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一个理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意图激发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从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日本认为清朝当时没有中国意识，因此在与清朝签订条约时，故意拒绝让清朝使用中国一词。对此，我认为，清朝的汉族百姓和大臣，显然是有中国意识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清朝的皇帝和满洲贵族是否也有中国意识？这就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在清朝入关之前，中国的概念主要是指地域和民族，而并非国家的概念。就地域来说，明朝时期的中国主要指的是长城以内的地区。比如，明朝的记载中提到黄河流入中国的甘肃地区，甚至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也写道：余初考纪籍，见大河自积石入中国。从这些记载来看，明朝人认为青藏高原并不属于中国的地理范围。

从民族角度来看，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被称为中国人，其中主要指的是华夏或汉族。对于生活在内地的少数民族，明朝并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将他们视为蛮夷。中国人特指的是汉族。比如，朱元璋推翻元朝时，他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这意味着要将蒙古人赶出中国，恢复华夏的统治。然而，明朝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汉族国家，境内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因此，明朝的地图上常常会出现大明或华夷字样，而从未使用中国这个词。这时，中国更多指的是汉地和汉族，尚未形成国家概念。

例如，郑氏在退守台湾时也力求独立，与中国抗衡。在与清朝谈判时，郑氏公开宣称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而康熙则宣称台湾乃中国之领土。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清两代对中国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在清朝入关之前，后金统治者将汉人称为尼堪（nikan），例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就提到，后金将明朝称为尼堪国。后金的文书常常将女真、蒙古、汉并列，这三大民族共同生活在后金的统治下。

在后金的后期，皇太极和多尔衮等人开始逐渐接触到明朝的中国地域概念，开始用中国来指代明朝的土地。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后，颁布了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的诏书，绥中国意指安定中国，表明了清朝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对象，但当时的中国依然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并未形成完整的国家认同。

1656年，清朝与漠西卫拉特蒙古发生边界纠纷，顺治皇帝曾下令称：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清朝已开始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将卫拉特蒙古视为与自己分隔的另一方。随着清朝版图的不断扩展，中国的内涵也开始变化。1689年，康熙帝派遣大臣与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最终签订《尼布楚条约》，在条约的满文文本中，清朝使用了dulimbaigurun这一词，其中gurun意为国家，dulimbai则是中间的意思，这就是中文的中国。

康熙皇帝自称是中国皇帝，并在与俄罗斯国人交流时称：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胶滞，从古未通中国。他认为中国安宁才能避免外患。康熙还派遣使者出使土尔扈特部时，使用了我们中国这一说法。康熙非常重视地理知识和地图，他派遣人员进行全国地图测绘，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精细的全图——《皇舆全览图》。通过这些举措，康熙帝逐步确认了整个清朝的版图都属于中国，而不再仅限于明朝时期的汉地。

在康熙的领导下，清朝进一步确认了其统治范围，并将东北、蒙古、西域等地区纳入中国的范畴。在雍正时期，清朝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一词的涵义，认为中国应包括所有的汉地和满洲等地。雍正曾写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表明，雍正已经认为整个清朝的版图都属于中国，无法再简单地划分为华夏和蛮夷。

乾隆时期，清朝对中国一词的使用更加频繁，并且明确将其作为国家的代名词。乾隆时期也开始在帝国四方立碑，以纪念清朝的武功，这些碑文通常使用满文、汉文、蒙文、藏文等多种文字，并且明确使用中国来称呼其国土。 综上所述，清朝皇帝从最初的地理概念到最终的国家概念，不仅对中国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扩展，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中国的认同。随着清朝的版图扩展，青藏高原、东北、蒙古、西域等曾被明朝视为非中国的区域，最终都被纳入了中国的范围，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地域和民族概念向国家概念的过渡。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这一国名的继承，也正是在清朝时期对中国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