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七世纪，荷兰凭借金融创新、海外贸易与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业帝国”；十八世纪，英国继其后起而代之，以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奠定现代世界经济的雏形。十九世纪，工业化让大英帝国步入巅峰，其繁荣又催生了德意志的工业追赶与日本的明治变革。二十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崛起，取代欧洲，成为全球秩序的设计者与守护者。过去两百多年，“大国崛起”几乎是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每一次技术进步或制度革新，都孕育出新的力量中心；而旧秩序的衰退，也总伴随着新的扩张。崛起者以增长为名，守成者以秩序为盾，世界历史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循环中向前推进。

然而，在塔夫茨大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看来，这一时代或许正在接近尾声。新兴大国不再是势不可挡的力量，而是普遍陷入结构性困境：人口老化、技术追赶放缓、地缘与制度吸引力的衰退，让“赶超逻辑”失去了往日的动能，“大国崛起”的引擎正在熄火。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地缘政治正经历转型——从“大国崛起的竞争”走向“衰退大国的共管停滞”。美国不再以制度建构者的姿态维系自由秩序，而是转向赤裸裸的单边主义与交易式思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则在内生减速与体制收缩中，展现出扩张意志的衰退。多边机制日渐瘫痪，霸权逻辑退化为“保护费式”的安排，曾经熟悉的“秩序演进路径”似乎失去了方向。

这种趋势并不预示和平的来临。恰恰相反，虽然大国对抗的烈度下降，但国家崩溃、制度退化与地区动荡的风险却可能上升。当增长动力与制度引力同时消退，国家更容易退回到封闭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安全恐慌的逻辑中。全球政治或许正从“动态的危险”，转向一种“静态的不安”。

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

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

在1898年，当英国与其他列强一起瓜分曾经强盛的清帝国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 （Lord Salisbury）在伦敦的一场演讲中警告说，世界正在分裂为“活着的”和“垂死的”国家。

所谓 “活着的”国家，是工业时代的新兴大国——这些国家拥有不断增长的人口、变革性的技术以及前所未有的远程投送能力和火力的军队。那些 “垂死的”国家则是停滞的帝国，受腐败所困，依赖过时的体制，正滑向崩溃。索尔兹伯里担心，新兴者的崛起与衰落者的下滑相互碰撞，将把世界推向灾难性的冲突。

而如今， 这一轮大国权力更替的时代正在终结。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增长足够迅速，足以打破全球权力格局。 曾推动大国崛起的人口爆炸、工业突破和领土扩张，如今大多已走到尽头。

中国，作为最后一个主要的新兴国家，已到达顶峰，其经济放缓、人口缩减。日本、俄罗斯和欧洲早在十多年前就陷入停滞。印度虽然年轻人口众多，但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国家能力来将其转化为国家实力。美国自身也面临诸多问题——债务、增长乏力、政治失能——但相较于其他深陷衰退的竞争对手，依然领先一筹。

曾定义现代地缘政治的快速崛起已让位于硬化僵滞： 世界如今是一个由老迈的守成大国构成的封闭俱乐部，周边环绕着中等强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失败”的国家。

这一逆转带来了深远的后果。从长远看， 它或许能让世界摆脱“新兴大国”的毁灭性循环——那些为了领土、资源和地位而发起的追求往往以战争告终。然而在 短期内，停滞与人口冲击正在引发严重危险。脆弱国家在债务和年轻人口压力下摇摇欲坠。挣扎中的强国通过军事化和民族领土收复试图延缓衰退。经济不安全助长极端主义、侵蚀民主制度，而美国则正滑向暴力的单边主义。

新兴大国的时代正在结束，但它留下的 “余震期”未必更和平。

新兴的时代

尽管将中国比作崛起中的雅典、将美国比作受威胁的斯巴达如今很流行，但真正的 “新兴大国”其实是现代现象。它们只是在过去250年间，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

