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密匝的清代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本篇主人公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因维新事业捐躯赴难，至晚到初中课本，就该有他的名字。从这个角度讲，他早已脱离历史缝隙，成为所处时代的焦点人物。然而现实中的刘光第过得艰辛而沉默，他少年贫寒，一度挣扎在温饱线上。虽早早中了进士，但补缺无门，十几年京官生涯，拮据得令人叹为观止。他内心激荡，渴望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乃至经邦济世，致君尧舜。可他性格内向，照现在的话说，大约是有较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日常工作虽极尽勤勉，却很难融入主流，施展拳脚。是戊戌维新改变了他的处境，让在时代缝隙中默默挣扎三十九年的刘光第一跃而出，从不起眼的部院小臣，成为参预新政的四军机之一。可这泥沼中的跃出，不过昙花一现，仅过去半个月，他便慷慨燕市，以烈士形象终结一生。依照生命周期的时间分布，或是作为末世改革者的现实处境，他似乎仍可以被列入“历史缝隙里的人”。当然，这里有笔者许多牵强的私意，愿借此文，向这位近代史上最质朴、最坚韧、最真诚的殉难者，遥致敬意。

刘光第

寒士从来意气真

刘光第字裴村，咸丰九年（1859）出生在四川盆地南沿、沱江下游的富顺县，时隶叙州府，今归自贡市管辖。明清之际，四川人口损失严重，后来的居民，大多徙自远方。刘氏是福建汀州的客家人，清初，光第的太高祖刘志昭举家入蜀，在富顺的卢家嘴、观音滩、赵化镇等地先后落脚。和许多“填四川”家族一样，入蜀之初，刘氏一门生息繁衍，占有大量土地，一度呈现“六房同居，人繁，浣晒衣服日尝十数竿，舟人过者，呼其地为晾衣湾”的壮观局面。然而随着土地的分析兼并，到清代中后期，家族中的弱势房支渐次失地绝产，生计维艰。譬如刘光第的祖父联桂，就穷到饥寒交迫的地步。他靠给人担水换钱，用萝卜叶蘸青椒泥饱腹，寒冬腊月破衣败絮，因为每每靠在邻居家的铁炉边烤火，以致面目黧黑，连亲朋好友也不能辨识。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光第的伯父与父亲早早辍学，负贩行贾，并渐次取得小富家资。然而哪怕在商业氛围较浓厚的川南地区，这一选择也不被传统家庭视为荣耀。说到底，兄弟二人念兹在兹的，还是“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伯父宗汇赤手成业，才气阔达，是富顺乡间的传奇人物，却常常把酒向天，自喟无所作为。因为光第幼年聪明，伯父就对他格外偏爱，常为之购买书籍，又以本家十七世祖、永乐年间佥都御史刘隆的事迹相期许，希望他励志向学，思为世用。父亲宗准得子较晚，舐犊尤甚，却极力督责光第学业，每曰：“人生何必多财，但得有勤读书儿，则乃是活宝矣。”更有甚者，连伯父的嗣子、堂兄光赞也在不遗余力地望弟成龙。这是个磊落奇伟，才兼文武的少年，可惜过早弃学从商，既不能金门玉堂，作为文章，又无法跃骏马，驶楼船，杀贼沙场江海间。他二十六岁就一病不起，临死前泣血呼号，把未竟志业寄托在堂弟身上：“吾无似，不幸失学早，未能光大门业。今此责当在弟，弟其无忘兄言。若弟学复不成，告弟知之：兄死，兄不瞑目！”

自贡井盐生产场景

光第十四岁时，父亲病故，原本小康的生活急转直下。一家子孤儿寡母，每天以豆花为食，两三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年幼弟妹的拾柴捡屑，用以抵偿厨炭开销。后来母亲患病，有亲戚建议光第习贾养家，聊解燃眉之急。而母亲坚拒之，即便咬牙卖屋，也非叫此子读书登第不可。

光第通籍后，为祖父母、父母、伯父、堂兄都写有家传、行述。从他的记述看，这一众至亲虽然读书不多，却笃信忠孝节义，其用情也挚，赴义也勇，对子弟的教育一本于伦理纲常。譬如其母闲时，喜欢听他讲解《女诫》《列女传》诸书，凡有那些刚烈捐躯故事，便感同身受，听得泪水涔涔而下。某日，妻子张云仙抱着幼女与婆婆一同听讲，等说到动人处，婆母先为激发，媳妇随之感泣，婆媳同放悲声，引得小孙女也嚎啕不止。到最后，连讲书的刘光第也哽咽不能自已，一家人涕泗交流，浑是为古人忘情之态。他写堂兄身居偏鄙而志向开远：“盖青山岭雄奇突兀，横高障山，合气于沱江，林石险峻，云物怪变，兄生产其下，得其地气然欤？”川南的深峡峻岭，能够限制人的眼界与知识，却不会阻挡一颗激昂蓬勃的赤子之心。比起生长繁华的同侪，入世后的刘光第，在见多识广、人情世故上或有不足，但论胸臆奔涌，信念执着，又确乎深得地气钟毓，而别有一番荡气回肠。

