇宫的情况下，掌控整个大清帝国的运作与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