那时，煤炭、蒸汽和石油将人类社会从马尔萨斯陷阱中解放出来——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每一份新增的财富都会被更多张嘴消耗掉，从而使生活水平始终停留在维持生存的边缘。自此，财富、人口和军事力量第一次能够同步扩张——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抵消——使国家能够沿着稳定的上升轨迹积聚国力。

这种转变依托于三个力量： 一是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技术； 二是能壮大劳动力和军队规模的人口增长； 三是使快速征服成为可能的军事机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并不具备这些特征。

从公元1年到1820年，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几乎为0.017%，也就是每百年不到2%的增长。在贫穷为常态的背景下，权力格局的转变只能是零星爆发，通常依靠对稀缺资源的压榨。中国和印度的帝国通过农业盈余勉强维持，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靠征税贸易维生，西班牙和葡萄牙掠夺白银，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则通过王室联姻扩展领土。

军事突破——如蒙古人的骑兵战术，或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帝国的火药使用——一度改变了力量平衡，但竞争对手最终也会适应。即便是大英帝国那种备受推崇的财政——军事国家，也不过是从资源匮乏中挤出更多榨取罢了。

蒙古骑兵。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工业革命打破了资源匮乏的桎梏，使生产效率成为权力的基础，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让社会从中世纪跃升至现代。一个生于1830年的英国人，出生时所处的世界里还只有蜡烛、马车和木船；而等到他年老时，却已能乘坐铁路、发送电报，并在布满电灯、工厂制品和室内管道的街道上行走。仅在一个人的一生内，人均能源使用量就增长了五至十倍。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是因为它带来了生产力质的飞跃，使得人均产出长期持续增长，从而终结了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图源：华盛顿国立图书馆

这场剧变催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新兴大国。19世纪，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前工业时代的30倍，而且收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形成巨大的实力不对称。英国、美国和德意志诸邦从1800年时全球制造业占比不到10%，跃升至1900年超过50%，人均收入大约翻了三倍。

中国和印度的全球产出占比则从过半跌至不到10%；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帝国依然以农业为主，其工业被进口商品冲垮。到1900年，领先的工业国人均收入是中国或印度的八到十倍，是俄罗斯、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的几倍之多。

原本的大致均势，演变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分流”。

生产力的增长引发了人口爆炸。前工业社会几乎没有人口增长，人口在千年内也只能翻一番。而工业化打破了这一上限：在19世纪，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约为公元1年到1750年平均水平的十倍。机械化农业、卫生设施、电力、制冷技术以及新型药品，使得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在1770年至1950年之间提高了60%以上，从而使得 人口每一两代人就可以翻倍。德国、英国和美国率先引领这波增长，随后是日本和俄罗斯，而中国、印度、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则大幅落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只能动员几万人的军队，已经可以动员上百万人。

人口规模支撑了工业化的军事力量——这是新兴强国的第三个关键因素。前工业时代的战争虽残酷却有限。军队通常规模较小、季节性作战，并依靠就地取食生活，行军速度也仅限于马背或帆船的速度。在武器简陋、后勤薄弱的条件下，战争虽然频繁却往往难分胜负，甚至可能拖延数十年。工业化颠覆了这一格局。铁路、蒸汽船和电报使大规模动员成为可能，而步枪、机枪和重型火炮则大幅提升了杀伤力。

到20世纪初，工业帝国已经控制了全球五分之四的地区，世界地图变成了由少数新兴大国主导的拼图。经济、人口与军事的革命共同将所有地区拉入同一个竞技场。

从1850年到1913年，全球贸易总额增长了十倍，连此前长期与世隔绝的幕府日本和清朝中国也被迫卷入其中。国家第一次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工业化，或被征服。在这一激烈竞争中，最终形成了一小批由几条“例外之路”锤炼出来的大国。