光绪六年（1880），二十二岁的刘光第县试夺魁，随以秀才身份负笈成都，在锦江书院肄业。锦江书院创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是清代四川地位最高、资格最老、经费最充足、官方色彩最为浓郁的顶尖书院，所称“蜀士三万，院额百名”，其生源之优越可想而知。或许是四川偏处一隅，又文化断裂的缘故，在汉学风行的清中后期，锦江书院仍以宋学为宗旨，较少涉及金石、考据等时髦学问。推绍程朱，而不顶礼乾嘉，这对川籍士人融入主流学术十分不利，却甚便于天资颖悟，但财力不足的寒门子弟。经史章句之学的基础在于博览群籍，对身无长物而侈言买书的刘光第来说，讲究“主敬存诚”“作人以方”，自然是境界更高，且花钱更少的求学最优选。

不过，就在他游学成都期间，蜀中学风也来到历史转向的窗口期。同光之际，张之洞就任四川学政。这位意气风发的探花郎，正在领袖文宗、主盟坛坫的大路上高歌猛进。莅蜀后，他得到总督支持，在锦江书院的毗邻处创建尊经书院，重金延揽海内名家，以通经学古督课门生。尊经的后发优势，很快对蜀学旧风形成冲击，一时间英才汇聚，在与锦江的竞争中青出于蓝。但刘光第对此不以为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成都人强半聪颖，省垣首风气，大过穷乡僻邑；浮华者亦往往习虚骄，其病乃为他邑所无。锦江承故事，尊经高材生明敏好学者不乏，惰弛者不足责，因而骄蹇倾轧者，是自弃贼材。惟心知向学，不求乎实用，拘文牵义，摘句而寻章，按格而就局，唾拾乾嘉以来余习，侈然方谓所据乃千秋之业。噫！学仅如是已哉！

张之洞

人当少年，追新猎奇，在学问上，难免惑于名实而失其所守。至于乡下人进城，更是目不暇接，很少有人能发自内心的，抵制大都会流光溢彩的生活方式。而刘光第是个异类。他的观察与悟性很强，能将繁华背后的虚骄一眼洞穿，学派之间的倾轧一语点明。他的定力更甚，对时下的好尚，学问的潮流，竟全然不为所动，哪怕用“执见”二字，将其理解为弱势者自我保护的心理屏障，对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而言，也是极不多见而令人称奇的。

当聪明人拥有坚韧的品质，在科举考试这样评价接近标准化的场域里，刘光第的成绩是显著的。他在锦江的学业十分顺遂，两年中举，会试连捷，二十五岁即成进士，继而分发刑部，授六品主事。

光绪年间的六部仕途已极壅塞，以刑部而言，司官总数接近500人，是额定120缺的4倍还多。京师米贵，居大不易，各衙门当中，刑部工作尤属繁重，且少有灰色收入，其堂官每以“命定说”告诫属员：“人生境遇，劳逸优绌皆有定命。既落在西曹当差，即属劳碌艰苦之命，乃妄希逸、欲腴润，是违天也。”于是乎，那些挂着“学习”“候补”“额外”名目的官员，因为得缺派差遥遥无期，其本人多不在京中守候，转以清贫难当，出都谋资斧去了。惟刘光第一腔热血，于此中利害全无计较。他甫经登第，就写下自励文章，以为“古来圣贤豪杰大学问、大事业，何一不从忍耐中出。今人一不称意，便发躁舍去，焉有成熟之时乎”？很像是做好了“命定”的准备，想在本职工作上发光发热。

选官后，他只在京城做短期停留，随于当年八月请假归省，或拟探母后即行返回，实打实开启京官生涯。但家中情形断绝了他的选择余地，次年三月，久病缠绵的太夫人王氏撒手人寰，自忖求禄之情切，养亲之意疏的刘光第锥心刺胸，追悔莫及，虽神飞海内，志在四方，到底规规矩矩，在乡间守制三年。

秋官判狱重如山

光绪十四年（1888）春天，已届而立的刘光第拜辞先冢，二度出川。到京后连房子尚未租定，就赶到刑部销假，大有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态。他是学习行走的额外主事，无需吏部铨定司分，只消本部堂官酌情一指，就派到广西司帮办公事。对初来乍到、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司中老辈一见即喜，不但马上发派任务，且告以本司人数太少，狠劝他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

白纸一张的刘光第心实情热，全未沾染观风望气，瞻顾因循的官场积习，再得一众老宦辞色优容，便更加卖起力来：“自派帮稿后，复派查外省咨题稿件以及科钞，更兼现审，故到署甚勤，每月必到廿八、廿九天之谱……第谓作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清字是作官本等，不待言。”他既这般上进，在京的同乡们谁不说顺情好话，直夸他“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可以想见，一个经验匮乏又无人指点的农家子，初入仕途，总是自然而然的，将勤勉忙碌的职场角色，与上司青睐、前程似锦看作一事，继而愈自砥砺，直至心灰意冷。

相对而言，刑部推崇技术精英与专家文化，清中后期尤其形成以“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资源分配机制。部内重要差遣的获得以官员是否精通律例、审断、办稿为首要标准，其中法律素养最高的秋审处官员往往能直接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仕途路径较为明晰。这一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激励机制，为吃苦耐劳的孤寒之士提供了难得的上升通道。他们日治案牍夜读律，等熬到派办秋审，平反大案，京察一等，就有了上结主知，继而“出为监司，回翔封圻，入掌邦宪”的各广阔前程。在刘光第以前，这样成功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时间最近，情形最相似的，就是甲午以后接连入枢的刚毅、赵舒翘。

光第天资过人，坚韧强毅，几乎是赵舒翘在部的翻版。所以入仕之初，确乎得到上下赏识。他也曾致信乡人，对此津津乐道：

自七月半后，第俱步行到署，不辞劳苦，差可信者。司中印稿尝向堂官称第勤慎，且能问案。即同乡京官相熟者，亦俱以远到相推，且许第持论甚正，作人甚苦，必能有成。即外省同事诸公，皆以少年老成相目。尤可考验者，每有重犯到司，谳审之余，听讯画供，无不倾情吐露，一似感第之情真而意厚者。

刑部问案的技巧性很强，除熟悉律例外，还要察言观色，洞达人情。对初到衙门的原告、被告，审官要温言劝导，让他们自行陈述，不能骤然威吓，使胆小者畏惧而不敢言，强梗者激于意气，肆行诬蔑。对待狡猾刁钻的惯犯，则要使用灵活圆熟的审讯策略。可先进行试探性提问，发现对方虚词敷衍，便能窥出他遮掩真相的主观意图。随即用语点之，看他做何答复。再乘其不备，犀利质问，令其惶恐惊惧露出马脚。紧接着，即就逻辑漏洞咄咄逼之，缕析驳之，使其自乱阵脚，一举就范。如果犯人执意狡辩，或是咆哮公堂，审官可加以申斥，或施以掌嘴之刑，但不能负一时气与犯人对骂。一旦骂将起来，“非但有伤体统，万一回詈，杀之而不可辨之，而已受到其辱，岂非自取哉？”

刘光第自贫寒中来，对基层社会见识较多，其人又极好学，肯于用心，派办现审不久，就留下“主意多”的名声，且系出自犯人之口：

署中吏役皆私称第颇能精炼政事。而去年一奉案后，第被一狡犯所称，以致司中浪得虚名。今年每有一犯手之案，掌印主稿多以相诿，承审颇勤……狡犯盗墓，曾屡犯多年，承招之际，私告役谓：“司中诸老爷我都不怕，只刘老爷一人，他的主意多，案情难躲，不由我不承招。”此我闻之掌印云云。

初试锋芒即有所得，激起刘光第满腔热忱，而浑然忘却乡试座师乌拉布曾授以加官进爵的终南捷径：刑部清苦，非是久居之地，三年奏留之后，要尽快考取军机处、总理事务衙门兼差，以便近水楼台，早日补缺升转。可他凡事既投入，又刻苦，所办之案无论情节大小，“皆深以诚意相待，不敢有一毫客气，颇与他人有些小别”。听审时久坐劳心，以致手指麻木，需服补药才能支撑。那些备考兼差的巧宗，必得觅得闲暇，背地练习，像他如此狠干，自然不能眼观六路，另攀高枝。

等案子办得稍多，又不可避免遇上人情请托的麻烦。按照制度安排，当时的京城治安，由步军统领衙门与都察院协同负责，所办案件如系笞杖轻罪，可听两衙门自行了结，徒罪以上，移交刑部办理。既然职能交错，自然沟通频繁，而步军衙门长官多系重臣兼领，刑部碍于势力，难免虚与委蛇。刘光第对此极不以为然，曾痛斥该衙门“政事废弛，货贿公行”，尤其鄙夷那位“十分圆泛，巧于钻营，全是从台鉴夤缘得了协办”的九门提督福锟。他述有一桩大事化小的命案：