其中一条路径是国家统一，即工业化最早的地区统一整个国家。普鲁士将德意志诸邦锤炼成统一的德国，萨摩藩与长州藩缔造出现代日本，皮埃蒙特王国领导了意大利统一，而美国的工业化北方则击败了原住民族、战胜了分裂的奴隶制南方，并向西扩张。 另一条路径是极权主义，前帝国通过专制手段推动极速工业化——如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代价是极其惨重的人民生命。 第三条路径则是成为附庸国。日本在美国庇护下得以重建，从1970年代起也向华盛顿靠拢。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图源：南乌拉尔国家历史博物馆

这些，便是 通往“新兴强国俱乐部”的几扇大门——而这些大门都建在工业时代那种极端的技术、人口和军事条件之上。

从顺风转为逆风

大门正在关闭——生产力正在放缓，人口正在萎缩，征服也变得更加困难。 虽然当今的技术无疑令人惊叹，但它们并没有像工业革命那样彻底改造人类的生活。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家庭所住的公寓——带有冰箱、燃气灶、电灯和电话——在今天看来依然十分熟悉。相比之下，一个19世纪70年代的家庭，仍然使用户外茅厕、井水和壁炉取暖做饭，看起来则如同史前遗址一般。

从1870年到1940年的跃迁堪称翻天覆地；而此后的技术进步，相形之下则微不足道。交通速度已经停滞：从莱特兄弟首飞（1903年）到人类登月（1969年）仅隔66年，而再过了半个世纪，汽车和飞机的运行速度仍停留在20世纪水平。 能源领域也展现出类似的惰性，尽管在可再生能源上投资已达数万亿美元，全球80%以上的能源供应仍来自化石燃料——这一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

随着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增长放缓甚至逆转，人类寿命也接近瓶颈。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科研人员数量增长了40倍，但科研产出却大致以同样的幅度下降，平均每13年减半。自20世纪80年以来，企业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翻了一番，但在发达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与初创企业数量却双双减少了一半。

甚至连被吹捧的数字革命，其实也只是昙花一现：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的短暂增长高峰后，其生产率增长又回落至历史低点。一些预测认为，人工智能将推动全球产出每年增长30%，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它每年只能贡献大约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人工智能擅长处理数字任务，但当今最严峻的劳动力瓶颈主要存在于物理和社会性领域。医院更需要护士而不是更快的影像处理；餐馆更需要厨师而不是点餐平板；律师不仅要解读简报，更要说服法官。现实场景中，机器人仍然笨拙难用，而且由于机器学习具有概率性，错误无法避免——因此很多环节仍需人类介入。

也正因如此，根据麦肯锡全球调研，约有80%的采用生成式AI的企业表示该技术对其利润“没有实质性影响”。 即使人工智能不断进步，真正推动生产力飞跃也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因为整个经济体系必须围绕这些新工具重新组织结构。这对当前挣扎中的经济体而言，几乎没有什么短期缓解作用。全球增长已从21世纪初的4%放缓至当下的约3%——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甚至只有不到1%。生产率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达到每年3%至4%，如今则已几乎降至零。

与此同时，全球债务也不断膨胀：15年前，全球债务总量相当于GDP的200%，如今已上升至250%，而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甚至超过了300%。人口趋势同样令人沮丧。如今，全球近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实际上都是正在“死亡”的国家，每年人口减少数十万——一些国家甚至减少数百万——而新兴市场距离这一趋势也已不远。仅有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维持高出生率，且这一趋势在当地也在下降。最新预测显示，全球人口将在21世纪50年代开始萎缩。这一趋势对国家实力的影响不言自明。

随着劳动人口收缩、退休人口激增，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计将在未来25年内至少下降15%；而对某些国家来说，这一打击将会是数倍之多。想要弥补这一损失，需要每年实现2%至5%的生产率增长——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狂飙突进式增速——或者延长工作时间，但在创新放缓和大规模退休潮的背景下，这两种方式都不现实。 人口下滑还意味着“凤凰涅槃”式的复苏不再可能。