即如八月间，部司里分得一案，系福中堂斋中老妈之子将人致死，老妈却为原告（即在步军统领衙门告的），言死者系抢他儿子银两，他报厅上将死者看押病故，而九门提督又命仵作出结，言实系病死。我们以案情可疑，即饬步军校传尸亲不到，并传原告亦不到，情愈可疑。乃传厅上官人来责打，彼言原告母子均避在福中堂斋中。我们乃言：尔可持票同看街兵直向福中堂斋指传，回明定要将人交出，况系原告，何必怕耶？

乃不二日，刑部堂官嵩（名申，从前四川崇将军之子，新升刑部尚书）特到署中告左堂薛（名允升，左侍郎），求转告我们司中，此案原告可以不传了，案便不办就是了。司中掌印唯唯受命。兄乃力争于印、稿之前，言案关人命，何得含糊了结？我们即不调人另验，亦当传原告到案，细究情形。况尸亲日后有人出头，且恐为别人说话，后来堂官、司官均有处分。堂官必定加恩留任，司官何所抵耶？于是持稿不办，又去面回薛左堂（系他当家）。左堂亦知就里，但攒眉咂嘴，摇头数回，总劝我们是与他办稿算了。我们言，如果日后云云。左堂言，且待日后有人举发再说。此明明福中堂神通广大，巧于弥缝，保定日后无事。然而此一条人命遂白送矣。

呜呼！即此一事以观方今天下，内外政事俱是如此，真足令英雄短气，豪杰灰心，不知后来何以措手也。

害死人的老妈之子受步军衙门包庇，乃至恶人先告状，使苦主鸣冤无门。刘光第接案后，本欲提人听审，平反重情，却遭到权势阻挠，不了了之。起初插手此案的，是满尚书嵩申，按照晚清刑部“例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但画黑稿”的传统，新官上任的嵩申对部务本无置喙余地，但他和福锟同为满洲进士，在六部辗转经年，较他人更为熟络。嵩申自知言轻，并不亲自去找经办司官，而是转请左侍郎薛允升，向该司关说。薛允升在刑部当家日久，是一言九鼎的律学泰斗，但与嵩、福二人同朝为官，也不能不有所迁就。刘光第又将希望寄托在本司负责人——满掌印、汉主稿身上，恳请他们据理抗辩，持稿不办。然而人命关天，上可关天人感应、国祚兴衰，下可关一家一户、良知良能，唯于官场交道、人情往来，不过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而已。最终，掌印、主稿无可如何，到底一条人命，白送了事。

刘光第人极聪明，却实心直性，对这些触目皆是的稗政坏举，看得真，想不透，难免耿耿在抱，忧形于色。他为人又很谨慎，讲究臣不密则失身的箴言，凡事对人闭口，不肯轻吐一字。于是那一腔孤愤，只好深埋心底，原本内向的性格，也愈发孤僻起来。京城衙门最讲一团和气，行止雍容，其年轻资浅者，尤需面上带笑，奔走殷勤，若总是苦着情、丧着脸，满腔心事，则未免招人议论，或说倨傲，或说执拗，或说心高眼大，或说偏狭矫情。长此以往，自然离群索处，渐渐不入俗眼。光第遇难后，友人胡思敬为之作传，径称他“恂慎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

《刘光第集》

等是长安愁米贵

除了忧怀恫戚，不欲趋时外，刘光第“恂慎寡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囊中羞涩，无力应酬。他生长僻远，家庭贫困，中进士后，虽在地方官绅帮助下，为母亲、弟妹改善了境遇，但比起拖家带口做京官，乡居生活的用度，又实在不值一提。他丁忧进京一路的盘费，就要一百七八十两银子，在京置办家当，向座师馈赠土产，又要数十两之多，再到携眷租房过日子，虽精打细算，尽力节省，每年也非六百两花销不可。

至于收入，刘光第是没有实缺的主事，年俸微薄，只有五十多两银子。清代低级京官还有一款重要进项，是为后进同乡联名作保，收取“印结费”。可这项收入很不稳定，以刘光第的资历，每年至多不过一百三四十两，少则数十两，甚或全数落空，也不算罕见。譬如光绪十五年（1889），他便记道：“六、七两月印结无几，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几至断菜。”照道理，像刘光第这样蟾宫折桂的年轻进士，往往还能受邀“点主”，即出席达官贵人及其亲属的葬礼，为死者神牌上的“主”字，添加至关重要的一“点”，祷其早升极乐、福荫子孙。可兵、刑二部的煞气重，其中刑官杀人尤多，外人看来，极易损伤阴德，坠入轮回报应。所以“点主”的好处，自然与之无缘，到手的银钱，也较同侪少一大宗。