在工业时代，即便经历战争的严重破坏，国家仍能迅速反弹：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苏联与日本、“百年屈辱”后的中国都在一代人之内变得更大更强。可在如今人口萎缩的背景下，一旦失去国力，就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复苏都无法指望的情况下，征服似乎成了通向大国崛起的最后路径。可这条道路也越来越难走。工业技术（铁路、电报、电气化）的传播促进了国家建设与去殖民化，自1900年以来，全球的国家数量已翻了四倍。

图源：新华社

此后，全球超过160起外国占领行动都陷入了叛乱困境——因为便宜的步枪、迫击炮和火箭推进榴弹让村庄都成了致命火力区。核武器也将征服的代价提升到了生存存亡的层级，而精确制导弹药与无人机如今甚至让胡塞武装这样的乌合之众也能摧毁战舰与坦克。与此同时，征服的“战利品”也在缩水：土地和矿产曾使帝国富裕，但 如今发达经济体近90%的企业资产都是无形资产——软件、专利与品牌——这些是无法被掠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大国来说，这条上升通道尤其陡峭。

来自富裕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着资本与技术，而全球生产体系已高度模块化，后发国家只能被分配到低附加值的环节——要么代工，要么出口原材料——根本没有机会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外国援助的规模不断缩减，出口市场正在收缩，保护主义日益盛行， 正在将昔日“出口导向型发展”的上升梯子一层层抽走。历史的更替节奏已经大幅放缓。除个别例外之外，自1980年以来，富裕且强大的国家仍是原来的那几个，而大多数贫穷国家依旧没有摆脱贫穷。从1850年到1949年，曾有五个新兴大国冲上国际舞台，而过去75年里，只有中国实现了这种飞跃。而中国可能也将是最后一个。

留意差距

作为世界的主导强权， 美国是衡量其他国家“上升”或“衰落”的参照标尺——而在21世纪初， 这一标尺本身的表现也极其糟糕。2001年，美国遭遇本土史上最致命的袭击。此后十年，它打了两场本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排名前三的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包括数千名美国人），耗资达8万亿美元，却未能取得胜利。2008年，美国又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崩溃。

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开始迎头赶上。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的GDP（以美元计）——即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力最直接的指标——从美国的12%上升到了41%。俄罗斯的占比翻了四倍；巴西和印度也都至少翻了一番；欧洲主要经济体也实现了实质性的增长。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这些变化预示着一次史诗般的权力转移——正如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所称，这是“其余国家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rest），将开启一个所谓的“后美国世界” （post-American world）。

但潮水很快逆转了。进入21世纪10年代，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相对表现都开始倒退。巴西和日本的GDP占美国的比重几乎减半。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相对经济份额各自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德国和英国则减少了大约四分之一。只有中国和印度还在继续追赶。而到了21世纪20年代，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如今， 印度是唯一一个仍能跟上美国步伐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到2024年间，中国的GDP从美国的70%降至64%；日本则从22%暴跌至14%。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经济份额继续下滑；俄罗斯在短暂的战时增长后也开始熄火。整个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总和，也已从十年前占美国GDP的约90%，降至2023年的70%左右。 “其余国家的崛起”不仅已放缓，而是正在逆转。而且，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21世纪初看似“新兴强国”的崛起其实一直具有误导性，因为GDP是一个粗略的强国衡量指标。 更重要的是一国经济的基本面：生产率、创新力、消费市场、能源、金融能力和财政健康状况——而在这些方面，大多数挑战者都已露出疲态。

过去十年，只有印度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取得增长，该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将劳动力、资本和其他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日本陷入停滞，其他国家则明显倒退——即投入越来越多，产出增长却越来越少。在先进产业领域，差距则更为悬殊：美国企业占据了全球高科技行业利润的一半以上；而中国仅占约6%。美国的优势还远不止于此。它的消费市场如今已大于中国与欧元区之和。