如此一来，刘光第与妻儿的生活，就不得不倚仗桑梓为之供应。首先，是家乡的学田补贴。在清代，各府州县为培植文教，往往公设学田，佃人耕种，再将所得收成兑换银两，本地支持士子进京进省，赶考做官。即如刘光第老家四川富顺，就为本籍京官提供每人每年二百两的学田分成。

其次，是来自本宗族叔刘举臣（号安怀）的资助，金额同样是每年二百两白银。川南是井盐之乡，邑中多有巨贾，举臣即其一也。因为这层关系，刘光第与其人及儿子刘庆堂沟通密切。他关心自贡井盐的生产、销售、政策导向，留意四川各地水旱灾害、税费征缴与官员任免，除了为刘氏父子提供以上情报，他还将自己的公务进展、收入支出，特别是生活细节、情绪波动手书以告。些信件被辑为《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共五十四函，其内容丰富，细节充盈，既是刘光第个人心态发展的真实写照，也为学者研究晚清政治与社会提供了生动材料。

再次，是家乡父母官，循吏陈锡鬯的帮衬。陈氏是光第的伯乐，他三任富顺知县，曾经力排众议，将其置于案首，取中秀才。此后更一路关照，待其为官，仍每年助银百两，从无中断。

既然靠吃“百家饭”维持生计，刘光第在京城的日子，就过得极为拮据，无论车费菜钱，都一笔一笔分斤掰两，且要向刘氏父子详细报告，感激而谦卑地听其监督。他的妻子张云仙随同进京，数年内多次生育，牵儿带女，家务烦冗可想而知。可为了节约开支，全家仅雇有一个婢女，两主仆轮流背着孩子，无论烧火做饭，一概同室操作。因为生育过多、操劳过度，云仙的容貌气质受到严重损害，才刚四十上下，就“如老妪，帐被贫窶，乃不似一官人”。父母受穷，孩子们也跟着吃苦，成日里敝衣破裤，叫官场中人看来，简直像个乞丐之子。

刘家的房子租在宣武门外绳匠胡同（今菜市口大街），据说地气颇旺，赁居在此的京官，常有外放主考、学政的机会。但选得风水，就要迁就质量，那处房子太老旧，赶上大雨连绵，即有坍塌之虞。从住处到刑部衙门，路程有十二里远，照今天北京的通勤标准看，实在不值一提。但其时道路破烂，牲畜遍地，臭气熏蒸，灰土呛人，一行下来，万万不是个宜人的所在。刘光第到署最勤，却舍不得每天七八吊车钱。挨不住同乡苦口相劝，他才在酷暑、暴雨时雇车前往，待到农历七月半一过，则改为步行，虽百般辛苦，仍甘之如饴。为了节约开支，他们夫妻俩还在房前屋后锄地种菜，不知此等农家习气，在冠盖如云的邻里间，又是怎样的格格不入。

即便俭省如此，对刘光第而言，六百两银子的年收入，也只能满足家庭基本开支，碰到稍高一点的消费项目，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再去求人。即如买书，本是高级士人必备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手段，赶到刘光第头上，就显得格外奢侈。他是做官的人，史书非读不可。可家里的《廿四史》只有七八种，古今政书也只有十来种。想要买些大部头的，就要托人从武昌的官书局代购——那里书价便宜，比京城要贱一半还多。既从远处买来，数量就不能太少，可一笔的开销又拿不出，只好致信刘庆堂，挪借一百两银子，再从次年补贴扣除。颠来倒去，究不过从嘴里抠出来罢了。

衣食锱铢必较，买书大费周章，更遑论无底洞般的人情往来。京城风气奢华，较成都更胜百倍。那些仕路上行走的人物，且不说世家贵胄、翰苑名流，就算部院僚属，也是观剧宴饮，无日无之。今天的研究者随手翻阅晚清日记，一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刘光第初到富贵乡，也未尝不心向往之。譬如看戏一节，他就“每暇辄思往观，不可自禁”。可名利场中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些娱乐活动耗资甚大，参与者或凑份子，或轮流请客，彼此花费都在伯仲之间。刘光第囊中羞涩，稍知深浅后，即晓得交际不起。至于解脱办法，又无外乎对己对人，向内向外。