它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但却是贸易依赖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出口额只占GDP的11%——其中三分之一还流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相比之下，中国为20%，全球平均水平为30%。在能源领域，美国已从净进口国跃升为全球最大产油国，能源价格也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而美元继续主导全球外汇储备、银行体系和国际结算市场。当然，美国的公共与私人债务总额非常庞大——2024年约为GDP的250%，而且由于国会在7月通过的延长减税政策，这一比例很可能继续上升。

但即便如此， 美国的债务水平仍低于许多同类国家：日本超过380%，法国为320%，而中国若计入地方政府与企业隐性债务，也已超过300%。此外，从2015年到2025年，美国的债务占GDP比重略有下降，而中国上升了近60个百分点，日本和巴西增加了25个百分点以上，法国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人口结构的恶化将进一步拖累美国的对手。

美国债务利息支付金额将在今后10年激增至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间为4万亿美元。这将大幅挤占关键经济领域的公共与私人支出。图源：路透社

未来25年，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约800万人（增长3.7%），而中国将减少大约2.4亿人（下降24.5%）——这个数字超过整个欧盟的劳动人口总量。日本将减少约1800万名劳动者（下降25.5%），俄罗斯减少超过1100万（12.2%），意大利约1000万（27.5%），巴西也将减少1000万（7.1%），德国则超过800万（15.6%）。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剧这一痛苦。在同一时期，美国将增加约2400万退休人口（增长37.8%），而中国将增加超过1.78亿名老人（增长84.5%）。日本已是“高龄社会”，但仍将新增250万名退休者（增长6.7%），德国新增380万（增长19%），意大利430万（增长29%），俄罗斯680万（增长27%），巴西更是增加2450万，增长高达100%。

两个世纪以来，新兴大国一直由年轻人口推动；而如今， 主要经济体正在一边失去劳动人口，一边积累退休人口——这是一记双重打击，是历史上任何挑战者都未曾面对过的局面。除了美国，唯一尚能部分免疫人口崩塌的国家是印度。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规模预计将持续增长直至21世纪40年代，这也提升了其成为下一个“新兴强国”的希望。

然而，印度却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技能人才缺口。截至2020年，几乎四分之一的劳动年龄人口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而在上过学的人中，五分之四不具备基本的数学和科学能力。总体而言，近90%的年轻人无法满足基本的读写和算术标准。“人才流失” （brain drain）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人才净输出国。一项追踪2010年印度理工学院 （IIT）入学考试的研究发现，在八年内，排名前1000名的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已移居海外，其中前100名中超过60%选择出国。

印度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弱点。其劳动力和工业仍受严重限制：超过80%的工人就业于无法征税的非正规部门，且自2015年以来，几乎一半的工业子行业呈现收缩态势。基础设施与贸易网络也较为落后：印度最繁忙的港口的吞吐量仅为中国港口的七分之一，且该国与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四分之一贸易必须经过外国港口中转，这为每个集装箱增加了大约三天的运输时间和约200美元的成本。此外，被外界称颂的“服务业”也很局限。其增长主要集中于少数信息技术公司，而这些公司并不能吸纳庞大的劳动力，导致印度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中约有40%处于失业状态。

因此，印度仍将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市场庞大，军力在地区内也属强大，海外侨民也颇具影响力——但 它缺乏真正迈向“全球强权”所需的基本支撑。

中国的豪赌

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有可能逆势而上，那就是中国。它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商品，造船、电动车、电池、稀土、太阳能面板和药品原料的产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深圳、合肥等工业中心可以在数天内将设计样机推向大规模量产，这得益于全球最大规模的电网系统和庞大的机器人劳动力队伍。北京大手笔资助科研，直接指导企业，囤积战略资源，并以“快速、低成本部署”为核心推进AI战略。规模赋予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它可以用倾销打垮竞争者（如当年在太阳能领域），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战略物资——从无人机到舰船、从稀土到原材料。

从资产端来看，中国的确显得势不可挡。 但在负债端，中国的地位就要脆弱得多。它的增长模式建立在危险赌注之上：第一，认为总产出比净回报更重要；第二，幻想几个“明星产业”可以代替广泛的经济活力；