对己，他以书生本色自励，又以邪乐狭游，趣味非真聊以自解。对人，则寡言正色，摆出难以亲近模样，“在稠人中，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众皆木石视之，又其下仇雠视之矣”。且他们夫妇志趣相当，妻子的内向又更胜一筹。当时京官群体盛行夫人社交，一众人“呼朋结会，张华镫、敷绮席，博戏以饮”，甚或“香车绣幰，奔走权门，结欢要人妻妾”。惟刘夫人居京十年，从不出门拜客，连比邻而居的同乡，也并无往来通问。

然而身在官场，无论怎样狷介自持，那些应景的花销，也总是逃脱不掉。譬如年节的师门馈赠、堂司应酬，又有同乡亲友进京投奔，或是托买东西。至于婚丧嫁娶，更是动辄重金。光绪十八年（1892），刘光第的乡试座师、工部侍郎乌拉布去世。因他家境窘迫，不得已由众门生凑钱相帮。彼时，光第一气出资五十两，以致财匮力绌，其他用项无可通融。

刑部的工作原本专门，在多数职业官僚眼中，他们恃法律知识以自重，本身就有刚愎、刻薄、视他人如隔教的群体评价。加上刘光第气质寒酸，深居简出，在殷勤圆融的晚清官场，其形象恐怕是模糊而近于负面的。就连远在四川的刘氏父子也致信提醒，说富顺同乡十之八九与之不睦。不过，虽然外表冷僻，以不做红人自居，但刘光第绝不是个宦情恬淡之人。他那一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始终是热切的，躁动中带着忧惧。他做着技术官僚，却格外关心政治；虽极言慎密，却忍不住在与亲友的书信中针砭时弊，常看得人心惊胆战。

死留碧血欲支天

甲午战争前三四年，随着时局日坏，刘光第的情绪也日臻愤懑，言辞间大有思变之意，甚至借川省盐捐，批评颐和园工程。等到中日构兵，旅顺失守，他便朝夕痛切，急拟条陈四款，照例请本部堂官代为奏上。条陈的后三款无甚新见，唯“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一条，话锋直指太后干政。他先定下“自古政出多门，鲜有成事”的基调，写到最后干脆进言：“况太后现已六旬，正当颐养天和，宁神谧志，皇上亦何忍以军务倥偬之急，更烦懿虑焦劳乎？应请皇上圣裁独断，即当重要事件，亦宜自运宸衷，无复重劳圣听。”刑部堂官见此狂语，无不失色推诿，不肯代为转奏。再询及相熟御史，亦不敢公然发此骇世危言。刘光第言不能进，志不能达，再顾不得什么慎之密之。在给刘庆堂的信中，他直绰绰表达自己含血喷天，决眦切齿的极愤之情。事实上，这份条陈虽然上奏未果，但四处播扬，引起京师、各省“喧然传说”。他的名声或借此而起，但祸种也未尝不由此而植。

到《马关条约》签署既定，国土沦丧，金瓯残缺，连一向进取有为的刘光第也不免灰心丧气，写道：“兄每对人言，数年以来，穷也穷不死人。惟去年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是要气坏人，愁坏人也！”他头一次萌生去意，当年秋天，便以回福建故里祭祖为辞，出都南下，由浙而粤，而广西、湖南、湖北，纵览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但此行的最关键处，却在他曾停驻武昌，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痛谈时事。

前文提到，张之洞曾于同光之际莅任四川学政，创立尊经书院。故其显达后，凡蜀中士人、尊经弟子，无不以香帅门生标高声价。刘光第虽在其离川后始得进学，且师出锦江，但凭着故地情结，在汉期间，也成功与张氏攀上交情。回京次年，赶上张之洞六十寿诞，他又代表川籍京官撰写寿屏，内中“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之意，很得张氏欢心。复经其核心幕僚、绵竹人杨锐为之转述，令光第大受鼓舞。他在京多年，除了同僚、同乡，一二座师，书信中几乎从未提到与哪家权势有何交往。难得如此机缘，他那颗将灰的心，又倏尔活络起来，一边继续哀叹朝局之坏，日甚一日，一边与杨锐密切联系，夤缘求进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一时舆论大哗，当轴诸公束手无策，坐待瓜分而已。至于六部微员，如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则多积郁满腔，不吐不快。据茅海建教授研究，那份由大学士徐桐出头，请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枢以襄危局的著名奏折，就是由杨、刘二人出头运动，并代为草拟的。徐桐是光第会试座师，此时正不满翁同龢势力坐大，欲推出张氏以为牵制。而事先未得确情的张之洞，不愿插手朝廷龙争虎斗，所以几次三番借故推脱，直至清廷中枢换班完成，百日维新拉开序幕。虽然事体不成，但可以看到，时至于此，一向冷眼热肠，声名不出表众的刘光第，已开始主动出击，试图接近权力中心，参与国家大事。惜乎经验匮乏，斡旋能力尤其不足。