这些赌博确实带来了惊人的产出，但代价也在不断累积——而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负债最终往往才是决定性的。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拥有更强“净资源”的国家——即在养活本国人民、维持经济运转和保障本土安全之后还能剩下的资源——能在70%的重大争端中、80%的战争中、以及所有的大国对抗中取得胜利。

19世纪的中国与俄国在纸面上看似庞大，拥有欧亚大陆最大的经济体，但它们那积重难返的帝国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体量更小、效率更高的对手打败：德国、日本和英国。

20世纪的苏联也将大量资源投入战略产业，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几乎是美国的两倍，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的人数也近乎美国的两倍，同时源源不断地产出钢铁、机床、核技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它建设了巨型水坝和铁路，并在太空竞赛中一度领先。然而，这些成就只是在一片停滞之海上的“卓越孤岛”。苏联最终的解体，并非因为没有宏大的工程项目，而是因为更广泛的经济体系已腐烂不堪。

中国的投资驱动型模式依赖于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换取越来越少的回报：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本是美国的两到三倍，所需劳动力更是美国的四倍。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增长，北京向系统中注入了巨额信贷，自2008年以来新增银行资产超过30万亿美元。到2024年，中国银行体系已膨胀至59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三倍，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但这些债务中相当一部分其实沉没在空置公寓、亏损工厂和坏账之中——看似是“资产”，实际上是可能永远无法偿还的欠条。

另一个结构性负担是人力资本。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仅有三分之一完成了高中教育——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是比例最低的。相比之下，当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末达到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时，大约70%的劳动者拥有高中学历，这一基础帮助他们从组装线过渡到先进产业，并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

“十五五”时期，国家继续把重心放在制造业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上，而非单纯依赖消费刺激。图源：路透社

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困境。如果将中国的老年人口单独列为一个国家，它将是全球第四大、增长最快的“国家”——目前接近3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5亿。届时，每两名劳动者将需要赡养一位退休老人，而2000年这一比例是十比一。然而，中国每万人口仅有29名护士，而日本为115人，韩国为70人。同时，正在萎缩的劳动力规模也在压缩政府财政收入基础：税收收入已从2014年占GDP的18.5%，降至2022年的不到14%——这甚至不到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北京希望通过补贴战略性产业来提振经济。但这些产业规模过小，无法弥补房地产衰退带来的损失——2023年，电动车、电池与可再生能源三者加总，仅占GDP的3.5%。而且，政府补贴引发了产能过剩、价格战，以及类似房地产泡沫时“鬼城”一样的“僵尸”产业园。中国车企的产量是国内市场需求的两倍，新能源汽车（EVs）产量更是其三倍。2023年，中国太阳能企业新增1000吉瓦的产能——是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五倍——导致产品价格跌破成本线。

尽管过去十年中政府投入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补贴，中国仍严重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提供的约400种关键商品与技术中。以半导体芯片为例，它已超过原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品类，而本土生产能力仅能满足不到五分之一的需求。在最尖端领域，中国几乎完全依赖外国供应商。在和平时期，这种主导地位意味着市场话语权；而在危机时期，它就成为一种武器——如果中美贸易中断，中国将损失14%至21%的GDP，而美国的损失仅为4%至7%。

风暴将至

新兴大国的时代正在终结，而它留下的余波已经在引发冲突。

第一个威胁在于：一些陷入停滞的国家正在加速军事化，以夺回“失去的领土”并维持其大国地位。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上押注，如果得不到遏制，它接下来可能会将目标瞄准更富裕的邻国，比如波罗的海国家或波兰。对这些曾经崛起、如今面临停滞的大国而言，征服可能看上去是一条“捷径”——可以攫取资源与尊重，吞并人均收入可能是本国两倍之多的领土人口，并让领导人塑造“帝国缔造者”的形象，而不是坐等衰落。恐惧也加剧了这一冲动：西方的繁荣可能吸引边疆脱离、也可能在国内激起不满。普京在心中挥之不去的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的创伤。为巩固政权，他在煽动反美情绪和民族复仇主义——而且效果显著：俄罗斯人愿意为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付出巨大代价，包括生命，以换取现金补贴与“爱国光环”。

与此同时，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等国的军费开支相较美国及其盟友增长了五倍，这呼应了历史上多起危机局势：比如20世纪30年代陷入困境的德国与日本，或1970–80年代的苏联，也都将大量资源投入军备，寄希望于在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换取国际影响力之后，转而通过武力夺取主导地位。虽然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让小国获得了更多防御工具，但它们也可能令普京错误判断，以为快速胜利是可能的。

第二个威胁则是，债务缠身、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陷入国家失败状态。

19世纪时，工业化将人口增长转化为经济红利——通过将农民转移到工厂中完成结构性转型。但这条路径现在已被堵死。制造业如今已高度同质化、自动化，并由现有强国主导，后发国家只能被困在价值链的低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造业就业占比仍仅为11.5%，与三十年前几乎无异。

印度在2014年启动的“印度制造”运动原本承诺要带动制造业腾飞，但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长期停滞在17%左右，在就业中的占比甚至还在下降。在中东，石油租金虽然支撑起了城市现代化，但却未能带动广泛的工业化转型。许多贫困国家享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寿命延长，却未经历任何对应的经济革命，结果导致人口增长反而变成了负担。

联合国估计，目前有33亿人口生活在政府偿债成本高于健康或教育投资的国家中。自2015年以来，非洲和中东许多地区的人均GDP停滞，储蓄与投资大幅下滑，青年失业率在一些国家已超过60%。这些压力正在激发社会动荡：约有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处于冲突状态，而自2015年以来，萨赫勒地区的圣战暴力急剧上升，包括博科圣地 （Boko Haram）、基地组织 （al-Qaeda）和“伊斯兰国” （ISIS）等组织的分支已在十多个国家活跃。大量民众逃离战乱，迁徙潮激增。截至2024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记录的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已超过1.2亿人。

国家失败的螺旋式上升可能会放大第三个威胁：民主国家内部的反自由主义浪潮正在兴起。叙利亚战争期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引发民族主义政党在各国迅速崛起；而在美国，拜登政府任期内南部边境移民人数创纪录，也促使了类似转向。公众对政府信任崩塌——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20世纪60年代的近80%骤降至今天的约20%。

与此同时，自动化和收入不平等正摧毁中产阶级、加剧身份政治分裂。威权国家也在乘虚而入：俄罗斯为极端运动提供资金和扩音器，还向西方民主国家大量投放虚假信息。历史上，自由民主制度是在增长、机遇与社会凝聚力的环境中兴盛的。如今，在一个陷入停滞、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数字操控的时代，它是否还能继续维系，前景并不明朗。随着自由民主在国内腐蚀，自由国际主义也在国外瓦解。

在一个没有新兴大国的世界里，美国正变成一个超级流氓大国（rogue superpower），对自身以外几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在冷战时期，美国的领导力一部分源于道义，三部分源于私利：保护盟友、转让技术和开放本国市场，是遏制崛起对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盟友们之所以公开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因为红军就驻扎在他们的门口，而共产主义拥有数亿追随者。但当苏联解体后，对美国领导力的需求也随之崩塌。如今，没有了“红色威胁”需要对抗，只剩一个模糊不清的自由秩序需要捍卫， “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一称谓连美国人自己听来都显得空洞无力。

结果是， 美国的战略正在剥离价值观与历史记忆，将注意力收缩到金钱和本土防卫上。盟友们正在切身体会到什么叫赤裸裸的单边主义：安全承诺沦为保护费收取机制，贸易协定则以关税手段强制执行。这种赤裸力量的逻辑，正是曾推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如今其后果已经显现。