除倚张自重外，游历闽粤，见识了不少新派思想的刘光第，回京后又在团结乡党，推动地方自强方面下起功夫。这一契机出自光绪二十三年的川南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川东洪水。巨大的自然灾害持续一年有余，蜀中各地石出滩涌，民不聊生，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许多地方已经出现全家饿死，乃至人吃人的惨状。即便如此，由《马关条约》摊派到四川民间的战争赔款，并未争取到因灾蠲免政策，“军机处所拟上谕，又复巧为光润之词，漠然不着痛痒”。刘光第是平民出身，与民间疾苦最能感同身受。且他在京生计，多由家乡供养，值此危难，不能不一振其臂。彼时，川籍京官一体联名，向朝廷请赈，不但奏留地丁正税以为救济，再由各省开放赈捐，并发内帑、部款加以补充。又自行捐款，将各种津贴、印结、馆捐费用筹集起来，电送回乡。再与顺天府商量，委托京中“义赈”机构，组织官商绅士慷慨解囊。更发动“川人之服官各省者”，有钱出钱，庶几少饿死些人为是。在给井盐巨贾刘庆堂的信里，刘光第也不忘出言劝捐：“弟何妨禀明堂上两老人，大发仁心，倡集巨款，为救命之事。”

倡捐一事，大大提高了川籍京官的凝聚力，更让“恂慎寡交”的刘光第渐次积累威望。随着变法呼声日益高涨，他与杨锐等人也发起筹办蜀学会，募集经费，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外教师，讲授时务之学。到戊戌年初，又加入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从形式上成为维新派一员。不过就性格作风而言，直到变法前，刘光第的社会交往仍极有限，他与康有为“未尝通达拜，但于保国会识一面”，与梁启超“未稔，故不能详记行谊”，与谭嗣同“尚未识面”……显然，那些串联乡党，大张其势的工作，多由杨锐出头张罗，刘光第厕足其间，或起到出谋划策，身体力行作用。

杨锐赠刘光第对联

从政治底色看，刘光第的维新主张仍以办报办学、富国强兵为主，并没有走到兴民权、建议院，立宪开国会的政体变革一路。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也更近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人际交往看，他与“康党”无甚相干，如果强为之说，或可与杨锐并作一伙。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他痛恨太后秉政，皇权旁落，除《甲午条陈》外，即变法前后，也多次议论帝后关系，企盼着“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因为刘光第以沉毅稳健，不阿不党著称，研究者常将他视为维新派的“压舱石”。事实上，其人疾视西后，由来已久，诗句中多用“女祸”等意象，在这一问题上的激烈程度，亦不下于康、谭等人。

变法伊始，刘光第经湖南巡抚陈宝箴保举，奉旨召见。他说自己的奏对“颇详直”，不定就流露出君权独断的一贯见解，让光绪帝大生知己之感。随后，他被超擢为四品京卿，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同时充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自光绪九年（1883）进士及第起，他候补刑部主事，沉滞十五年之久，值此而一举升腾，连自己也如梦如幻，称为“异遇”。

刘光第入值军机，是农历七月二十，到八月初六即逢政变，不数日而罹难身死。八月初一日，他给弟弟光筑写下家信，称此时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四军机骤然大用，遭人嫉妒诟病，目前势同水火，将来恐成党锢之祸。书信的措辞虽有忧虑，却是家常口气，压根读不出绝笔的味道。除了略述新政与党争，在信中，他还关心沱江水灾、祖茔安全与家乡收成。责怪弟弟脾气执拗，通信稀疏，想叫他来京学医，做个有用之人。他又习惯性提到自己的经济压力——既然成了内廷红人，要到颐和园当值，那么买马匹、置貂褂，添仆人，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开支。可他不肯拿军机处的灰色收入，也不要外省炭敬，所以过日子的烦难，比作冷曹官更甚一筹。

家人接信不知何许，但以富顺距京的遥远，书信送到之日，刘光第，这位年仅三十九岁，励节如冰而气骨森严的川中之杰，大抵已经喋血闹市，魂归不朽。与谭嗣同一样，政变后，刘光第“坐以待捕”，没有任何逃亡打算。这与他家累沉重、社会关系简单，仓猝间逃无可逃有直接关系。且其久任刑部，是“断罪当引律例”的坚定信仰者，对一道懿旨人头落地的可能性，预估明显不足。当年撰写《甲午条陈》时，妻子劝他慎重，光第回答道：“本朝宽大，不杀言者，至凶不过出口尔。且我条陈中措词尚颇得体，即有不测，不过革职。”赶到变法失败，他也自以为言行谨慎，无偏无党，即遭人倾陷，至多不过遣戍而已。

“本朝宽大，不杀言者”，放在文字狱横行的清前期，俨然笑话一般。嘉道以降，罗网渐弛，就难免让读书人犯起了幼稚病，忘记政权本性酷烈，屠刀未起，不过是备而不用。等到了法场上，腾腾杀气泰山压顶，作为“老刑部”的刘光第，或许才生出死期将近的觉悟。按照惯例，京师处决重犯，多由刑部满汉右侍郎及刑科满汉给事中监刑，而这一天端坐中堂的，却是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他是比刘光第资历更深得多的“老刑部”，或称前辈模范，也不算过誉。

刚毅是满洲人，但出身贫寒。他以旗人特有的翻译科生员出身，在佐吏微员的职位上几经辗转，同治七年进入刑部，成为额外主事。此人生性要强，研读律例极为用功，又屡次平反冤狱，被视为满人中不可多得的吏干之材，深受尚书翁同龢赏识，走上刑部技术官僚最令人羡慕的仕途快车道。他于光绪六年从刑部外放，一路开藩建节，甲午前经翁氏援引，入枢成为军机大臣。从零散的时人日记中可以看到，刚毅外放后，与刑部老班底的联系仍很密切，时常有信寄来，或借进京机会请客叙旧。光绪二十三年，他短暂担任过“大司寇”一职，刘光第虽称“高节独行”，对这位权威赫赫、大名鼎鼎的老前辈、老领导，怕也不能全无认识。

在刑场上，绞杀变法的旧党魁首刚毅，和其他五人是政敌，惟与刘光第，在政敌之外，还兼有同为法律人的特殊渊源。或许正基于此，那番振聋发聩的“刘光第之问”，被兀地激发出来。《清史稿》记曰：

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

可以看到，哪怕生命进入最后一刻，对于大清王朝，刘光第也有深入骨髓的信任。他以为同出刑部的刚毅该和自己一样，所以才用制度、法律、国体加以诘问。毕竟，照他最推崇的恩师张之洞所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如今供未具，狱未平，律无正条，私意诛杀，以忠贞蹈白刃，贤能填沟壑，则暴政将亡，可知之矣。

笔者的博士论文，以清代刑部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之最重头者，即是以刚毅、刘光第等为代表的刑部法律人群体。他们前半生的路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都因为“热衷”，脱离了传统技术官僚的发展路径，卷进绞肉机式的权力漩涡。受革命排满叙事影响，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刚毅，形象往往颟顸而暴悍，对着维新志士咬牙切齿。但从研究者的逻辑乃至情感而言，我更愿意相信《清史稿》描述的场景。作为政治场域的胜利者，面对将死的同行后辈，一向“刚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刚毅词穷了，并没有发出权势的叫嚣。他先是“默不应”，又忙不迭地把责任推给慈禧，可见那两句“专业”的质问，作为曾经的法律人，他是认可的，因为认可而感到理亏。

亦或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对这位同样“热衷”的后辈产生了些许佩服。庚子变乱后，刚毅身死名灭，照当时的风评，他这样的人，被归于：“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眼前的年轻人，曾和他一样刻苦、勤勉、明决，且未尝不想循序渐进，得个大官做做——甚至在许多人眼中，维新派撺掇皇帝变法改制，正是耐不住寂寞的投机行为，是“营营竞触热”“浮名婴罗网”。但刀斧加身之际，他竟能问出那样“幼稚”的话来，他的心是多么纯粹，一心想做大官的人，又哪里来得这样至死不渝？可见他到底是想做大事，是想图强救国家的。

刘光第的一生很苦，除了少年登科，聊可光宗耀祖外，在北京的大多数日子，他都过得清贫、劳碌，心底里也难免自卑。所以闭门谢客，逢人做出一副冷脸来，又极力上进，盼望着早日补缺，缓解经济压力。这样的人放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是不讨喜的，天长日久，更可能心态扭曲，奔着捞钱办事，或是仇富害人上去。所以比之聪明好学，刘光第最过人的禀赋，其实是意志坚韧，心气强固。再难得他生长在僻远山乡，所受教育全是旧式的，刑部工作具体而琐碎，也不容易接触到洋务外交这样时兴的话题。可他的胸襟开阔，视野高远，持论中正，毫无固步自封的短见，这就比刚毅等顽固旧派要强上百倍。至于忧国醒民，九死不悔，则又是一重更伟大的境界，足以使其千秋彪炳，化作国人语境中永恒不灭的君子。