多边机制陷入瘫痪，军控机制正在瓦解，经济民族主义强势抬头。即将到来的世界并不是一场多极大国协奏，而更像是20世纪最糟糕局面的重演：动荡国家加速军备化，脆弱国家走向崩溃，民主国家从内部腐烂，而那个本应保障秩序的大国，则退缩回狭隘的自利本位中。

一线希望

然而，如果当今的危险局势能够被妥善管控，“新兴大国消失”最终或许会带来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几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崛起与衰落总是引发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而如果没有新的挑战者崛起，世界或许终于可以逃离这一最具毁灭性的循环：霸权对抗。

正如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所指出，在过去250年间，有10次新兴大国挑战主导大国的案例，其中7次以战争收场。虽然对于他的案例选择可以展开辩论，但基本模式已非常清晰：新兴大国大约每一代人就会引发一次灾难性的战争。一个没有新兴大国的世界并不会终结冲突，但可能会消除那种撼动整个体系的战争幽灵。暴力仍将存在—— 停滞与国家崩溃甚至可能令局部冲突更加频繁——但这些冲突不太可能再具有霸权竞争那种全球范围、意识形态狂热、跨代持续性以及世界末日般的毁灭性。

人口萎缩与经济放缓可能削弱国家发动大陆征服的野心与能力——也削弱那些一度崛起却跌落的国家卷土重来的机会。一个活力不足的世界，也许将促使自由主义与威权-寡头体制之间的较量变得更加务实，而不再像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那样试图彻底改造人类社会。这些极端意识形态本是工业化剧变的产物。历史不会终结，但它最灾难性的篇章也许可以画上句号。这种克制，可能还会受到政治学者马克·哈斯 （Mark Haas）所说的“老龄和平” （geriatric peace）效应的强化。 老龄化社会将面临激增的社会福利开支、不断萎缩的兵源人口，以及更厌战、风险规避的选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各主要大国的中位年龄大约在25岁上下。

而今天，除美国略低于40岁外，其他所有大国的中位年龄均已超过40岁；在十年之内，这些国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公民都将是老年人。一个世纪以前，年轻的社会冲进了世界大战；而在21世纪，“灰色强国”（gray powers）或许将因疲惫与审慎而不再贸然出击。如果没有新兴大国的世界在地缘政治上更加平静，那么经济前景也可能比预期更加光明。即便没有另一场工业革命，新技术依然在持续改善人类的日常生活，而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生产率增长放缓与人口老龄化或许会压低GDP的增速，但它们不必成为阻碍生活水平“静悄悄革命”的障碍——在这种革命中，即使人口在减少，社会仍能在知识上更加富有、在身体上更加健康。另一种乐观的来源来自于当今的人口结构不对称。发达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本，却缺乏劳动力；而大多数发展中世界——尤其是非洲——则正好相反。从原则上说，这种结构为一种新的劳动分工奠定了基础：老龄化社会提供储蓄与技术，年轻社会提供劳动力，从而形成一种可以维持全球增长的共生关系，即使个别国家本身增长放缓。

汇款流动、技能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跨境投资，正是这种新型关系的早期迹象；而数字平台正在简化协调过程。然而，这一切都不是自动发生的。当前的贸易与移民政治正在走向内向，如何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吸纳大规模移民，仍是一项艰巨挑战。如果不能加以妥善管理——包括规则化的移民通道、安全的边境管理、劳动者保障机制，以及新的远程协作模式——本可成为增长协定的机会可能会反转为民粹主义反弹。这一机遇是真实存在的，但障碍同样也是。预测未来是危险的事业。人口结构可以量化，但技术与政治常常出人意料，今天的“确定性”在一代人，甚至几年后看来可能会显得幼稚可笑。

唯一可以有把握地说的是：在过去两百五十年里，全球政治的主旋律是大国的迅速崛起；而促成这种崛起的力量，如今正在退去。这并不意味着稳定一定到来，但却标志着一个深刻的转变：熟悉的“崛起与衰落之争”正走向终结，另一个故事——轮廓尚不清晰——正缓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